标题自由开放有利于经济发展？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件大事，不过加入世贸会带来的影响，似乎使很多人忐忑不安。
　　首先，在目前还无法就工农业与服务业相关协议来一一讨论其各自所可能造成的影响，不过，必须指出一点，世贸组织的规范虽是既定，但是如何运用这些规则来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其实还有一定的空间，但这有限空间的掌握与运用，则依据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与意愿而定。譬如，以前运用反倾销来抵制进口品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但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运用的次数已经接近发达国家(其占全球反倾销案数目的比重从一九八七年的两成增为一九九七年的五成)。这也意味着国家处理这等事务的意愿与能力，会直接关切到发展中国家在此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与权益。
　　其次，就长远来看，在世贸组织未来的贸易谈判之中，怎样去影响竞争规则的订定。世界贸易组织的产生与变革，无可讳言，在过去很清楚的是由发达国家主导，下一回合贸易谈判所排出来的议程，如智能财产权与投资协议等谈判，目的很清楚都是要维护欧美日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之中的利益。发达国家以本身庞大富有的市场为筹码，诱逼发展中国家就范。个别的发展中国家势单力薄，参与世贸组织，总比单独面对美国等强国的庞大压力要来的有利，因此参与世贸组织的国家数目不断增加，以至于至今全球贸易已有九成多是在世贸组织规范下进行。如何在这重要的国际组织中，结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来与发达国家抗衡，不单是为了保卫自身利益，也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国际责任。
　　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就某个意义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力量增加了些。因为这事件让发达国家体会到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性，而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会是不稳定的因子。以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若能团结印度与巴西等其他重要发展中国家，一起在世贸争取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则对中国自身、对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秩序，都是很有助益的。因为一个由发达国家利益为主导的世贸，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有害，对于世界平衡发展不利，对于世界和平更是不利。
　　但是要如何界定、进而争取自身的利益，并更进一步促进全球的和平繁荣？这当然牵涉到如何看待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不过，这方面的看法歧异极大，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自由市场、依赖理论与修正学派　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发展经济？这其中主要的变量，除了极具争议性的国家角色问题(国家是否应该干预经济)之外，另一主要变量是对外的关系，包括贸易与外资政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必须要追赶发达国、向其学习先进技术与组织，同时也必须在国际市场中、在与发达国竞争中设法成长。在现今这日益整合的国际经济体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必然是以相对性的界定，为追赶上发达国这移动的标的为任。因此，任何经济发展理论，必须提出发展中国家要如何向发达国学习、又能在发达国竞争下求取发展的道路。
　　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目前在全球居主导地位的当然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自由市场论。新自由主义自一九七○年代取得思想霸权地位之后，近年来更形成具体的华盛顿共识，主导着主要的国际性经济组织的运作，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对目前世界经济走向起着绝对性的主导作用。这学派主要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参与国际市场，各国必能依据各自的比较利益，在国际分工中找到成长的根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只可能是良性的，自由贸易必能带来双赢。就经济发展政策而言，发展中国家该做的是尽量开放自己的市场，欢迎外贸与外资，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做好基础建设即可。
　　与此相反，将发达国家的影响看作纯粹负面作用的则是依赖理论。这派学者认为外在关系正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阻碍，发达国的进口品会取代本国的生产，外来投资则会取代本地的企业，因此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机会就是在不和发达国家发生接触的时候(如发达国忙于世界大战之际)。依赖理论虽曾在战后早期红极一时，但在一九七○年代后就逐渐没落失去影响力，部分是因为拉丁美洲进口替代工业化成果令人失望，更甚者，对外依赖程度高的东亚反而成长迅速，这些发展是这理论所难以解释的。同时，如何将贸易的贫穷化作用理论化，也是这学派难以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发达国国内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有方兴未艾之势。这运动中有诸多复杂歧异的诉求，包括反对发展中国家进口品抢去工作机会、反华盛顿共识、反对大企业主导美国政策、反对为加入国际组织而改变国内政策、反对资本主义等。而在与其相呼应的发展中国家反全球化运动中，其反对欧美及国际组织以华盛顿共识之名进行干预时，以及发展中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入时，则清楚的又出现依赖理论的影响。
　　第三种看法则是修正学派的理论，修正当然是意指修正自由市场的学说。这派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困难处境，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完全开放或(反全球化的)一刀两断这种过于简化的处理法可以解决的。发达国在生产技术与方式上的先进性，是无可置疑必须学习，而学习必然意味着不能孤立于其外，但同时发达国的先进性也意味着清楚的竞争威胁，需要产业政策来保护本地的幼稚工业。
　　实证上的检验──后进如何追赶先进？　在过去一世纪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前者与后者人均所得(per capita GNP)的比例在世纪初约为三倍，到了一九五○年约为五倍，一九七○年约为七倍，到了一九九九年(若用当期币值计算)则已是二十倍多(美金25730元对1240元)！这百多年来，属于发达国家范畴(富国俱乐部？)的成员组成稳定，彼此的发展水平清楚趋向一致，并且整体上大致维持稳定成长。
　　数目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其整体的表现是越来越落后于发达国家，不过各国之间的成长表现则非常分歧异质。东亚等新兴工业国成长成绩最好，是惟一缩短了其与发达国之间差距的一组发展中国家，只是他们在发展中国家总数中只占不到一成。有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战后平均年成长率小于1%，其中最贫穷的三分之一国家其人均所得已降至为发达国水平的2%以下。因此，就经济发展的整体成绩来看，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前景是极端困难的。
　　就过去经济成长的纪录来评断，前述三种看法孰优孰劣？首先，依赖理论既无法解释东亚的成长，又难以提出可行又具前景的发展策略，其理论价值存疑。虽说在经济难以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中，依赖理论会继续提供反对帝国主义力量的理论支持，但在今日这日益整合的国际经济体中，这理论实无法对弱势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一个反其道而行的可行发展策略。
　　依据过去经济成长的历史来看，自由放任并不是成功的发展策略。在过去，除了最先发展资本主义的英国之外，任何成功发展经济的国家，都不是依赖自由市场或完全开放本国市场来发展的。
　　这是因为其他国家都跟随在英国之后发展，只要后来者发展的起点离领先者有距离，就会有追赶领先者的问题。要追赶就需要实行产业政策，就需要学习先进者，学习则需要空间，一个暂时免于先进竞争的空间。譬如十九世纪的美国德国与日本，在追赶时期，就全是保护幼稚工业论的信徒，都曾长时期高度运用关税与非关税保护措施。至于第二次大战后的新兴工业国，则国家更是进行强力干预，除了保护幼稚工业之外，还运用产业政策大力扶植策略工业。
　　当然，后来者发展的起点离领先者的距离远近有很大的差异，如原先美国德国当初就离英国不远，人均所得只差几成，而第二次大战后的东亚国家，则距离领先者差了近十倍。就如A.Gerschenkron所言，距离先进者越远，则发展中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上，其所需要用的手段的强制性就越高，干预程度越强。
　　因此就经济成长的历史记录而言，修正学派所言清楚的比较合乎现实，无论是当年处于追赶初期的美德日等国，或是近年发展的新兴工业国，都是倚赖贸易保护与产业政策，来进行经济发展。
　　近年来，在国际压力下，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开放市场，但是在这些已经进行经济革新(economic reform)的发展中国家中，除了连续出现不少像阿根廷濒临破产的各种危机之外，至今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东亚国家一样，成功的开启了持续性经济成长的机制。同时，东欧俄国等过渡型经济，在十多年前追随自由市场理论，进行了快速开放快速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结果到今日为止可说相当悲惨，多数国家的经济水平低于改革前，并很多仍持续处于经济衰退的状态。
　　总之，新自由派的自由市场处方，在过去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过成功的经济发展。不过，自从七十年代以来，在发达国之中，因为原先福利国模式的发展遇到瓶颈，因此引发了各派理论的争议，最后新保守派获胜，新自由主义取代了原先的社会民主与凯恩斯经济调节理论。从此之后，在英美的领导之下，新自由主义就成了全球新的教条，成了主导世界经济的新教义。
　　公平竞争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就如前述的历史经验所显示，自由放任是强者的理论，当英国仍是世界第一强的时候，他不需要保护幼稚工业，他可以提倡自由放任。现在发达国之间的实力已经相当一致，已经不需要追赶，他们互相之间必须讲究如何公平竞争，他们不需要产业政策理论，他们提倡自由市场理论，一方面协调竞争规则，一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这理论服务其需要，同时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也是这理论的坚实后盾。
　　发展中国家只要还没追赶上，就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需要，需要不同的理论与政策空间。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是发达国家的市场，以及可以进行扶植出口工业、培植本国企业的政策空间。当十九世纪美国、德国追赶英国时，他们得到了这样的空间与机会，第二次大战后东亚国家也得到了这样的机会。但是近二十年来，发达国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新兴市场，开始缩减这空间，更加威胁到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机会。
　　维持世界经济体系的顺利运作，是大家公认的目标，经济秩序的紊乱必会对全球尤其是落后地区带来极大的伤害。而为了维持这体系的运作，设定公平的竞争规则是相当合理也非常必要的做法。
　　但是这种短期性公平竞争与合理秩序的要求，与长期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要求，两者之间存在着基本的矛盾与冲突。如前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是处于不对等的地位，真正的公平竞争其实难以界定。发展中国家若要改变地位的不平等，若要进行追赶，就必须要有进行干预的政策空间。参与国际贸易、维持世界商业体系的顺利运作，目的应该是要帮助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国际贸易程序上的正义，应该只是一种手段，不应该是目的本身。发展中国家在世贸争取产业政策空间时，应该要理直气壮。
　　世贸组织确实对发展中国家有些特别待遇，但主要是容许其有较高的关税，比较长的调整期间，这些其实只是防卫性的空间而已。实际上发展中国家更需要的是实施产业政策的空间，是主动推动发展的空间，以保护扶植本地的产业。东亚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成功地激活了经济成长的机制，其所依赖的政策工具与政策空间，很多已经被世贸组织的规范所禁止。
　　东亚经验：外贸与外资政策　台湾在发展过程中，确实是以出口产业为成长的火车头，以至于有些新自由派学者还错误地指此为对外开放而成功发展的标杆案例。但事实上，台湾在过去一向是将出口当作创造本地价值、提升台湾产业的机会，出口有补贴不说，政策更是鼓励当地生产出口产业所需要的中间投入(原料与零组件等)，政策措施或是直接由政府投资设立资本密集的上游产业，或是用补贴研发来开发关键零组件，或是用进口签证权(现已被禁止的非关税贸易障碍之一种)来要求出口厂商优先用国货，亦即出口厂商在进口(本地已经有生产的)零组件时，要提出不用本地货的理由与证明(价格超过进口价15%或品质规格不符)。
　　譬如，台湾战后早期，下游劳力密集的成衣与塑料鞋出口成长快速，政府就扶植上游的石化业，来提供人纤原料与塑料原料，并用进口签证权为辅助措施。当笔记本电脑成长快速之际，就用研发计划来协助开发液晶屏幕的生产，以取代昂贵的进口品，并作为一个新兴的成长工业。到现在，在所谓“国民待遇”(亦即不能歧视进口品)的规范下，这些当初东亚国家运用的得心应手的政策措施，就无法再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服务了。
　　同时，东亚在策略上清楚的是要扶植本地企业，而拉丁美洲则一般比较依赖跨国企业或合资企业，而发展至今这两种策略的孰优孰劣早已见分晓。扶植本地企业的优点，并不在于满足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的情绪，而是在于只有本地企业才可能是学习的主体，才会是产业升级的执行单位。以下台湾的例子就可以作为佐证。
　　外资企业对当地的影响是祸是福？根据以往的经验，答案是依情形而定，依发展中国家如何运用外资而定。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有一个清楚的工业发展策略，同时外资的引进是在配合这策略下进行，并且要求外资带来技术移转以及经由外溢效果而协助当地企业的发展，则就会有良性的影响。若这些条件都不具备，那引进外资的影响就不看好了。
　　台湾的外资政策即是前者。台湾向来虽然表现得很欢迎外来投资，但其实外资都需经过审核，审核过程不公开，实际上则多半会附带有高外销比例、逐步增加本地采购(当地成分)、进行技术移转的要求。这些措施在诸多产业中都有不错的影响，最好的结果就是本地产业兴盛之后外资就变得不重要了。
　　譬如，台湾电子业在早期的发展，是由欧美电子公司来台进行组装与封装等劳力密集的简单加工，日后在总体产业政策主导下，本地的电子业逐渐发展，跨国电子公司的贡献除了当初提供就业机会外，就是训练了相关人才，带动了相关供应产业的发展，而当本地电子业发展起来后，多数原来为了利用廉价劳工来台的外资，则多半外移而没有提升在台湾当地运作的层级，印证了上述产业升级必须依赖本地企业的说法。譬如，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是台湾高科技产业的摇篮，在设立初期外资超过三成，等本地产业发展起来之后，目前已经降为百分之三。
　　上述台湾处理外资的做法，在如今已经多半被世贸新规范所禁止。对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规范，目前只通过了一小部分，不过当地成分、外销比例与平衡外汇等要求已经不被允许。欧美国家预备在下一回合的贸易谈判中再推动此方面进一步的讨论，主要是希望限制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各种要求与限制。发达国的跨国公司已经在全球占有极为强势的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后进企业难以与其竞争，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而要求跨国企业移转技术、提高当地成分、增加外溢效果，是非常合理的要求，难道外资愿意承认他们不愿意协助做到这些吗？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中应该全力抗拒接受这样的协议。
　　新自由主义学派学者最乐于做的事情，就是细数发展中国家进行干预的各种失败案例。他们认为干预就会带来政府失灵：官僚错误的判断、腐化的机会、引发厂商竞租的行为、保护带来怠惰等等，都是可能发生的问题。确实，成功的干预是高难度的作为，成功确实需要各种条件的配合，看东亚、看拉丁美洲、看非洲，干预普遍存在，不过成功的少，失败的多。但问题在于，若不进行干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发展经济的可能。若为了遵循自由经济，为了遵守所谓公平竞争的规范，而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产业政策的努力，那他们提升经济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了，这世界将变得更加不平等，国际秩序更为不稳定。
　　近年来，有很多学者开始研究实施产业政策成功的条件，已有相当成果。一般而言，产业发展策略要有清楚的设计与目标，补贴一定要有(依据经济表现的)赏罚分明的准则来配套，制度设计上要着重透明性、监督与权力制衡机制，国家要有相对自主性，政策施行要有公信力、要能让多数人相信他们能分享成果等等。各国情况皆有异同，发展中国家则必须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斟酌自身的条件，设计出最适合本国的制度与政策。
　　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里的发展空间　虽然如上述，世贸组织的新规范已经对发展中国家给予诸多限制，东亚国家在过去所运用的产业政策措施，已经多半不被允许，但是这并不表示产业政策已经完全没有空间。有些政策空间是会继续存在的，譬如对研究发展活动的补贴，或是对国内发展较落后区域的补贴等，这是因为美国的尖端产业如国防与制药工业，都高度依赖来自政府对研发计划的补贴，欧盟为了维持区域平衡，也一定要保留一些政策工具。同时像反倾销与保护受威胁产业，也留有一些政策空间。
　　这也显示世贸组织的所谓公平竞争的规则，一方面不可能涵盖竞争的所有面向，另一方面更是会依据强势会员国的需要而有不同的着重点。所谓的公平竞争，其实是在有限制的定义范围内的公平，上述的研发以及区域平衡考量等就不在范围内，因此也不可能有完全的公平。不过，对居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重要的是认清现实尽量争取自己利益，这也意味着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等，就应该要尽量从自身的需要出发，来影响世贸组织未来规则的订定与修改。
　　随着游戏规则的变化，东亚国家在近年来也都修改政策架构，早已将扶植新兴产业的措施，修改为依赖对研发补贴与租税的优惠。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变迁，所需要的政策也会有所不同。发展中国家虽然没有发达国那样可以强行修改竞争规则的本钱，但是规则永远不可能涵盖一切，努力在现有的框架下找寻符合自己需要的空间，是发展中国家自求多福的生存之道。
　　全球的经济秩序的维护确实重要，每次经济危机都给受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大的伤害。不过，全球经济秩序的维护，不只是依赖世贸组织所谓的公平竞争规范，更依赖各经济体的繁荣成长。而发展中国家若要能像东亚国家那样进一步发展他们的经济，就需要多一些产业政策的空间，而这些不应该会影响到全球经济体制的运行。
　　自第二次大战后至今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贸易量比起产值成长要快几倍，随着商品与资本的流动，全球经济整合的程度已经大幅增高。发达国家整体不单维持稳定成长，并且互相之间渐趋一致，是这过程中清楚的赢家，他们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也日渐扩大。东亚等新兴工业国是惟一一群能够持续快速成长、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发展中国，其他或者如拉丁美洲国家无法维持持续的成长，或者如非洲很多国家陷入衰退的情况。这样的发展趋势，对于世界秩序长期的稳定而言，绝对是不利的。
　　世贸组织之前身原是发达国协调它们互相之间竞争规则的机制，只是近年来新自由派思潮当道，同时因发达国家之间竞争趋烈，使得他们亟于进入发展中国的新兴市场，因此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很大的开放市场的压力，逼使发展中国家进入世贸组织。发达国家想要在下一回合所推动的议题，包括贸易相关智慧财产权、投资相关措施等，很清楚不是为了增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
　　在“九一一”之后的气氛中，发展中国家应该团结起来，在世贸组织中争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应该抗拒发达国家要推动智慧财产权、投资相关措施等议题的谈判，并尽力争取产业政策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