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在废墟上收获什么

　　早就听说过“向阳湖”这名字，是“文革”时文化部五七干校所在地。读了《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一书，对于向阳湖的了解，更多了些。据说，向阳湖本名西凉(良)湖，地处古之所谓“云梦泽”。唐代诗人孟浩然有诗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改名“向阳”，时代使然也。因了文化部五七干校，这向阳湖更是闻名遐迩。
　　当时，全国各地干校到处都有，为什么向阳湖干校如此“声名远扬”？“文革”中文化部属于彻底“砸烂”的部门。一九六五年即从南京军区调进一批干部，意欲改组文化部。第二年“大革命”爆发，被称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的文化部首当其冲。难怪“五七战士”们一到咸宁，军宣队就宣布要在向阳湖扎根一辈子。此其一也。“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之命、大革文化人之命的运动。文化人成堆的文化部，自然成为“革命”对象。许多人都是祖孙三代一起被赶到干校，其中既有小脚老太太，也有八个月的娃娃，全部“扫地出门”、“连窝端”。可见毛泽东说的“除老弱病残者外”，对文化部是个例外。此其二也。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四年，文化部系统(包括文联、作协)大约有六千余名文化人及其家属被迫来到向阳湖。冰心、冯雪峰、楼适夷、沈从文、张天翼、萧乾、陈白尘、臧克家、严文井、张光年、孟超、孙用、侯金镜、李季、郭小川、牛汉、绿原、曹辛之、冯牧、吴雪、葛洛、韦君宜、陈翰伯、陈原、王子野、王利器、王世襄、顾学颉、舒尧、周汝昌、戴文葆等一大批文化人汇聚于此，盖房造田，建厂烧窑，种地捕鱼。因此号称全国第二大干校(第一在江西)。此其三也。
　　这部书主要内容是这些文化人对那段苦难而荒唐的岁月的回忆诗文。他们写围湖造田、脱坯建房、割稻插秧、放牛养鸭、拉车舀粪，也写学习检讨、批判揭发、追查揪斗、弄权整人，自然也不乏悲欢离合、生离死别、痛苦绝望，乃至怀旧抒怀、趣闻轶事。然而，读过之后，仍然感到很大的不满足。除上述内容之外，很少看到像戴文葆那样的“迷茫”、“羞愧与迷惘”，韦君宜那样的“不该忘掉的，好好想想看，你们还想得起吗”的追问，许觉民那样的“半人半鬼、非人非鬼，是人乃鬼”的苦难记忆和伤痛感受。我更想看到的，不是“入新图”的“自喜”(臧克家《忆向阳·微雨插秧》)，而是许觉民所主张的“发自肺腑的真言”、“真实的心灵”的袒露和震荡、“心灵的独白”和追悔。
　　张初考指出：“若要建立‘文革’博物馆，咸宁向阳湖是天造地设的场所。”如果作为博物馆的文字材料，恐怕《向阳情结》所辑录的文章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戴文葆所说，“书中写下不少真话，一定还有许多真话一时来不及回想细谈”。对于过去，对于历史，对于以往的苦难，我们不仅需要回忆和铭记，更需要反思和追问！“当时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没有什么意见，若干人当作酒后茶余的谈助的罢。接着便将被人们忘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鲁迅先生几十年前说过的这两段话，足以让我们警醒和深思。
　　阎纲记得，在一九五六年底作协的一次肃反总结会上，刘白羽所做的总结报告刚结束，陈企霞就发言说：“一定要说还有多少收获的话，那么，一座宫殿烧毁之后，还能收获一大堆木炭吧！”假如我们的历史记忆中没有真正的反思和严肃的追问，在向阳湖的废墟上还能收获些什么呢？
　　(《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15.00元，下册，二○○一年出版，1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