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
(班固《汉书·艺文志》序)
悲愤出诗人，乱世见思想。
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中国是个“礼坏乐崩”(语出《汉书·艺文志》和《汉书·刘歆传》引汉武帝诏书，今多作“礼崩乐坏”)的时代。当时出了两个最有名的思想家，一个是老子，一个是孔子。他们的后学对他们做了很多解释，也留下很多疑惑，成为咱们反复认识的传统。郭店楚简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但出土了战国写本的《老子》，还出土了多种记载孔子和孔门弟子言行的简文，把我们和这两大圣人的距离拉得很近。如果我们把古书比作一条藏在云端的龙，宋元以来的古书是它的尾巴，敦煌的发现是它的身子，那么，现在的发现就是它的脖子，我们离看到龙头的日子已不太远了。
过去，老实说，我一直对孔子提不起兴趣，觉得论深刻机智，他比不上老子。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郭店楚简，上博楚简，出土最多的却是大量儒书，它们逼我重新阅读，重新思考，改变偏食的习惯，让我学到很多新知识。特别是它提醒了我，向来的思想史研究，其实有个很大的漏洞，就是近代以来，我们对孔门学案最早的一段，即所谓“七十子”，太不重视，认为《礼记》是汉代文献，《论语》以外，免谈孔子，老是用“孔—孟—荀”三段式讲早期儒家，把本来最重要的一段给忽略掉了。
研究早期儒学的传承，即使今天，我们也还得读《史记》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郑玄《孔子弟子目录》佚文，《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以及《孔丛子》等书也是重要参考)。从前，我总纳闷，孔子当年，既无班级编制，又无课堂讲授，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或七十七)，他教得过来吗？后来才知道，古代的教学制度和今天不一样，当时的老师，他们的学生是由三部分人构成。一种是登堂入室，亲炙师教者，是所谓“受业”、“及门”、“入室”的弟子。一种是登记在册，不一定能见到老师，而由前者辗转传授，则是所谓“编牒”、“著录”、“在籍”的弟子。还有一些，只是“仰慕虚名、借资声气”的热心追随者，除了“大会都讲”，站在远处观望，一睹大师丰采，其实学不到什么(参看：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上册，675—678页：“讲学者不亲授”条)。所谓“仲尼弟子”，当是包括了这一大堆学生。比如，以东汉的情况而论，据吕思勉先生讲，当时的大师，他们的第一种学生都是动以千计，第二种学生也在万人以上。西汉和西汉以前，情况还没这么热闹，但以古代的制度考虑，孔子有七十多个学生和三千多名追随者，倒也并非不可想像。
孔子的弟子到底有多少，司马迁兼载异说，一种是“七十七人”说，见《仲尼弟子列传》。他写此传，参考过一本书，就是讲孔门师承的《弟子籍》。这本书是出自孔壁的战国写本，当是孔门原来的说法(《孔子家语》的记载也是七十七人，但却以“七十二弟子解”题篇)。他是根据这个花名册，再加上《论语》的有关记述，然后写成此传。在这篇列传中，他一上来就说“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注意：它是以“七十有七人”为受业弟子)，估计就是出自《弟子籍》。另一种是“七十二人”说，则见《孔子世家》。《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注意：它是以“七十有二人”为身通六艺者)。这种说法也有较早的来源。如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刻过一套《文翁礼殿图》(即以此为主题的很多汉画像石所本)，上面的弟子就是七十二人(“七十二”是凑“五行之数”)。此外，《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孔子徒人图法》，以及后来的《孔子家语》，它们也都记载了这批弟子。
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孔子的学生，见于《论语》等书，可以考见其年龄、姓名和受业情况的，只有三十五人，还不到一半。他们当中最出名的，是以“德行”著称的颜回(子渊)、闵损(子骞)、冉耕(伯牛)、冉雍(仲弓)，以“政事”著称的冉求(子有)、仲由(子路)，以“言语”著称的宰予(子我)、端木赐(子贡)，以“文学”著称的言偃(子游)、卜商(子夏)，即所谓“四科十哲”。但这些弟子，他们好像都没有著作传世。相反，名气小一点的其他二十五人，他们中的某些人，后来倒是自立门派，有不少追随者，也有著作传世，如颛孙师(子张)，后世有“子张之儒”；曾参(子舆)，司马迁说曾参作《孝经》，《汉志》有《曾子》；宓不齐(子贱)，《汉志》有《宓子》；漆雕启(子开)，后世有“漆雕氏之儒”，《汉志》有《漆雕子》。另外，不在这批弟子当中，但活动时间相近，还有孔子的后代孔伋(子思)，后世有“子思之儒”，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汉志》有《子思子》。战国晚期的“儒家八派”，就是从“七十子”发展而来：“子张之儒”、“子思之儒”，无疑义。“孟氏之儒”是孟子的学派，“漆雕氏之儒”是漆雕启的学派，“孙氏之儒”是荀子的学派，也不成问题。“仲良氏之儒”是仲梁子的学派，“乐正氏之儒”是乐正子春的学派。乐正子春是曾子的学生，仲梁子可能也是，他们都是传曾子之学，这点也还算清楚。惟“颜氏之儒”，多以为是颜回的学派，则有疑问。案孔门弟子以“颜”为氏者有九，未必即颜回。又据上博楚简，言游之“言”与颜回之“颜”无别，它也可能是言游的学派。我们从古书引用的情况看，战国中晚期，儒家的主要派别可能是子张、曾子、子思、言游、漆雕启，以及孟子、荀子的学派。儒家八派无子夏，是一大疑问。
研究“七十子”，过去可以利用的资源，除去《论语》，主要是汉人传授的大小戴记(即《大戴礼》和《礼记》)。这批“记”的来源是孔壁《古文记》。它们的内容很不一样(刘向《别录》把《礼记》分成十类)，其中有不少讲礼仪制度的篇章(属刘向分类的“制度”、“明堂阴阳记”、“世子法”、“子法”、“丧服”、“祭祀”、“吉礼”、“吉事”八类)，所以曾被当作解释“礼经”(即《仪礼》)的参考资料，称为“礼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批文献中，还有不少篇章是记孔子之言，或孔子与七十子的问答，或七十子本身的著作(主要集中于刘向分类的“通论”、“乐记”两类，但其他几类也有相关内容)，与《论语》相似而篇幅较长。比如曾子和子思的作品，就是赖此以传，保存到现在。
在前人的研究中，通过发掘“七十子”，重建所谓儒家“道统”，最有名是晚近影响很大的宋明理学。他们的开掘资源主要就是大小戴记。如宋杨简辑《先圣大训》，薛据辑《孔子集语》，汪晫辑《曾子》、《子思子》(他们的书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辑本，而是一种带有新编性质的主题摘录本)，以及朱熹收入《四书》的《大学》、《中庸》(他认为《大学》是曾子的作品，《中庸》是子思的作品)，它们的来源主要就是这两本书。宋人认为，孔子之学的嫡传是颜回、曾子、子思、孟子(见朱熹《大学章句序》、《中庸章句序》)，但颜回无书，有书者只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他们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就是体现这种“道统”。近年来，有些学者重新收集《论语》以外的孔子言论或有关记述，重新整理孔门弟子的有关资料(如李启谦等《孔子资料汇编》和《孔子弟子资料汇编》，山东友谊书社一九九一年版)，仍然未能脱其范围。
所以，不可避免的是，现在研究孔子和他的第一批学生，宋学还是入手处。
当然，现在研究“七十子”，我们又有不少新资料，宋人看不到。这就是九十年代出土的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
在郭店楚简的十八篇中，我们读到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没有“说话人”。惟一有“说话人”的，是《缁衣》和《鲁穆公问子思》。前者有“孔子”，后者有“子思”(该篇中的“成孙弋”，我们还不清楚是什么人)。学者认为，这批竹简主要是子思本人或子思学派的作品。这种说法对不对，或者哪些篇是，哪些篇不是，这个问题还可讨论，但它们反映的主要是“七十子”的东西，或“七十子”时期的东西，其中也包含子思一派的东西，我完全同意。
在数量更大，现在还没公布的上博楚简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中的人物，如颜回、仲弓、子路、子贡、子游、子夏、曾子、子羔、子思等人，有些甚至就是以他们的名字题篇。它们是“七十子”的东西，这点更明显。
另外，这两批竹简，它们都有与今大小戴记相同的篇章，如上博楚简的《武王践祚》和《内礼》，见于《大戴礼》(前者是据《大戴礼》题篇，后者有自己的题名，但相当《大戴礼》的《曾子立孝》)；《孔子闲居》和《缁衣》，则见于《礼记》(都是据《礼记》题篇)。郭店楚简也有类似的《缁衣》篇。
总之，如果我们不再疑神疑鬼，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碰上的正是“七十子”或与“七十子”有关的作品。这是我们的福气。
读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不但有与《论语》相似的辞句，而且和大小戴记也有密切关系。学者的大量考证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谈到对郭店楚简的印象，很多人都认为，现在的发现证实，宋明理学才找到了儒家的本源。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有点不同。
第一，我认为，孔子的一生有多面性，他既有道德追求，也有事功考虑。过去，大家对他有一些固定印象，比如说，他不讲“怪力乱神”，也罕言“天道性命”(和道家爱谈宇宙论和养生问题形成对比)，兴趣更多是在仁义道德和礼乐制度。他更关心现实问题、世俗问题，而不是宗教问题、哲学问题，这不能说是虚构。但他的思想还是包含了多种发展的可能(比如他说“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涉及到心性问题)。他的后学，出身背景不同，性格志趣各异，本身也有各自的选择。不但“七十子”和他们的老师不一样，而且“七十子”之间，“七十子”与“儒家八派”，他们也不一样。很多问题是，老师不讲学生讲；或老师语焉不详，学生大肆发挥。宋儒以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建立道统，强调其心性之学，强调其道德修养，这当然有重要意义，甚至可以说是重要发现，但这只能说是发现了早期儒家的一个侧面，或一条线索，而不是它的全部，更不是它的主流。我相信，一个两千多年被人反复解释的孔子，不可能是一个有固定面貌的孔子。
第二，战国秦汉的儒学是以政治关怀为中心，这也是孔子思想的重要侧面。虽然孔子当年，他在政治上不太得意，所以对讲求德行的弟子更偏爱，但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史记·儒林列传》)，情况却正好相反，他的学生，真正得志的反而是长于言语、政事和文学者。当时，“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同上)，他的很多学生，还有学生的学生，其实都很趋时趋势，与政治潮流有密切合作。比如子夏对三晋地区的法术传统(这个传统后来被商鞅传播到秦国)，还有好谈制度，传帝王术给韩非、李斯的荀卿，就有很大影响。战国晚期，流行刑名法术和阴阳五行，儒家与这类学术对话(利用儒家典籍中的亲缘成分)，也主要是制度派，而不是道德派。他们的所作所为，虽未必合于孔子本人的理想，但却是战国秦汉儒学发展的主流。当时，颜回一流的人物，只能“隐而不见”(同上)，人数很少，而且吃不开。
第三，宋儒的建立道统，是逆反原来的主流，重张孔子思想被掩盖的部分，变支流为主流，情况正如汉初道家从刑名法术重返清净无为。战国秦汉，儒家讲制度太多，在宗教、哲学问题面前，本来就捉襟见肘；而魏晋隋唐，又遇释道挑战，在这些精致的思想体系面前，也难免相形见绌。这是宋代学术发生重大转机的历史背景。但他们的“复古”，与其说是“复古”，不如说是“托古”。他们真正复原的恐怕还是他们心中的古代，而不是本来的古代。比如现在，以郭店楚简为例，我们碰到的情况好像是，儒家本来关心的就是天道和心性，而且对超越性的问题也饶有兴趣。这对不对呢？似乎比较对。但我们不要忘记，郭店是局部，而不是全体，在上博楚简中，早期儒家的面貌要比这复杂的多。更何况，我们就是把上博楚简加上去，它反映的也还是局部。我们应当看到，儒家在汉代之所以跃居主流，孔子之所以被历代尊崇，关键并不在于它对现行制度的批判和抗辩，也不在于它对社会苦难的悲悯和同情，而是在于它与制度的结合，特别是与文官政治和仕途经济的结合。它对“天”的关心，主要还是作为政治命运的关心；它对“人”的关心，也主要是作为政治动物的关心(案：秦汉之际的制度创设，每一步都伴有儒家的反动。秦始皇统一天下，本来是想三统一：统一制度，统一宗教，统一学术，一步到位。但他做到的只是一条半，即车书一统和二百祠
。他请儒生、方士兴太平，双方闹翻，统一学术宣告失败。这是第一步。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统一学术；巡狩封禅，兴立祠
，还是统一宗教，仍然是做秦始皇没有完成的事。但他完成的只是学术统一，宗教统一，遭王莽反对，被大打折扣。东汉以来，宗教失控，乃有民间借术立教的高潮，终于导致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引入)。
总之，当我们为郭店楚简的发现而欢呼雀跃时，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研究仅只是管窥蠡测。
二○○一年十月十一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郭店楚简与儒家经籍》、《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李学勤著，收入《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郭店楚简与道统攸系》，姜广辉著，收入《郭店楚简与儒学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辽宁教育出版社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