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重温福山

　　天津　刘丰
　　《读书》二○○二年第一期杨雪冬的文章《重温全球混乱理论》为我们勾画了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学术界关于全球秩序的诸种理论，按照他的说法，全球混乱理论是在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事实上，这诸种“混乱”理论(实为秩序理论——都是对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的探讨)与福山并非有直接的关联，只是在冷战结束的大背景下，福山对后冷战时代格局的论断抢先一步，于是紧随其后者正好将其拣起作为靶子或者踏板。所以当时的学术界少有不提福山及其“历史终结论”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大量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章为我们记录下了当时这一“学术风气”。
　　十年之后的今天，福山及其“历史的终结”也终成历史。新近在《新闻周刊》(News Week)二○○二年特刊上又见到福山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真正的敌人》。这是福山在九一一事件之后的一篇评论，虽然是新形势新问题，但福山并没有贡献出新的思想。他还是一贯借用历史的逻辑强调他在其他的地方早已表达过的主题：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是历史进程的终极状态，世界上其他形态的文明都将聚合于西方文化之中，西方式的制度安排成为人们认同的基础，是人类最后的统治形态，“西方的价值和制度是绝大多数(如非所有)非西方人民的极大诉求”。一直以来福山对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的优越性和普适性深信不疑，在这里他也为我们指出所谓的“激发长期的跨越文化疆界的同化”这一暗含的历史机制，按照他的描述，这种机制最先(也是最为强劲的)发生在经济领域，随后扩展到政治领域，最后(也是最为持久的)在文化领域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在同期的《新闻周刊》上还刊登了塞缪尔·亨廷顿的一篇文章，在此文中亨廷顿也对九一一事件及其在十年前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作了反思，与他的日裔同事不同的是，虽然亨氏认为九一一事件的发生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伊斯兰战争的时代”，而这很可能成为“文明的冲突”的一种前兆，但是他也曾严肃地指出在未来不可能有一种普适的文明会取代其他文明而单独存在，各种不同的文明之间应该学会共处。对于西方文化中存在已久的普世文明的问题，处身西方学术圈内的亨廷顿早已在其《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详加论述和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在福山的文章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拼凑出来的词语——“伊斯兰—法西斯主义(Islamo－Fascism)”，在福山看来，九一一事件的发生表明伊斯兰文明是一种与现代社会根本对立的文明形态，其对现代文明的仇视和对现代化进程的抗拒使其走向暴力和恐怖，极端伊斯兰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法西斯，而伊斯兰—法西斯正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敌人。虽然在福山看来布什政府坚决断定对拉登和塔利班的战争仅仅是一场反恐怖战争而非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对抗的说法是明智的，但他坚持认为美国所进行的战争绝非单纯意义上的反击恐怖主义的战争，其背后明显是深层文化因素在起作用。似乎九一一事件对这个一向自信的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刺激如此之大，以至于福山要把“法西斯”这样一个极具仇恨和偏见色彩的词汇赋予新意，将其置于一种与自身价值观不相容的文明形态之上，除此之外似乎无法理解和平衡自身理念和价值所受到的挑战。
　　近年来伴随不断推进的全球化进程，西方文明和自由主义的确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正是有了像福山这样的学者在理论上将其提升为人类的终极走向并且有了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在现实中加以实践，所导致的后果之一是冷战以后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异军突起。他们从理论和实践的层次将西方文明提高到充当其他文明的至高无上的良师的地步，却避而不谈其从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中所得的好处以及由此带来的灾难，而世界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其扩张的历程曾经动用了最为野蛮的殖民主义和世界大战的方式，而现实中又以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诸领域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特征。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的确不值得有着现代文明教养的人们给予同情和支持，但是对于其兴起以及由此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我们是明了的，因为它们也如同其对立面一样建立在西方文明和自由主义所固持的优越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念基础之上的，在这一点上西方文明的狂妄自大以及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为所欲为是负有责任的，或许“正是在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民族主义或假世界主义的视野内，弱小民族和普遍民众对于国际霸权的反抗才变成了‘非理性’的盲动”。
　　在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一世纪是在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或者用流行的理论来说是在西方与非西方激烈冲突开始的，而在这场冲突中西方世界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吗？福山为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形态找到了继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后的又一个敌人——伊斯兰—法西斯主义，那么，在此之后西方文明是否还会有下一个“真正的敌人”？
　　这是福山带给我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