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国家与农民的两次蜜月

　　当“农民真苦，农村真难，农业真危险”的“三农危机”再一次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时，回顾一下一九四九年以来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是有意义的。五十余年来，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时而紧张，时而和缓。这一期间双方有过两次如胶似漆的蜜月期。既值得留恋，也值得检讨。
　　一九五〇年代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要特征，人均土地占有数量不平等的土地私有制度，被改变为人均占有土地大体平均的私有土地制度。大约百分之五左右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农民土地的大部分被剥夺，无地或少地的雇农、贫农获得了地主、富农们被剥夺的土地。土地改革初步实现了“天下大同”的理想。
　　如果不考虑这百分之五的“另类”农民的话，土地改革之后，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八年初，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出奇地好。这是第一次蜜月。
　　国家希望翻了身的农民不再是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者。在政府的倡导和组织下，农民们成立互助组和合作社。从临时互助组发展到常年互助组，再发展到合作社，至一九五五年，初级农业合作社成为中国农村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中国农业开始走出了小生产的传统，有了大生产的气象。由于土地私有的性质没有改变，中国农村的这一变革进行得相当平稳。国家与农民相互配合，精诚合作，堪称典范。
　　获得了土地的农民努力生产，发家致富。与一九四九年相比，一九五〇年代各地的粮食亩产稳步提高，农业经济稳步发展。来自各省档案馆藏一九五三年农业统计资料证明，这一年，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粮食亩产量超过了抗日战争以前的最高水平。一份来自浙江海宁县的研究报告称，一九五四年，农民家庭的户均收入也全面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张乐天《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一九九八年版，第66页。)鉴于一九五四年户均收入超出战前太多，可以推测在一九五三年甚至更早，海宁县的农户收入就已超过战前。农民从现实生活中感受到国家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如胶似漆。
　　在农民的家际竞争中，私有土地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两极分化，一部分农民富裕了，一部分农民变得贫穷了。这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式的贫富转换，符合农民的社会变迁观念。对于国家来说，农民的分化与“共同富裕”的目标背道而驰。国家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措施，逼民致富。于是，就有了土地归集体所有的高级社制度，至一九五八年，又有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再以后，灾难降临。
　　二十年以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在一张白纸上按下了他们的手印，这些深浅不一的印记宣告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和。
　　农民获得了以户为单位的经营土地的权力，不再按照国家的指令种植粮食。土地使用权回到了农民手中，人民公社解体。农民的身份发生变化，他们可以自由地离开乡村，进城去从事工业和商业。他们也可以不离开乡村，在自家门口开一家商店，建一个工厂，也可以大伙儿集资，建一所市镇，乃至建一座城市——一座真正的从事工业和商业的城市。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国家用政策扶植农民，至一九九〇年代中期，粮食产量持续增加，多种经营欣欣向荣，乡镇工业蓬勃发展，农民收入稳步提高，农村经济日趋繁荣。这是第二次蜜月。
　　从一九九〇年代后期开始，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市场的变化，到处是积压的过剩的产品，无论是农产品还是工业品，乡镇企业纷纷破产，农民深感赚钱之不易和生计之艰难。在市场经济时代，国家似乎失去了以前呼风唤雨的本领，国家与农民出现裂痕。其次是地方政府的变化，地方政府征收名目不一的款项，主要为了养活日渐庞大的公职人口。费大大多于税。在许多地方，农民种田一年所得，不够交纳各种摊派款。于是，开始有了“三农问题”，开始出现“三农危机”。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日趋紧张。
　　在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所用语式仍不可避免地会掉入“国家希望”、“政府倡导”、“国家采取”之类的窠穴。国家的力量过于强大，农民的力量过于弱小。回溯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在那场划时代的大变革中，百分之五左右的富裕农民被划为“另类”，成为人所不齿的“贱民”。从相对比例而言，地主、富农及其家属或许是农民中的少数，但是，从绝对数量看，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一九五〇年中国大陆人口大约为五点四亿，除去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大约为五亿，其中百分之五为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合计约有二千五百万人口，相当于当时中国一个中等省份的全部人口，也相当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占农民总数百分之五的另类农民长期成为一种象征——国家暴力——的对应物。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民承认对于百分之五的地主阶级财产的剥夺，实际上就意味着他们承认对于任何私有财产的剥夺，也即意味着对于自己的私有财产的剥夺。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民对于百分之五的地主阶级身份的承认，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对于国家暴力的承认，也即意味着他们对于自己被压迫者地位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一九五〇年代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仍然是暴力和压迫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民与国家的互动，主要表现为农民要求为自己的身份正名，他们不再是奴婢，而是主人：他们要求享有土地的耕种权，要求耕作的自由、外出的自由、择业的自由以及宪法保护下的一切自由。国家将农民失去的权利逐渐地还给农民。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导致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缘何重又紧张？
　　仔细琢磨，这一现象的背后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与一九五〇年代相比，今天的国家政权更为强大。现代国家功能的加强，使得国家政权对于乡村社会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程度。国家除了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外，还管理土地、水及环境，还要强力推行计划生育，此外，他们还承担乡村经济建设和乡村社会发展的许多任务。一九五〇年代只有几个人的乡镇政府，现在已发展到数十人乃至数百人。原来只有几十人的县政府，现在发展到数千人。乡镇和县的财政的相当部分，取之于农民，在乡镇或县工业薄弱的地区，庞大的地方政权机构几乎完全靠农民和农业来养活，农民不堪负担，农业不堪负担。其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人口的增长，与一九五〇年代相比，人均占有的耕地大大减少。以至于有专家认为，对于大多数地区的农民而言，土地稀缺，土地不再具有生产资料的属性，而是一种生存保险。如果将县或乡镇的干部作为国家政权的代表的话，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已经养不活国家。农民对于国家的背弃，并不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而是生态变迁之结束。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对于农村的政策，就必须有根本性的改变。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结束以后，国家向农民让步。凭借那一点不大的自留地和半开放的乡村集市，中国农村开始恢复生机。要结束目前农民与国家的紧张状态，国家同样要向农民让步。当国家无力将财政投入转向农村或农业的情况下，国家政权只有也必须大踏步地从农村后撤。为农民减除负担。如果中国农村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自主有序地进行乡村社会的管理，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才有可能步入第三个蜜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