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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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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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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彭富春
期数2002年07期
  任何一个从事思想研究的人,都会考虑到这一点,什么东西是我的?什么东西是新的?或许李泽厚是中国当代最具创造性的思想家之一。那么他创造了什么?用他最新的表述来说,他创造了“历史本体论”。这会使人想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错,历史本体论坚持了历史唯物论,但又发展了历史唯物论,因此它是重建历史唯物论。在此它又会使人想起卢卡契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和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但李泽厚主要的工作不是文化批判和语言批判,而是在工具本体构建的同时的心理本体的构建,而且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现代生成。
  为了看清李泽厚的独特性,我们又必须将其思想置于中国当代思想的整体中予以考察。近二十年的中国思想界可谓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一幅开放多元的格局。新潮迭起,新说纷纭。但这种繁荣的假象后面是被掩盖了的困境。如果对于当前的思想状态进行一瞥的话,那么我们将看到最触目惊心的三个现象:其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其二,中国思想的古董化;其三,西方思想的模仿化。马克思主义只是成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它既不是回到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走向它所建基的现实世界。而中国思想的研究缺少对于传统的批判,充溢的只是对它的玩赏。人们没有区分其中死的东西和活的东西,因此它的简单的起死回生和现代化不过是一种幻想。至于西方思想的研究大多是在追赶时髦,附庸流行,它们只是西方思想的介绍和模仿。我们既没有对西方思想做系统深入的研究,也缺少与之对话和讨论的能力。总之,在这种哲学学科的发展中,真正的哲学问题被遗忘了。
  那么,什么是我们时代真正的哲学问题?它就是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流行。虚无主义否认人生的一切目的,也否认生活本身的意义。技术主义将作为手段的技术变成了目的,相反不仅万物而且人都成为了技术化的手段。物质主义强调的只是物质的拥有,一切都是可消费的,一切都是可欲望的。这种种主义构成了当代中国思想的图形。问题不在于去否定它还是肯定它,而是要思考它,批判它。对于困境的克服并为其寻找出路的尝试首先只是发生在思想之中。
  但人们如何寻找一条出路呢?也许出路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可以提出许多不同的策略。不过就中国当代而言,依据马克思主义并重建其历史唯物论可能是一条希望之途。然而历史唯物论的重建并非一个简单的事情。它始终要求我们关注现实,思考现实提出的各种问题。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建构则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也就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的基本理论。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这是因为我们不再生活在马克思的时代,而是生活在我们自身的时代。因此我们要结合现代西方思想,吸取其思想资源。同时因为我们作为中国人的同一性,始终被自身的历史性所规定,所以我们也要结合中国传统思想,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或者使儒家马克思主义化。当然这里所说的这条道路曾被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中国思想的古董商和西方思想的模仿者所嘲笑,所抛弃。
  李泽厚的勇气就在于走这条他人不愿走的路,即重建或者是构建历史本体论。思想重建和构建的基础当然是现实,因为存在规定了思想。而我们所处的现实就是后现代的现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流行的是无原则主义或者是多原则主义,因此没有为什么,一切都行。同时技术获得了其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位,它成为了我们时代的最根本的特征。技术的进步也最大、最快和最好地满足了人的欲望,使人的欲望得到了解放。这对于道德家来说,简直就是人欲横流,世风日下。但这些现象作为现实都是李泽厚思考的问题,正如它们同时是一些先锋艺术家所表达的内容一样。在此给他提供视角的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不过既不是斯大林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之后的各种教条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才是李泽厚所用的视角。与此同时,他还充分考虑到了将海德格尔等现代思想家的思想作为自身的思想资源。他强调,如果说工具本体重要源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话,那么心理本体则更多地从海德格尔关于人生在世的思想获得了启示。海德格尔对于无家可归的追问也许是这一贫乏时代最重要的思想。与此不同,李泽厚公然表达自己不喜欢尼采,并要求他回答他自己为什么会发疯。但在事实上,尼采的许多重要思想也为李泽厚所接受,如尼采对于西方形而上学的两重世界的批判以及对于人的生命的肯定,都可以在李泽厚的思想中看到其痕迹。李泽厚甚至认为,西方和中国的差异就是两个世界和一个世界的差异。除了吸收西方现代思想之外,李泽厚最主要地承继了中国智慧的传统。这当然是由他的当代中国思想家的身份所决定的,但也许是儒家所肯定的一个世界的思想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实用理性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海德格尔的存在和尼采的生命具有家族相似的特征。
  作一种本体论建构的尝试,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在后现代看起来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这会被认为是形而上学建构的美梦。在后现代,形而上学死了,建构也被抛弃了。但李泽厚并不害怕这一点,他就是要建构本体论。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学说,是追问事物的根据和原因。而历史本体论无非要说明历史存在的本原,亦即什么是规定性的。与解构相反,建构要给人提供精神家园,提供美梦。
  历史本体论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工具本体和心理本体。李泽厚说他要讲的就是三句话“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前两句主要是解释工具本体,后一句只是关涉心理本体。
  关于工具本体,李泽厚强调了人类使用和制造工具对于人的现实生活的规定性。这一规定性在于人活着这一事实。这一事实是原初给予,具有无可争辩的自明性。因为人活着,所以人要吃饭,亦即满足人的生存的需要。关键在于,人活着不是靠本能,而是靠劳动,即物质生产活动。而劳动的根本就是人类使用和制造工具的活动。将工具作为本体,会有工具论之嫌。但它意在还原到人之为人的最简单的事实。例如,作为人存在的第一要素并不是欲望,因为欲望的产生和满足都依赖于人的历史的发展。同时也不是语言,因为人活着并不是文本,文本倒是人活着的呈现。当然,人使用和制造工具的活动其实包含了人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是存在和意识最原初的统一活动。
  正因为李泽厚将工具作为本体,所以他非同寻常地赞美了中国古代的度的艺术和西方现代的科学技术。既不是存在或虚无,也不是质或量,而是度才是历史本体论的第一范畴。这是因为度既不存在于对象,也不存在于意识,而是存在于人的创造活动之中,但其根本的活动就是使用和制造工具的活动。度正是人在这种活动中所建立的尺度,亦即人与工具、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把握。李泽厚将度作为本体论的第一范畴,实际上回答了人的生活从哪里开始和哲学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与度的艺术作为中国的智慧不同,科学技术却是西方的产物,李泽厚并不简单地反对技术主义,而是认为技术是人使用和制造工具的现代形态,它是第一生产力。这也许会使人想起科技决定论。但他强调在现代的技术社会里要思考技术与人的生活的关系,问题只是在于,我们要区分存在与道德,并要考虑到历史发展的悖论。
  与工具本体作为人类总体的本原不同,心理本体则是人之个体的终极关怀。由于历史本体论提出了工具本体和心理本体,人们容易将它看成二元论。但李泽厚强调了两者的历史生成,他认为历史本体论从理性(人类、历史、必然)始,以感情(个人、偶然、心理)终。在这样的意义上,心理本体不过是工具本体的历史产物,如同个体存在是人类总体发展的成果一样。因此心理本体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必须理解为心理成本体。一旦心理成本体,那么不同于人类总体的个体的存在家园便不再是工具本体,而是心理本体。既不是上帝和天道,也不是存在和语言,而是心理作为个人安身立命的根基,这是李泽厚不同于他人的地方。
  心理成本体来源于人活着这一原初事实。但对于李泽厚来说,我活着不只是我肉体活着,而是我意识我活着。这一原初事实当然不是什么新见,而是在日常语言和哲学观念中已有的老生常谈,并且获得了不可辩驳的自明性。但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李泽厚认为它表明了个体的不可重复性,也就是个体作为个体的独特意义。在此,李泽厚总结了个体存在的三重悲哀。第一,人不得不活,但活就是苦恼,即生老病死。第二,个体必须受到社会的支配、控制和主宰,也就是没有自由。第三,在社会的转型中,个体生活在历史和伦理悲剧性的二律背反之中,不可两全。因此我意识我活着就是要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境遇,即悲剧性,由此追求自由享受,达到天人乐。人生的意义可谓苦中作乐,喜从悲来。
  历史本体论的核心是工具本体和心理本体,但它的建筑学结构是真善美三大块。这显然沿袭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结构。在古希腊,人们将理性分为三个方面:理论、实践和诗意(创造),这一直为康德和黑格尔等德意志唯心主义所继承。从主观来说,它关涉到知意情,从客观来说,它关涉到真善美,从哲学学科来说,它关涉到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但在现代思想中,这一结构已经失去了其根本性的意义,如在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取而代之的是存在问题。正是在存在的基础上,人们探询了知意情和真善美的本性。
  李泽厚在他的整个思想道路中都或隐或显地围绕真善美构筑自己的思想。在他的第一本纯粹哲学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中,他就借康德的三大批判表达了自己的真善美的观念。当然他给予了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一个现实的基础,亦即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活动。与此相同,李泽厚在他这本最新的也许是最后的“历史本体论”中也采用了相同的思想模式。不同的是,康德哲学不再作为解释的文本,而马克思和现代思想特别是中国传统思想获得了特别的意义。此外,真善美和知意情包容了更广泛更深刻的时代内容。如真表达为“实用理性和吃饭哲学”,其核心是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善专注于“巫史传统与两种道德”,其关键是社会性与宗教性道德的起源。美建基在“心理本体与乐感文化”,其中心是个体的生存与死亡问题。
  这些都表明了李泽厚思想中最隐秘的动机,即追求一种既保持了中国的同一性又具有现代性的思想。对于我们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召唤,在全球化的时代里,走出一条当代中国的思想之途。
  (《历史本体论》,李泽厚著,三联书店二〇〇二年版,9.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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