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岸的野性：艾米莉·卡尔的画册

　　与温哥华隔海相望的维多利亚城怎么看都不像是艾米莉·卡尔(Emily Carr，1871—1945)的城市。那是一个甜蜜，温和，阳光明媚，到处充溢着冒牌的英国维多利亚式文明风光的城市：从皇家伦敦蜡像馆的王室成员塑像，到皇后大饭店的英式下午茶，从省议会大楼到莎士比亚妻的茅舍，从街头高悬的花篮到挂满纪念品的旅游商店。
　　一九七一年，在加拿大，从西岸到东岸，都有隆重的纪念艾米莉·卡尔诞生一百周年的活动：画展，书展，纪念品。那年我还没上小学，正在遥远的黑龙江边的小城游荡着我童年的无边无尽的时光。又过了二十年，我才来到温哥华，艾米莉曾经生活过，作过画的地方。第一次看到她的画册，却好像那画中的景色和感情离我很近很近，就像在阅读我的同时代人。在随后的五六年里，常常不期然，就想到艾米莉·卡尔，恍惚觉得那个胖胖的老妇人还戴着那顶黑色小帽，依然住在离我一箭之遥的海对面的岛上，作画，写书。
　　也许第一眼就喜欢艾米莉·卡尔是因为她的笔触有些像我大学时代喜欢的另一位画家凡·高。印象中凡·高的画总是极度抽搐，极度扭曲，让我不太敢长久地注视。那种害热病的疯狂是会渗入骨髓的。
　　艾米莉笔下的森林土地和山峦是流动的岩石，又是凝固的河流。那深邃的雨林，漩涡形的天穹，扭动挺进的古树，都带着自然界起伏流动的力量。甚至她的阳光也是一块块白色的，凝重得化不开的光柱。在这些森林和土地之间，耸立的是印第安人的巨大的图腾柱，带着它原始的神秘，诡异，激情和力量。站在那里，从过去遥望将来。
　　那铺天盖地的厚重的墨绿色，把人的灵魂和自然的灵魂完全包裹融会在一起。
　　是怎样的一双敏感的眼睛和怎样的一颗骚动不安的灵魂才能看到这样不同的景色呢，在维多利亚明媚阳光的阴影中？
　　真正瞥到西岸的野性还是一次冬夜行路。
　　从温哥华去威士拿滑雪场有两个半小时的行程。我们那天去滑夜场，动身回家已近九点。西岸绵绵的雨季在三月仍然恋恋不去，从下午到晚上，山里一直阴云团团，现在则下起急急的绵雨。只觉得车被一团团云和一卷卷快速移动的雨雾层层围裹，慢慢地驶向无边的黑暗。看不见山的轮廓，只知道是在山里转。正迟疑间，蓦然发现周围很亮，照出一棵棵直立挺拔的松柏。我把头伸向前窗望出去，发现月亮正从团团黑云中冲出丛围，像一个孤独的，出走的灵魂。但很快又被罩进去。云是一层接一层涌动的。月光朦胧中，偶尔可以看出远处的山黑黑地伏动着，近处的森林静穆而冷峻。车就在这一团团虚和实的黑暗中，摸索着冲出丛围。平时繁忙的高速公路很久看不到车，也没有路灯，地上那条微弱的“黄猫眼”是路的惟一的标志。一不小心，可能就撞上巨崖或跌入万丈深渊。
　　这种黑暗、潮湿和恐惧是梦中才有的。我浑身收紧地坐在车里，死死盯住路面，惟恐有一个闪失。却禁不住想像，想像在没有交通工具的远古，独自一人，走在时明时暗的雨中，风中，和森林中，几百里外没有人迹。几个小时以后发现又走回原处。
　　这时我开始理解艾米莉笔下的野性，那里躲藏的原始的力量和恐惧。
　　十九世纪末的维多利亚是大英殖民地在北美大陆西北部的一个安全的角落。那里的生活是平和，保守和慵懒的。古老的文明西落的阳光培育着这个小城的居民的生活方式和艺术趣味。
　　艾米莉·卡尔的父母开杂货店，因是早来的拓荒者，有些房地产。是勤劳的好人，但不是喜欢或懂得艺术的人。他们死后，艾米莉和四姐妹——她们大多成为终身未嫁的老处女——住在父母留下的大房子里。在小城的温情和平庸中，她们眼看着会一天天老去。
　　艾米莉是借着艺术的翅膀飞出那命定的小天地。
　　十六岁，她还没读完高中，就决定要动身去那个庞大，邪恶的旧金山。她在旧金山的艺术学校学习了五年绘画。回到维多利亚后，把家里牛棚的阁楼改成自己的工作室，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天地，作画之余要教孩子画画，以补家用。一八九九年她动身去英国，在那里呆了并不愉快的五年。回来后，她在比维多利亚大一点的城市温哥华居住了几年。收学生，教画，存够了钱，她又开始另一次旅行。这一次，她去艺术家的圣地法国，她已经三十九岁了。
　　她记得在阿拉斯加爬山时遇到的人对她说的话：女孩子，你是自由的。定下高的目标，相信你的翅膀。
　　艾米莉·卡尔第一次接触印第安文化是在一八九八年，跟一位传教士一起去温哥华岛外的一个叫Ucluelet的印第安人部落。那里纯净的土地，海和空气让她看到自然的生命和美丽。而她第一次跟印第安人接触，就在他们那朴素的举动和悲哀的眼神中辨认到她叛逆的心灵可以认同的东西：与自然相交通的博大和完全，与边缘的文化命运俱来的孤独和恐惧。而他们也喜欢她，跋山涉水来自另一个文化的人。他们给她一个印第安名字，Klee Wyck，意思是“大笑的人”。
　　从此以后，印第安图腾和西岸的土地和森林成了艾米莉画主要表现的题材。每年夏天，她带上她的牧羊犬，多次不顾旅途的艰难和住宿的艰难，独身一人北上，画下大量的素描。在温哥华，她也经常走访住在北温和Kitslano保留地的印第安妇女，跟她们结成朋友。
　　西部的未开化的野蛮和空间，印第安图腾所代表的神秘和想像打开了艾米莉的眼睛，一双可以欣赏和表现西岸的野性和美的眼睛，她内心的激情也在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中找到安栖之地。
　　她说：“印第安艺术开阔了我的视界……它的博大和完整的现实使我们白人困惑。我是跟印第安人一样生长在加拿大，但是除了加拿大的环境，我的背后还有旧世界的遗传和前辈。新的西岸召唤我，但我的旧世界的遗传，传统的教育又把我拉回来。”
　　在维多利亚城生活的景观中，艾米莉是个不和谐的边缘人。她不结婚，她以画画为生，艾米莉从没像一般人那样过她自己的生活。这就注定了她的一生是艰难和孤独的。
　　闭塞的西岸世界比英国更保守，它的狭隘的艺术品味给艾米莉·卡尔所选择的表达方式和题材最大的嘲笑、侮辱和漠视。从法国回来后她曾在温哥华住过一段时间。她没有学生，画一张也没有卖出去。
　　艾米莉回到维多利亚，用父亲遗留给她的那份地产借钱造了一个有四套公寓的房子。一套带工作室的自己用，其他三套出租，她成了一个每天和五花八门的房客打交道的房东太太。仅靠房租仍然入不敷出，她还种水果，制作陶器，养鸡，兔，狗来卖。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七年，在本该是她创作最旺盛的成年期，她几乎完全停止了作画。在孤绝的西部，她陷入生活和艺术创作的最底层。十五年里，艾米莉身心俱伤，床、碗、饭菜、房租，这些从不是她生活中的基本要素，但它们占了首位，扼杀了她的艺术。
　　常常以为女性的解放是二十世纪的事，觉得自己这一代很了不起。其实，在我们以前，在我们开始我们布满挣扎和选择的人生旅程以前，已经有另一个灵魂走过同样的路。
　　一次偶然的来访，来自东部的客人把艾米莉的画介绍到外面的世界。随之的东部之旅，艾米莉结识了艺术上的同路人，东部的“七人画派”。而她和劳伦·哈里斯的友谊是一个艺术家所能期盼的最好的天赐：理解，引荐，支持和鼓励。在孤独的日子里，他给她温暖，在不自信的时刻，他给她灵感。
　　“没有人会感受到你所感受的。”
　　“生活是创造的，而艺术，创造的艺术就是生活。”
　　终于，在朋友的帮助下，艾米莉绝处逢生，重拾画笔，开始她艺术人生最辉煌的阶段。
　　在她的晚年，艾米莉·卡尔的画得到了承认。一九三六年，她的个人画展在多伦多大学展出。加拿大国家画廊收藏了她的画。一九三八年，温哥华艺术画廊举办她的个人画展，她终于让西岸认识了他们的自然和灵魂中未曾被表述的一面。她有生之年的最后两个画展是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连续两年在蒙特利尔举办的。在最后一次的展出中，六十幅画卖出了五十七幅。次年三月，想必是很欣慰的艾米莉·卡尔在维多利亚静静去世。
　　今天，在温哥华有名的格兰维尔岛上有艾米莉·卡尔艺术和设计学院，在维多利亚有艾米莉·卡尔艺术学院。那里，每年都有新的年轻的充满激情的面孔，用色彩和线条勾画他们不安分的灵魂。
　　艾米莉晚年的时候也用另一种媒介——文字来书写她的感情和生活。
　　缘起于她作画时，手边总有一个小册子记下那些瞬间即逝，一时无法画出的思想和感受。后来她年老住院，医生禁止她到野外作画，于是，“当一种方法被切断，我来试另一种。把深深感动我的东西形诸于词语”。在故事里，她又一次摆脱身体的羁绊，回到她一生的旅途中。
　　艾米莉·卡尔的关于印第安部落的故事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英文教授的帮助下，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电台播出，大受欢迎，随后整理成书。《大笑的人》(Klee Wyck)一九四一年出版，并获当年的总督奖。第二年回忆童年生活的《小人画》(Book of Small)出版。她去世后，她的朋友把她遗留在废纸箱里的手稿分门别类，编成了四五本书。有人甚至讲，艾米莉的文学成绩高于她的绘画成就。
　　艾米莉的文字简洁，明快，幽默。她对人性和自我的观察和了解至深，但有一种少年的坦率和真诚。也许因为老年的艾米莉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回想过去了吧。她的自传在她七十四岁时完成，当时正逢二次大战，书在她去世的第二年才出版，书名叫《成长的痛苦》(Growing Pains)。
　　半个世纪后的一个雨夜，我在温哥华西区四街的一家书店里，翻开一本新出的艾米莉·卡尔的评传。我看到老年的艾米莉在她宠爱的狗们的包围中，向我做着鬼脸。
　　(Emily Carr，Growing Pains，Amen House，Toronto，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