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帝国》与去帝国化问题

　　“九一一”事件以后，国际知识界被迫再次面对军事帝国主义问题。哈特(Michael Hardt)与内格利(Antonio Negri)广受注目的《帝国》一书出版于“九一一”事件之前的二○○○年，他们的讨论或许能够提供给我们不同的思考方向。
　　一九九○年代，后殖民与全球化两大论述，取代了八十年代后结构与后现代主义的位置，俨然成为英语世界的显学。两大论述得以快速浮现的历史条件在于欧美地区宣告冷战的结束，左右对立的结构性区隔被拔除后，一方面资本主义阵营内部被压抑的前期殖民历史关系重新搬上台面，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运动在扫除社会主义抗拒的路障后，以资本为前导的全球化运动全面性地展开。然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所笼罩的感觉结构中，向后看的后殖民论述与向前看的全球化话语共同将重要的“帝国(主义)”推到边缘位置，造成对于当前的世界缺乏解释力。《帝国》在此时出现可以说是一种批判性的介入，将帝国问题重新摆在辩论的核心位置。
　　内格利是著名的意大利籍政治理论与政治哲学家，原来是帕多瓦(Padua)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一九七九年意大利政府将他以武装反政府恐怖组织领导人之名逮捕入狱，一九八三年因为当选激进党的国会议员被释放，但是马上又被剥夺议会豁免权，被宣布再次入狱后开始长期流亡法国，任教于巴黎第八大学与国际哲学学院，许多重要著作都完成于这个时期。在巴黎流亡十四年后，他决定返回祖国，希望以他自愿的行动来解决意大利长期以来的政治犯问题。但事与愿违，他在一九九七年七月再次被捕，至今还被关在罗马的瑞比比亚监狱。哈特是美国年轻一代的重要学者，目前任教于杜克大学文学系。
　　《帝国》的核心论点在序言中就提出了：冷战结构的松动使得资本主义市场与生产全球化的阻力被扫除，新的全球秩序已然出现，这个新世界结构的政治主体形式就是帝国。帝国形成的轨迹是沿着欧美现代性的内在张力来进行，通过殖民帝国主义及资本全球化的历史运动将属于不同时空的地理区域吸纳、统合到同一时空当中。
　　欧洲现代性的构成是两种力量不断冲突矛盾的结果，一种是内在性的力量，强调欲望的解放与社会的连结；另一种力量是先验性的，强调凌驾一切的权威来维护社会秩序，现代主权国家的出现是第二种力量的展现。但是，帝国的基本性质是内在与外在的区分已经不存在，帝国权力不但打破内外区隔，而且在无所不在的虚拟空间中操作；在法权层次上，帝国避开差异性，用包容性来建立普遍性权利，以此来自我正当化；在文化上，它则区分、肯定差异性，最后将差异阶序化以便纳入管理。与后现代断裂论不同的是，后现代论述止于指出新的社会运作的形式逻辑与以往的差异，而哈特与内格利更进一步指出，帝国逻辑将原有的运转逻辑包抄、吸纳、收编到其运作当中：全球经济的生产模式在后现代化的过程并不表示工业生产的结束，就像工业革命在现代化过程中彻底转化农业生产使其更具生产性一样，信息革命是在转化工业生产，将其视为服务业来看待，通过信息化使其更具生产力(未来的基因工程似乎意味着下一次的革命)。对于反帝国的主体multitude(弱势群体)，他们认为帝国的形成其实是回应前一个时期的multitude追求解放的动力，而以阶级斗争的形式来出现。而面对新情势，反全球化这个过程的意义不大。他们认为，当前以在地自主性的维护作为抵抗全球化的策略，其实符合了资本主义的统合机制，而真正的敌人是统治全球关系的帝国体制，只有覆盖在帝国底层的multitude才有足够的创造力来反帝国，超越帝国。
　　作者很自觉地指出，他们分析从帝国主义向帝国的过渡与转换是以欧美地区为分析对象，主因在于资本主义展开的历史地理路径正是沿着这个轨迹来运行的，特别到了后来欧美产生的法则已经被广泛地运用成全球性的宰制逻辑，因此追溯帝国的形成必然是欧美中心主义。但是从其分析的内在逻辑来看，《帝国》的不足在于它没有处理欧美之外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除了资本逻辑，是如何被统合到帝国当中的，特别是与区域史的内部连结关系。缺乏这一个层次的解释所造成的后果是：作者只能够泛历史化地指向统合性概念multitude，而无法缝合在不同历史环境中multitude欲求解放的特定性。
　　我认为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认知历史，其中包括世界史是否已经在资本的推动下完成统一的问题。就算是如此，多元复杂的历史动力也不会因为新社会逻辑的出现就消失，或是很平整地被纳入新的运作当中。例如，他们认为是帝国将历史上建构出来的身份认同为其所用，它的统治机制是相当有弹性的，杂种(hybridity)本来就是它的基本性质，原来区分成的三个世界也都被搅拌在一起，第一世界充斥着第三世界的人口，第三世界的空间里也出现了比第一世界还要第一世界的高科技上层社会。这种抽离式的讨论将区域性的历史平板化，不能内在地解释变动的轨迹。这些现象确实存在，但是这些变化绝对不是均值的，它的搅拌也只是片面的，就像说当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服务业人口超过百分之五十就已经脱离了第三世界进入了后现代，或是印度及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快速发展(实际的网络人口不到百分之五)，所谓的非物质性虚拟劳动就取代了原有的体力劳动，这样的论证不但以偏概全，而且无法掌握既有历史与新兴现象的接合。从非洲大陆来观察，又会提出怎样的理论逻辑呢？中国大陆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农业人口并未被吸收到工业生产模式中，底层农民生活在加入WTO以后，并没有迹象显示会被吸纳到非物质劳动体制当中。作者一再强调从multitude的角度看问题，但是贫困地区的底层人口并不是multitude所指涉的对象，难道作者真是从金字塔的顶端在看世界？我们可以同意在分析路径上以欧美为中心，但是不能同意在参考点上以偏概全，以理论逻辑消除区域的历史差异性；我们可以接受全球权力运作在结构上具有主导性走向的方法论，但是作者必须清楚地陈述其他确实还在运作的社会逻辑，在不同的地方如何被接合到新的体制当中，否则反欧美中心的姿态最后还是在欧美中心主义的内在逻辑中打转。
　　作者以“帝国”为主要的分析概念，指出它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连续性及断裂性。在理论层次的比较上，帝国主义的基础在于欧洲民族国家的主权论，有相当清楚的国界(边界)，其实就是欧洲民族国家疆界的延伸，因此殖民地是疆界/国土的延展。相较而言，在狭隘的现代民族国家因丧失统摄经济与文化互动而逐渐式微之后(作者将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九年的联合国视为民族国家式微的标志)，帝国不在领土的层面上来建立权力中心，它的操作不再以民族国家的国界为区分，而致力于打破疆界的壁垒，将整个地球都纳入其中。这里，作者的论证其实是延续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指出帝国主义的根本限制，在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有清楚内外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逻辑相违背，为了实现世界市场与没有屏障的流动，资本必须超越帝国主义，消除内在与外在的分野，才能顺畅地流动。
　　不同于列宁与马克思的是，作者将帝国的法权系谱回归到以基督教为基础的罗马帝国。在罗马法权的概念下，帝国权利指涉的是单一的统合权力，其目的在于和平，为所有人提供公正的保证，它所以发动战争是为了公正与和平。所以在当时的帝国想像中，权利同时指向时间与空间：在空间上是没有边界的；在时间上它是超越历史的，是永恒的。但是这两个方向在文艺复兴的世俗化过程中开始分离，两条路线的斗争于是展开，整体欧洲的现代性在这两者之间摆荡，只有到了后现代帝国这两种权利才又重新统合到一个范畴之中。作者似乎暗示着当前的帝国其实是罗马帝国想像的梦想成真，只是具体的结构性条件已经完全不同。
　　如果罗马法权的单一帝国权利来自于先验的赋予，那么欧洲现代性的起点正在于“内在性”的革命性新发现，及之后与先验性之间一轮又一轮的斗争，最后表现在欧洲民族国家主权的出现。欧洲现代性的关键点在于“世俗化”过程对于“先验性”的挑战。相对于欧洲而言，北美地区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并没有完全的世俗化，这或许是因为当初移民北美洲大陆时，欧洲的世俗化过程还在进行，所以基督教传统从开始到现在依然深植于其主导性人口当中。总统就职时手扶《圣经》表面上只有象征性的仪式意义，其实揭示了这个国家的性质，也就是为什么布什在“九一一”事件后以宗教战争之名还能召唤超能量支持的动力之所在。欧洲人经常无法理解何以美国如此道德化地对待公共事件，其实这正是欧美现代化历程的差异，而我们无法体验欧美世俗化的历史经验也就无法理解欧美现代性的特质。
　　在表象上，世俗化过程意味着对先验性神权的否定，将权力转交给现世与人世，而其真正的革命意义在于发现了内在性的层面，所有的实体于是都具有其本质、有其单一独特性，不再是先验层面的专属权利。简单地说，欧洲现代性的危机就是这两股力量的冲突矛盾，解决持续冲突的一个途径就是：一、对内以现代主权国家的建构，同时发明了民族，在其下创造出人民的概念，置换掉multitude；二、对外以殖民主义的扩张方式来建立它者，肯定自我。虽然以先验性逻辑为主导的力量压制了内在性的革命势力，但是后者并没有就此散去，承认差异、相信自由与平等的思潮一直延续着，马克思主义就是代表性的思想。
　　内在性的走向不仅在思想的层次存在，同时在社会体制中深化。一次大战与苏联革命已经显示以帝国主义为出路的资本主义面临发展的极致，旧帝国主义国家无法担负起转型的任务，美国的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其实是超越帝国主义的起点，罗斯福与威尔逊综合了美国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更新，以国家为主导的凯恩斯主义，用高工资、高消费，以及福特主义及泰勒主义吸纳劳动力，进行资本主义的转型。重要的是新经济政策同时塑造了规训式的统治，将整个社会纳入资本与国家的指挥系统，工厂与社会合而为一，逐步走向社会国家(social state)的新体制，也就是以国家为主导全面性规训社会的形成，至此，内在性被彻底地确立。
　　由于新帝国的形成是由欧洲模式向美国模式转向的结果，因此作者回溯美国主权概念在宪政史上与欧洲主权的差异。在根本上，美国大革命后的制宪想像不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典范，而是有强烈的帝国倾向，许多性质与罗马帝国的政治理论相近。帝国主权的特性在于其空间的开放性，由多层次的权力与反权力网络所构成，将multitude纳入网络当中，没有边界且具有包容性，在其扩张过程中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调整；而欧洲民族国家发展出来的帝国主义，其空间是关闭的，具有侵略及摧毁性，将攻占的领地纳入其主权范围之内。作者清楚地指出，当代帝国的出现是美国制宪方案在全球扩张的结果，是其制宪过程的内部发展的逐步体现，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是从帝国主义向新帝国转向的推动者，最后在帝国构造中盘踞关键位置的原因。
　　在接受《帝国》论证逻辑的前提下，我们要问从帝国主义向新帝国的过渡中，它与其宰制对象的关系是什么？作者指出民族国家主权的经济基础及欧洲自身的认同其实在于殖民地，通过殖民帝国主义的运转，在经济上掠夺资源，在政治及文化上制造种族差异、划出疆界来处理欧洲现代性的内部危机。这样的论点有效地将欧洲现代性与帝国主义绑在一起，不仅延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显然也受到后殖民论述的影响。但是在作者的历史故事中，“二战”后在第三世界的去殖民运动只是复制了民族国家的形式，最后被纳入世界市场。这样的历史叙述有其征候意义，也就是第三世界内部去殖民并没有相对应地对帝国主义形成反思，或者我称之为去帝国化的运动没有在欧美区域内展开，重新厘清帝国主义问题。理论上来看，去殖民与去帝国是一体的两面，单面性的展开意义不大，而缺乏对于这个全球格局的分析，就无法解释帝国主义在战后的延伸与转化。其实，在当前逐步走出冷战结构的历史条件下，正是重提去帝国化方案的契机。反帝国的提纲虽然具有强烈的去帝国色彩，但是必须建筑在过去的历史轨迹当中，重开历史的讨论，而不是与帝国逻辑共谋急于将历史抹去。“九一一”事件后乔姆斯基的历史化讨论及对于美国内部的反思都是在这条路线上进行的，但是大多来自欧美地区的回应似乎没有产生更全面性的反思运动。
　　因此，从战后全球去殖民运动的观点，站在亚洲来看，从帝国主义向新帝国的转向，只是以民族国家为基地向资本帝国的转向，是从欧洲转向美国，其间有相当强的连续性，没有实质的差异，而只是欧美现代性内部的差异。这是一个关键的有待解决的问题。
　　如果把“帝国”当成是作者要拥抱的新世界或是为美国帝国主义脱罪，那是完全的误读。作者强调，美国与帝国不能划等号，它的优势位置在于它处于帝国金字塔的顶端，它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优势与其在冷战过程中的位置，以及它与旧欧洲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帝国主义有关键的差异，表现在其立国当初具有强烈帝国色彩的宪法，提供了美国日后转进的基础。在“美国帝国主义”这小节中，他们一方面相当清晰地指出，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程里，美国不论在其国内或是国外，很直接的是帝国主义方案的作用者。除了对印第安人的打击外，当初对于黑人奴隶的高度剥削与欧洲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劳动力的剥削极为类似；十九世纪门罗主义其实是以反欧洲帝国主义之名进行的帝国主义；冷战期间以反共产主义保护自由世界之名行帝国主义的宰制之实。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越战是关键的转捩点，是美国从帝国主义过渡到帝国的起点，而真正宣布世界新秩序到来，是在后冷战一九九○年代初期美国发动的波斯湾战争，因为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角色是在执行国际警察权，它对军事暴力的使用不是在服务帝国主义而是服务帝国的利益。
　　所以说，美国是不是帝国主义不是他们的主要关切，在《帝国》的理论故事中，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成为惟一的强权，在法权的层次上不是以国家利益之名，而是接受新的国际秩序的征召，执行全球权利的世界警察，这种情势意味着世界权力结构，从以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关闭空间向帝国的开放空间的过渡。这是他们的核心论调，因为帝国的形成意味着崭新的状态，反帝国主义是对于民族国家的斗争，而反帝国是单一统合性的斗争。所以作者一方面声称美国本身在二十世纪自始至终都是粗暴的帝国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同时强调我们不能因此遮盖掉结构逻辑的转化。
　　以《帝国》的理论来解释美国国家机器在全球政治中的实践，其实不是很有说服力。姑且不论九十年代波斯湾战争的性质，二○○一年以后小布什政权的国际权力运作完全与《帝国》的论证是逆向的：片面退出京都环保协定，“九一一”后强势威胁各国参与表态，并且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与二○○二年三月违反WTO协定征收钢铁高进口税，这些都清楚的是以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为论述基础，而非作者所言以维护全球权利之名行使警察权，其操作空间不是开放的，有很清楚的国内国外分野，这个模式与欧洲帝国主义有高度的一致性。就算接受作者的论证框架，我们也发现帝国主义与帝国的并置，而不是清楚的置换关系。
　　《帝国》中，multitude是不断被提到的反帝国主体，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根据《牛津英语大辞典》，这个字眼早就存在，至少在十四世纪就被使用，所以multitude的存在早于欧洲，不是一个新字。在中文的语境中很难找到准确的翻译，在《帝国》的使用中，它指涉的意义是社会的下层，被压迫的群体，与最近流行的字眼subaltern类似，所以用弱势群体较为接近，涵盖了贱民、边缘人口、老百姓、民众、群众等。作者引用霍布斯的讲法将multitude与人民做了分析上的区分，认为人民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被创造出来服务于国家主权的正当性，被赋予单一的共同意志，是构成民族的基础，它对内走向同质化，对外具有排他性，其意义只能在此意识形态的脉络中存在；而multitude是多元异质的，是一种具有包容性及开放性的关系，是民族国家无法统摄的弱势众生，其存在先于国家主权概念，其意志与行动经常与人民相冲突，因此所有的民族都必须将多元异质的multitude转化成单一意志的人民。简单地说，在民族国家的构筑中，国家代表了民族，民族代表了人民，人民代表了multitude。然而，这只是民族国家的主观意愿，企图统摄multitude，但是无论民族国家如何转变，就算是已经转化到后现代帝国时期，multitude都没有被摧毁，依然顽强地持续存在。
　　《帝国》对于multitude的再发现，是企图跳出民族国家来思考，在现代民族国家之外与其形成之前，找寻无法被统摄的力量。multitude被赋予反帝国的重责大任基本上有几个方面的意义：一、在前一时期的工业生产体制中，工厂的劳工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被扩大为以所有形式进行生产、具有包容性的multitude；二、以multitude来打破当前认同政治无法相互合作的僵局，而合作的可能性在于发现共同敌人；三、mul-titude的共同敌人已经不只是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它只是帝国构造的一个重要地层，而真正的敌人是帝国。
　　按照《帝国》的论证，multitude出现的条件在于新的剥削场域是非物质性的，作者称之为non－place。新的生产力是没有场域的，它无所不在，剥削就在这个非场域中进行，multitude创造力的普遍性、自由、欲望、劳动在后现代生产关系的非场域中发生。其前提在于：帝国体制得以搭建的物质基础在于权力全面性地铺盖到社会身体上，于是multi-tude作为帝国的底层完全内在于体制，支撑它的运转。也就是说帝国是果而不是因，它是新的multitude力量崛起的结果。
　　理论上来看，帝国的新情势造就了multitude的结构性位置，反帝国的主体与动力来自于全球multitude普遍性存在的反对意志(will to be against)；在新的条件中，帝国权力无法规训multitude的力量、只能强加一般性的社会及生产能力，工资体制作为管制作用被有弹性的金融体系取代，宰制则通过传播网络来进行。如果已经没有外在空间，那么反对必须在所有地方进行。multitude的反对意志以三种形式来出现：游牧、放弃、出走。帝国的权力在于其全球性，反帝国不可能孤立于在地的抗争，惟一的可能性就是从帝国的内部将它推到极致，加速它的过程，超越它本身的局限性。
　　作者总结性地指出：相对于现代的权力构造，帝国造就了更大革命的可能性，主因在于被剥削、宰制的multitude是直接对立于帝国，两者之间的中介过程已经消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提出三点政治诉求：一、全球公民权：以大量流动的外籍劳工为例，取得全球公民权的基本意义在于multitude能够有居留及工作的权利，直接挑战帝国机器对于multitude生产及生命的控制，才可能设计出新的连结图像。二、社会薪资权：新的无产阶级不再是工业生产的工人阶级，在所有人都被纳入帝国生产的同时，就必须以社会薪资来保障所有人的收入，这正是全球公民权的重要环节。三、生产工具的挪用权：就是multitude得以自由使用与控制知识、信息、传播与感情的权利，在掌握这些新的生产工具的同时，multitude才能形成有统合性的计划，建构自我的生命，对抗敌人，创造新的社会。
　　哈特与内格利延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从生产关系的观点以multitude作为历史主体来置换工人阶级，在论证过程中以经济生产为基础，延伸至政治、社会、文化及欲望的场域；这样的建构方法在后认同政治的运动脉络中有多少的说服力、能产生多少召唤的力量还有待争议。就算是我们把《帝国》当成进步思想的内部对话，还是得看到：如果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工人阶级运动的开展在世界不同的区域中有不同的属性，抹掉不同的历史厚度不但丧失解释力，也就丧失了发现真实接合点与新接合原则的可能性；同样的，帝国形成的欧美历史轨迹与multitude不可分，multitude内在于欧美后现代性，不能掌握不同区域中multitude特定的属性，也就只能期待multitude会如同蛇一般地连结起来成为反帝国的主体，这种强烈空洞化的倾向使得总体理论故事读来苍白。
　　在“九一一”之后阅读《帝国》，让我们看到理论论述的局限性，事件后全球政治面临的转变，证明帝国主义没有结束。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对于该书的全盘否定，毕竟它指向正在浮现的新社会逻辑是有助于思考的。《帝国》会受到重视的部分原因来自于全球化过程带来的普遍性焦虑，进步力量在束手无策，只能进行现象描绘，而哈特与内格利提供了一套分析，将对于全球化问题本身的讨论扭转到帝国的讨论，并且提出了想像性的战略。
　　跳出《帝国》的理论架构来讨论，我再次强调此刻重新开启去帝国化问题的重要性。在别的文章中(参见《美国想像的转化》，《读书》，二○○一年十一期)，我提及全球性的去殖民、去帝国化与去冷战是三位一体的运动，去殖民在第三世界前殖民地无法全面性地展开，重新面对殖民主义所带来的长期历史、文化、政治效应，起因于“二战”后冷战体制的快速建构。冷战的历史性建构连接了新帝国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延续，所以殖民主义、冷战与帝国主义是同一个连续的过程。从当下来看，其中的效应之一就是在苏联及东欧解体之后，美国“自然地”成为全球惟一的霸权，以军事与经济的力量主导了世界的走向。前欧陆帝国主义对于美国的妒恨，一方面促成了欧盟的形成，另一方面在相对弱势的情况下，更不愿意重新面对其在“二战”前的几个世纪中对于非洲、拉丁美洲及亚洲所造成的伤害，也更不可能看到帝国文化主体性本身与殖民地之间是无法脱钩的。欧美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其发言空间部分来自于全球冷战构造中的左右对立，但是以阶级为主轴的自我认同、定位与分析，何以能够避开其身处帝国主义地理空间的去帝国化历史任务，是值得深究的。去帝国化问题的提出，不是简单地对欧美批判分子的指控，因为它同时关乎前殖民地的帝国欲望与想像，在民族主义的驱力下转化成“他们可以，我们为什么不可”、弱肉强食的帝国动力。如果主体性的历史构造至少包括欲望、身体与思想三个层次的相互拉扯，那么主体性的重建与解放也必须在这三个场域中同时进行；这也正是去殖民、去帝国化与去冷战三位一体的反思运动必须操作的场域。全球性和平的呼吁，不是简单的普遍主义的人道诉求就可以完成的，更不是资本的流动可以促成的，而是在既有的历史基础上，通过面对历史的过去与当下，才能看到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