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记忆力”

　　张闳：对于某一历史件的研究，至少可以有两种途径，一是直接研究该事件本身，二是研究人们对该事件的研究或描述。这两种方法同样有意义。近年，许子东出版了一本题为《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文革的五十部小说》的著作，我觉得很有意思。他的研究关涉“文革”，但却是选取了“文革后”(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新时期”)五十部以“文革”为题材的小说来进行，也就是说，他所关注的并非　“文革”这一确定的客观事件，而是“文革后”人们对它的描述，尤其是文学化的描述。这就是许子东所谓的“文革叙述”研究。
　　这里涉及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记忆力问题，它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这些“文革小说”叙述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二、这些经验是如何被叙述的？也就是说，对于“文革”这样巨大的历史事件，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记忆力是否有能力来承担它。
　　倪伟：许子东的思路很有意思，他不是直接去面对“文革历史”，去具体研究其间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而是通过对五十部小说文本的叙事分析，来看“文革”历史是如何被叙述的，也就是说这段历史是如何在人们内心中构造起来的。许子东的分析还揭示出，这种构造在大多数时候是人们自己都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正是这种几乎是非个人化、无意识的历史叙述模式，凸现了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方式。
　　这种新颖的研究思路带有比较明显的新历史主义色彩，即不把历史看作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客观总体，而是由许许多多碎片似的历史文本拼成的一幅地形图，也就是说历史是本文化的历史，它是在叙述中建构起来的。历史观念上的这种变化意义重大，它意味着历史研究将不再是纯粹客观、超然的材料考据，而是含有研究者当下的认知和体验在内的叙述建构，它指向的不是过去，而恰恰是当下。换言之，历史研究是对历史叙述的再叙述，借助于叙述，我们从飘渺的历史风烟中得以看清自己的面影，勘定自身的存在境况。
　　我觉得新历史主义在文学史研究中应该有很大的施展空间，它可以在叙述的层面上把历史和文学比较理想地结合起来。许子东的这项研究，可以说是把新历史主义的观念运用到文学史研究实践中去的一次有益的尝试，给人很多启发。
　　廖增湖：我觉得张闳直截了当地把许子东的这部书的主要想法给说出来了，这样我们也都不必遮遮掩掩躲躲闪闪故作深沉状，有什么说什么。着重点就在于说上。其实“说”说得唬人一点就是“叙述”或“叙事”，对于叙事本身的研究是另外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谈论的是叙述的态度。这里态度很重要，以前不也都是特别强调“态度”么？学习要求有学习的态度，工作要求有工作的态度，看待事物当然也要有自己的态度，这些不同的态度决定了——至少是在很大一个程度上决定了——叙述本身的真实程度与深度。“文革”作为一个命好名的事件进入叙述过程，其中的细节成分则需要叙事艺术的提炼。然而这种叙事艺术在各个方面都被打上了浓重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我们认识“文革”的方法已经僵死了，所谓认识，只不过是把一种框定的认识重复一遍而已。我个人对反映“文革”的小说没有做过系统的研究，但是就阅读所得，觉得大多数的文学作品都只是在打擦边球而已，由于态度的简装化，它的经验也已经简化了，这样，叙事的方式变成一种次要的问题。有些简直就是把自己变成了卫生纸，自动地开始清除“文革”方面的非官方化的记忆，导致这些记忆沦落人间，只好变成笑话、童话、寓言乃至神话。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过来，文学带有浓重的解释色彩，即要把一个复杂的“文革”解释为一个简单的“文革”，其伪装是理想化的爱与恨。这里众所周知的作品如《班主任》、《伤痕》、《人啊，人》、《大墙下的红玉兰》等等，都是这种态度简单化、经验肤浅化、叙事套式化的作品。当然，不管怎么说，这些作品在当时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僵化的思维提供一些养料。
　　作者采用的角度很重要，立场也很重要。所以，在后来的小说中，个人形象凸现了，现实一下子倒变得荒诞起来。经验的丰富性这才能展现。
　　张闳：方法论的变革是许子东的这本书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作者宣称采用了“结构主义”方法。从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确实套用了普洛普研究民间故事的基本手段。这是完全可行的，也可以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不过，结构主义方法是一种普泛性的方法，它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可用于几乎对任何叙事性文献做话语分析。因此，从另一方面来看，结构主义方法用之于“文革小说”这一特殊的对象，它能起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类对象的特殊性又如何被呈现？这些，恐怕都是值得考量的问题。
　　倪伟：许子东通过对五十部小说的分析，他抽绎出了“文革故事”的基本叙述模式，即四个叙事阶段和二十九个“情节功能”，并进一步归纳出四种基本叙事类型。经过一番化繁为简之后，许子东确实找到了“文革叙事”的一些共同特征，并最终指出“文革叙事”只是建造了一种“为了忘却的记忆”。这种研究方法当然有其价值，至少它揭示了“文革叙事”中许多容易被忽略掉的共同特征。但正如刚才二位所说的，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确实存在。
　　结构主义方法虽然有一定的普泛意义，但也不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一般来说，结构主义方法运用在单个作品的分析上，显得比较有说服力。而一旦将它用来分析多部作品特别是不是同一时期的多部作品时，其说服力就要弱一些。换言之，随着分析对象范围的扩大和时间跨度的延长，结构主义方法的有效性会相应地减弱。
　　时间性是结构主义方法的死穴。由于结构主义认为结构是超越于时间的共时性存在，时间的历时性绵延就被忽略了。而事实上任何结构模式都是会随着时间的迁移而发生变化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在结构主义方法中却难以得到充分的反映。在许子东的这本书里，这种时间性的缺失也相当明显。在他所分析的五十部小说中，从一九七八年发表的《伤痕》到一九九六年的《马桥词典》，其间的叙述方式、技法乃至小说观念的变化都是相当巨大的，尽管它们都以“文革”为题材。但是在许子东的论述中，我们却看不到这种变化。这倒并不是因为他意识不到其间的变化，而实在是出于方法论的限制：既然使用了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且目的在于揭示出潜在的共通性的叙述模式，那么历时性的变化和差异就只能割舍了。而在我看来，忽略掉这些历时性的变化脉络是相当可惜的，它本来可以使论述更为饱满，更加有力地揭示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方式。当然，我这样说也许是要求过高了，对一项研究来说，各方面都兼顾到，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
　　张闳：其实，许子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本书的“结论”部分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但方法论的局限性依然未能克服。既然是“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这首先就是一个与“时间性”相关的概念，空间结构可以提供记忆模式的静态分析，但它也必须是在历时的过程中才被建立的，并不存在一个先验的记忆的空间形式。更重要的是，在时间中，与记忆密切相关的还有“遗忘”，我们认为被记忆的东西，实际上很可能是一种遗忘的方式。这一点也必须通过历时性的考察方能被描述。
　　从理论上说，这种方法论上的矛盾并非不可克服的。比如，从个案着手，对一个阶段的母题史的考察，就是一种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就好比是做了一张张病理切片，让人们看到了这些“文革小说”的一些内部病灶的基本面貌，但还需要将一连串的病理切片串联起来观察、分析，方能发现其病变机转。只不过目前还很少有人来做这类研究。许子东在本书中涉及这一方法，对以后的研究者会有所启示。但他主要还是太拘泥于结构主义方法。他对现象的描述很精细，也很清晰，但对这些现象在不同语境下的演变机转则有所不逮。
　　廖增湖：我觉得许子东显然是在寻求一种比较明朗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让他方便地把握“文革”的特征，当然也包括“文革小说”的共性特征。这种企图包含在他的方法论里。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小说”的一些共同的母题，这些基本的母题展现的是我们认识“文革”的角度与深度。同时我觉得它也很可能掩盖一些更加重要的特质。结构主义方法也很可能陷入这种被动的掩盖当中去。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过分的抽象貌似一种假象，它可能准确，但是没有力量。
　　张闳：许子东精细地分析了“文革小说”中的“灾难叙述模式”、“拯救主题模式”等等，并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类小说在承担集体记忆功能时的作用和局限性，这无疑是极有启发性的发现。但是，另一个问题接踵而至。关于“文革”的“集体记忆”并不仅仅是一个诸如“时间性”之类的形而上学问题，同时，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据我的猜测，许子东也许真正想解决的问题是后者。这差不多也是几乎任何一个与“文革”问题相关的研究者的学术理想。因为这才是“病因”。“文革小说”的作者在演绎许子东所说的这些主题模式的时候，未必是有意识的行为。在他们的背后，有某种观念的惯性力量在支配。如何通过这些叙事性作品中的一系列现象来揭示叙述者与他的叙述对象及其所处的时代的观念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配着叙述，支配着叙述者的无意识，使他不自觉地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讲述“文革”故事——这恐怕是一个更大的难题。
　　倪伟：普洛普的研究之所以显得比较成功，依我看主要还是因为其研究对象只限于民间故事。民间故事故事性强，情节线索简单明了，易于分解成诸多功能片段，统摄为一个基本的叙述模式。而个人创作因作家个人的才性、气质、风格的不同，叙述上的变化要远比民间故事繁复得多，完全套用普洛普的方法，就显得有点不够用了。我注意到在许子东的分析中，以《芙蓉镇》为代表的民间趣味型的“灾难故事”比较符合他归纳出的叙述模式，而作品的个人风格越是突出，也就越不容易纳入到既定的叙述模式之中。许子东对先锋小说的分析显得相对薄弱，显然是因为这些小说和《芙蓉镇》一类的民间趣味小说确实相距甚远，很难把它们归为一类。事实上，对于很多先锋小说家来说，故事本身已不是那么重要，讲述故事的方式，以及特定的情态、氛围和语气，是他们更为关注的，这也就是说，在他们的作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往往并不是功能性的情节片段，而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非功能性片段。就拿残雪来说吧，她的小说情节性是非常弱的，故事情节仅仅是一个虚化的框架，一个人物得以在其中活动的不定的舞台，而刻意营造出的压抑、沉滞、诡秘、梦魇般的精神氛围才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意义的东西，如果用叙述模式去套，那么所有那些非功能性的细节和片段都会被排除在外面，这种抽象所造成的损失就未免太大了。所以说，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适用的对象范围，如果方法的套用越出了适用的对象范围，其有效性和可信度就要打个折扣了。
　　张闳：普洛普面对的是纯粹的叙事材料，材料的修辞学属性、美学属性、政治学属性如何，均无关紧要，因为他的目的很明确，他要解决的是叙事模式问题：母题、原型和话语转换；但许子东选取的却是一个政治学属性很强的材料，美学属性也比较明显，而且，诸材料之间的美学属性尚有诸多差别。许子东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叙事学的？那么，材料对象就可以是随机的，“文革小说”未必最合适，至少缺乏充足的入选理由(为什么不选“样板戏”或者历史剧什么的)；如果要解决的是政治学的问题，那么，方法就有一些缺陷，结构主义并不提供意识形态判断的依据，这样，“为了忘却”也就没了着落。叙事诗学与政治意识形态批判之间是否有某种关联性？这是一个问题。许著显然未能提供有效的解答。
　　廖增湖：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时代属性的问题。许子东面对的材料，可能在当今只能是这样的一些材料，所以他不得不在纯粹诗学与意识形态当中寻求一个平衡点。样板戏当然可能更集中一些，但是不如小说作品丰富。文革小说可以提供更加有血有肉的肌体，供作者进行解剖。我想起以前詹姆逊的一个关于“第三世界作品”的论述，本来有些讨厌，但是越来越觉得他论述的准确性。也就是说，我们所面对的现状，不容我们做纯叙事的剖析。即使是貌似纯叙事的，其实质还是带有意识形态的汁液。这种不干净在我们的现实意义上来说是先天性的。问题恰恰在于，我们的叙事作品从来都是一种伪装，许子东能否进一步剥离这种伪装呢？
　　倪伟：形式诗学和意识形态批评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矛盾的张力，但也不是绝对的，两者之间也存在紧密的关联。任何文学形式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生产出来的，因此必然会浸透那一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因素。事实上，文学形式是意识形态得以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有效载体之一，文学研究的一个任务就是揭示出形式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当然这种分析方式不是简单直接的，而必须经过复杂的符码转换，通过一系列精巧的拆解手法，层层剥离出其中包裹着的意识形态内核。这意味着在形式诗学和意识形态批评之间的关联是相当隐秘的，必须经过艰苦的剥离工作，才能使其浮现出来。
　　在这一方面，许子东的研究似乎做得还不够深入。在他所归纳出的“文革叙事”模式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毫无疑问确实存在有某种关联，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猜想这种叙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刻意制造的产物。但是这种猜想却必须有大量具体的文本分析来支撑，通过符码的转换和解读，文本的意识形态内涵才会充分地显现出来。在个别文本比如对余华的《一九八六》的解读上，许子东显示出了良好的艺术感悟力和足够的敏锐，但是类似于此的精彩分析还是显得太少了，特别是对形式背后的内容的开掘用力不够，因而确实使“为了忘却”这四个字多少有点落空了。总的来说，我觉得许子东这本书在叙事形式的剖分和梳理上，在叙述模式的归纳和区分上，都做得非常精细，但对形式的意识形态内涵的开掘还是不够深，缺乏足够的穿透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原本可能具有的思想上的冲击力。这也可以说是美中不足吧。
　　(《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许子东著，三联书店二〇〇〇年版，15.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