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西方战争方式”？

　　下来的“引介”是“西方战争方式”。这段最重要。
　　“西方战争方式”是什么？作者总结了五条：
　　一、重武器和技术。作者承认，历史上，西方比起它交战过的东方，在技术上并不占优势，“直到十七世纪早期火枪齐射技术和战场火炮的出现为止，整个亚洲的马上箭手和他们使用的弯弓一直被证明要比任何西式武器的威力都大得多”，“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先进技术都源自西方，许多重要的革新，如马镫和火炮都是来自东方的对手”，但他还是强调说，“除了少数的例外，亚洲的马上弓箭手并不直接对西方构成威胁，就算能够，这种威胁也不持久”，“事实上，历史证明，自从公元前五世纪的波斯战争以来，很少有哪个时期，西方所召聚的部队在战斗潜能上不优于它近处的对手们”(指希腊打败波斯、罗马打败阿提拉等一类战例)。作者这么讲，是在暗示，两千五百年前，西方就比东方强。这类欧洲虚荣和自我吹嘘，书中很多，我们不必在意，因为这样的说法，我们也很多。重要的是，近五百年来，特别是近二百年来，西方的优势确实无可置疑。他们看重武器胜于人力(这是其近代趋势，未必是古老传统)，善于吸收其他文明的军事发明，这确实是一大特点。比如火药和指南针是我们发明，但十三至十四世纪传入欧洲后，他们后来居上，比我们强得多。十六世纪以来，西方仗恃其船坚炮利，所向无敌，总是以少胜多，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二、重纪律和训练。作者说，西方军队总是以少胜多(不像中国总是用大量军队围攻，见594页)，原因是纪律严明(不一定，匈奴只有汉一郡人口，满族军队只有八万人，他们以少胜多，都是在于突袭，让对手来不及调兵遣将)。他说，“应该再次予以强调，作战中最具决定性的优势在于弥补数量劣势的能力。因为历史上不管是保护欧洲免于外来侵略(如公元前四七九年在普拉蒂亚，九五五年在拉茨菲尔德，一六八三年在维也纳)，还是征服阿兹台克、印加和莫卧儿帝国，西方军队在数量上向来都处于劣势，期间差距至少是一倍到两倍，而且常常更为悬殊。若非因为严明的军纪和先进的技术，这些奇迹绝不可能发生。同样，若非因为强于对手的军纪，甚至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亚历山大大帝也几乎无法用他的六万名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联军去摧毁波斯帝国的军队，因为在敌人的部队中可能招纳了更多的希腊士兵(他们拥有与亚历山大部队同样的作战装备)”，重视操练，也是他们的一大特点。现代军队为什么还练正步走，就是保留这种传统。原书为了说明操练的重要，特意附了一张照片，画面上是一个不堪劳累，昏倒在地的英国士兵(参看福柯《规训与惩罚》引米哈伊尔大公的话，“很好，只是他们还在呼吸”)。图注说，“只有两大文明发明了步兵操练：中国和欧洲，第一次是公元前五世纪在北中国和希腊，第二次是在十六世纪末。此期代表人物戚继光和荷兰共和国拿骚的莫利斯都明确主张恢复传统做法”。我怀疑，步兵操练主要是为了营兵布阵(现在防暴警察还练这个)，凡有两军对垒，列阵对抗的地方，都该有这套东西，不一定只有两个国家。现代西方军队厉害，我觉得不在操典，而在广义的纪律和训练，即法制和管理的完善。
　　三、重侵略和杀戮。此书非常强调西方战争方式和希腊、罗马的继承关系，和我们一样爱引经据典。比如讲希腊，它是以色诺芬(Xenophon，前四三○——前三五五或前三五四年)为“战略理论的开端”；讲罗马，则推重埃利亚(Aelianus)的《战术》(约作于一○六年)和维吉提乌斯(Flavius Vegetius Renatus)的《关于军事问题》(约作于三八三年，有中译本，即韦格蒂乌斯《兵法简述》，袁坚译，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但实际上，希腊、罗马的兵书多已散亡，留下来的主要是讲战史的书，如希罗多德的《希腊波斯战争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远征记》和恺撒的《高卢战记》，略相当于中国的《左传》、《国语》或《兵春秋》、《读史兵略》一类作品，偶尔涉及军事制度和实用战术，多琐碎而铺陈。十九世纪以前，他们一直缺乏战略研究。作者说，西方战争方式和希腊、罗马的传统有“惊人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在哪里，主要就是，它在海外作战，是以“彻底击败和摧毁”为原则，肆意屠杀，毫无怜悯之心，一切为了“赢得敌人无条件投降”(作者补充说，“宗教和意识形态上的限制很少能干扰西方对战争的讨论和实践”，“从柏拉图时的大学直到现在的军事学院——宗教的和世俗的——通常都没有严格的新闻监察机构”)。这和很多落后国家完全相反，它们打仗是为获取奴隶而不是彻底消灭敌人，杀人太少，很多都是“礼仪性战争”(如美洲、东南亚及西伯利亚的土著居民)，所以，当他们“面对欧洲人用来对付他们的陌生的‘毁灭战术’，只能是惊惶失措”(作者对西方炮舰所至，胜得比想像还容易，杀人都杀得不好意思，一直是津津乐道)。它所强调的其实是“暴力无限”和“彻底征服”。西方战争方式残酷，这是有传统的，它对内实行民主制度，政通人和，歌舞升平，但对外却草菅人命，极端残暴，希腊、罗马是如此，现代西方也是如此。很多肮脏战争都是由国民支持，按民主进行。他们的国民，死个人就惊天动地；别人死多少，毫不在乎。本来，要说残酷，哪个国家都一样(我国有京观积尸、长平坑卒)，但把杀人如麻当优点，还是令人奇怪。过去，我读哈特(B.H.Liddell Hart)为格利菲斯(Samuel B.Griffith)译《孙子兵法》英文本写的序言，不太明白他为什么对孙子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么欣赏，认为他比克劳塞维茨讲得好，两千年前胜于两千年后。后来比较《孙子兵法》和《战争论》，我才发现，他们对战争过程的理解很不一样。孙子讲战争的逐步升级和降级，一般是先礼后兵，他是把“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理想态，伐谋不服才伐交，伐交不服才野战，野战不服才攻城，轮到攻城，反而可能转回去，进入谈判和媾和。而克劳塞维茨，他虽讲“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对过程有类似理解。但他可是先兵后礼。他是以最大限度使用暴力为理想态，退而求其次，才使用比较缓和的手段，打服了才讲客气。哈特说，《孙子》虽然在十八世纪(拿破仑战争的前夕)就已传入欧洲，但声音太小，几乎听不到，如果欧洲的军事家能听听他的劝告，两次大战也许就不会打，打了也不至那么惨，看来就是针对这一特点而言(其实在两次大战里，克劳塞维茨的话也没人听，真正的武人都视之为纸上谈兵，读他书的反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苏联的军人)。
　　四、重回应挑战的能力。这一条主要是讲“钱”，即怎样花大价钱，买高科技，遥遥领先于对手。《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今天的“国之大事”是“在商与戎”。贸易和战争有不解之缘(参看十五页引科恩的话：“贸易没有战争不可能维持，战争没有贸易也无力进行”)。古代的匈奴人、阿拉伯人和蒙古人，他们是世界贸易的开拓者，也是最野蛮的征服者，西方侵略者得拜他们为老前辈。苏芳淑(Jenny F.So)教授和爱玛·邦克(Emma C.Bunker)教授编过一本草原青铜器的展览图录，叫Traders and Raiders(《贸易者和劫掠者》)，这个名称对北欧海盗和后来崛起的整个西方都很合适。作者强调，“谁来支付战争”是根本问题。他认为，“花钱买人力”(现代方式)比“省钱费人力”(传统方式)好，对高科技做高投入，从眼下看是费钱，从长远看是省钱，比如美国花几百万美元搞“曼哈顿工程”，好像很贵，但一九四五年，两颗原子弹换来日本投降，很划算。至于钱从哪里来，他以为税收不如借贷。他说，战时如何组织长期信贷和把短期信贷变为长期信贷，是西方成功的秘诀。这主要是讲战争经济学。作者说，模仿西方战争方式，别的好学，这条最难，他们能保持“独一无二”的应变能力，关键是会搞钱。
　　五、重扩张和支配。和上面讲的“重侵略”有关，作者强调，“西方一直擅长于把军队投放到远方战场”(597页)，他们总是爱到别的国家打仗和管别的国家的事。他说，“因为侵略——‘武力掠夺’——在‘西方的崛起’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在过去两千五百年中的绝大部分时期，不是更为丰富的资源，或更崇高的道德价值观，也不是无可匹敌的军事天才或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的发达的经济结构，不是这一切，而是陆海军的绝对军事优势为西方的扩张奠定了根基。这种军事优势意味着西方很少为成功的侵略付出过痛苦的代价。来自亚非国家的军队很少能成功地开进欧洲本土，但也有许多的例外——薛西斯、汉尼拔、阿提拉、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但他们都只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没有一个敌人能从整体上摧毁他的对手。相反，西方军队虽在数量上居劣势，却能击败波斯人和迦太基人的入侵并进而灭绝他们的国家，甚至伊斯兰的军队也从未成功地以西方方式在欧洲分割他们的‘势力范围’，然而，另一方面，时光的流逝、军事力量的重新平衡关键性地促进了西方的扩张”。一六五○年，他们已控制美洲、西伯利亚和附属撒哈拉的沿海地区，还有菲律宾，并航行于七大海域。一八○○年，控制世界陆地的百分之三十五。一九一四年，更达百分之八十五。即使殖民体系崩溃后，西方军队也还在干预和控制全球事务，维持其霸权地位。对此，作者是津津乐道的。
　　总之，西方战争方式，重视实力是它的主要特征。

叙事结构：作者笔下的西方战争史

　　作者笔下的西方战争史有两千五百年，其中近五百年占四分之三的篇幅，前两千年只占四分之一的篇幅，前面是从后面追上去的。其结构安排值得注意。
　　欧洲历史有“老三段”：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是一段，蛮族入侵后的中世纪欧洲是一段，近代的世界扩张是一段。作者也是这样写。但希腊、罗马，与其说是欧洲文明，不如说是地中海文明(和北非、西亚有关)，它和中古欧洲，还有近代欧洲，根本不是一回事，前后有连续，但断裂比中国历史大。前几年，美国汉学界流行“解构永恒中国”说。他们认为，我们说的“中国历史”太笼统，因为真正的“中国人”只是说中国话(或汉语)的人群(这是个荒唐的定义，暂时不必讨论)，若以现代版图为据，把不同历史时期，居住范围不同的“中国人”混为一谈，势必造成混乱。这一说法，对我们的习惯有解毒作用，但本身也是“毒”。因为欧洲从来都是小国林立，至今还是四分五裂，所谓“西方”者，才真是一大混沌。如果我们也叫真儿，更该解构的倒是“永恒西方”(或“永恒欧洲”)。在这本书里，作者总是倒果为因(倒溯多成谶言，自古就是如此)，自觉不自觉地以现在为起点，把他们的优越性上钩下联，说成一条线(在本书中，步兵、侵略和残忍，是它的主线)，好像从娘胎里就比别人优越(他们是把希腊、罗马当娘胎)。这是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十九世纪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很多说法都是“皇帝的新衣”。西方历史学的毛病，根子就在这里。
　　作者的章节安排是：
　　第一部分，叫“密集型步兵时代”，主要是讲希腊、罗马的步兵方阵，特别是重装步兵的阵法。作者强调，早期作战，主要靠步兵，不靠骑兵(当时人认为，只有懦夫才骑马，24—26、29页)。步兵是亦兵亦农的公民，骑兵是蛮族雇佣兵。交战讲究的是在两国交界的平坦地区(《左传》叫“疆场”)，速战速决(23页)，双方禁止使用诡计和暗器(29页)，和《左传》所谓的“皆陈曰战”差不多。重装步兵的衰落，是因为外族人和低贱者当兵(我国也有“野人”当兵的历史转变和蛮夷当兵的传统)。希腊、罗马的步兵(infantry，来自拉丁语infans，本意是“儿童”)，我国叫“徒卒”(《孙子兵法》有“视卒如婴儿”之说)；重装步兵(hoplite，来自希腊语ho-plon，本意是“甲”、“盾”等防护装备)，我国叫“带甲”。这只是古代兵种之一，希腊、罗马还有车兵和骑兵。中国早期，商周和春秋战国，兵种组合是车、步组合(专门术语叫“乘法”)。当时戎狄也使用战车和步兵(见师同鼎铭文和《左传》昭公元年的“毁车以为行”)。战国晚期和秦汉以来，因为和北方民族作战，我们开始重视骑兵(如赵武灵王和汉武帝)，兵种组合是车、步、骑组合，特别是步、骑组合；南方还盛用水师。战争中，车兵和骑兵，数量没步兵多，但地位比步兵高。这是我国。其情况与希腊、罗马不尽相同，但不会悬殊太大。此书的问题是，它只讲步兵和水师，不讲车兵，骑兵也说得很少。这种讲法，不是全貌。我怀疑，它是从现代军制追溯，故意夸大步兵和水师，有意贬低车兵和骑兵(车兵衰落较早，骑兵兴起稍晚，二次大战后，骑兵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坦克、装甲运兵车和卡车取代，转赠给警察)。例如本书提到的亚德里安堡之役(三七八年)就是哥特骑兵重创罗马步兵的著名战例，作者推崇的维吉提乌斯的《关于军事问题》，也是强调步、骑混合。他们的情况与中国类似。作者为了把步兵传统拉成一条线，写得非常生硬。
　　第二部分，叫“石堡时代”，主要是讲中世纪。作者强调，即使中世纪，步兵也是主要兵种，骑兵不是(他是从两者的数量比例讲)，骑士的作用常被文学夸大。这一段，因为有蛮族(匈奴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入侵和海盗(维京人)入侵，特别喜欢筑城堡(fort)。筑要塞和碉堡是中世纪传统。欧洲的城堡和中国的城很不一样，多是堡垒性质的小城，类似我们的障塞(如居延、敦煌、张掖、酒泉的障塞)。大工程，五世纪有哈德良长城和安东宁长城(在英格兰)，八世纪有丹威克土垒、查理曼运河和奥法堤，也是因山为势，堑河为堤，但没有中国的长城那么长。当时攻城，主要是围，不是攻。真正攻城是“火药革命”后(十四——十五世纪)。因为有火炮出现，防守技术也相应改变，开始把原来的城堡改为棱堡(巴黎的军事博物馆就有很多棱堡模型)。这一部分，也是采取突出重点的写法。问题是，作者强调的主要是古典传统的延续，而不是蛮族的贡献(很多蛮族都骑马，维京人也是以船载马进行抄掠)，以及它在蛮族影响下的变形(骑兵变骑士，和步兵类型的古代战士形成对比)，所以，还是继续贬低骑兵。其实，步兵取代骑兵，重新成为主要兵种，是十六世纪的事，在此之前，骑兵还是起很大作用。不然，他们的情况就很怪诞，跟亚洲这边接不上，对“骑兵革命”在世界军事史上的意义也是抹杀(筑城是防骑兵，火药是助围城，这才是顺理成章的写法)。
　　第三部分，叫“枪炮和帆船的时代”，主要是讲十六至十八世纪的近代欧洲，即我们说的“船坚炮利”。“枪炮(guns)”是从古代的远程武器弩(crossbow)和抛石器(ballista或catapult，中国叫“炮”，此书译为“弩炮”，它是“火炮”的前身)发展而来：枪，是火药和弩的结合(中国叫“铳”)；炮，是火药和抛石器的结合。我国有弩和抛石器，西方也有，但他们没有火药。十四世纪，经蒙古人和阿拉伯人介绍，他们有了火药，然后才有了“枪炮”。“帆船(sails)”，西方也有，但他们没有指南针，船是船，炮是炮。指南针和炮舰都是中国的发明。一二○○年，指南针传入欧洲。一三二○年，火炮传入欧洲。然后他们才有炮舰(一三五○)。他们把“炮”和“舰”结合起来，发展很快，不但增加了活动范围(和马在陆地上起过的作用一样)，而且可以远距离杀伤，让对手够不着，像阮小二把李逵骗到水里打，把对方气得不行(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最近的阿富汗战争，又重演了这一幕)。十七至十八世纪是欧洲革命的时代，他们对内是争取自由，对外是野蛮征服。征服靠什么，就是靠“船坚炮利”。此书讲对外征服，主要是讲对美洲的征服，一是西班牙对中南美的征服(在这一部分)，二是美国对北美的征服(在下一部分)，其他只在第十章讲了一点(英国对印度和北美的征服)。西班牙人征服美洲，他们的对手没见过马，也没见过铁刃兵器(但美洲有三个地区造青铜器)，更不知枪炮为何物。他们的对手是名副其实的“手无寸铁”。西班牙人是凭这三大法宝，外加天花(起了生物武器的功能)，取得“丰功伟绩”。他们把当地土著几乎杀光，移非洲奴隶填美洲，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种族灭绝战争，除了“罪恶滔天”，没有其他词可以形容。二次大战后，德国人向犹太人忏悔，但这三百多年里，A字打头的所有各洲，他们的冤魂孽鬼，却得不到抚慰和道歉(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教科书事件”)。这是西方历史不能进化的原因。
　　第四部分，叫“机械化战争的时代”，主要是讲十九至二十世纪欧美列强间的战争。
　　十九世纪，主要是讲拿破仑战争(一八○三——一八一五)，以及克里米亚战争(一八五三——一八五六)、普奥战争(一八六六)和普法战争(一八七○——一八七一)。当时的参战国也是后来两次大战的参战国。它是后来两次大战的演习(法、德、俄是主要对手)。
　　二十世纪上半叶，主要是讲两次世界大战。一九○○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这件事对中国很重要，但此书不讲。它讲的都是大国之间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一九一九)，是英、法、俄、美与德、奥、土争霸，德国和俄国最倒霉，造成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请注意它们的因果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三九——一九四五)，是美、英、法为一方，德、意、日为一方，苏联为一方的“三国演义”。当时各国都是合纵连横，你拉我，我拉你，互相转移灾祸，美、英、法和苏联并没有两样(和帝国主义打交道，不能不采取帝国主义立场)，我们过去的宣传是一面之词，但并没有错。此书对苏联有政治偏见。讲一次大战，还是说列宁是德国间谍，布列斯特和约是帮德国忙。讲二次大战，也是把很多必讲的东西，故意略去不提。讲战功，没有苏联。讲死人和损失，也没有苏联。更不用说中国。就像美国电视台转播的奥运会，光显美国了，最多的篇幅都是花在夸对日海战和原子弹。两次大战后，英国衰落，美国是大英帝国的继续。它躲在地球背面，缺乏反殖民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洗礼，所以有很多偏见。
　　二十世纪下半叶，即一九九○年以前，是所谓“冷战时期”。它是一个让帝国主义备感屈辱和右翼政客技痒难忍的时代(特别是对“美丽的帝国主义”)。法国一挫于奠边府(一九五四)，二挫于阿尔及利亚(一九六二)。美国一挫于朝鲜(一九五○——一九五三)，二挫于越南(一九六五——一九七三)。六十至七十年代，凡是有社会良知的人，全都谴责美国(包括美国人)，让他们丢了脸，他们难过归难过，错是不会认，心里想的光是洗刷耻辱。这个时期，战争已远离欧洲，像西方的很多礼物(动乱、贫穷)，被转送给亚、非、拉美。它们主要是发生在落后地区，特别是远东和中东(还有北非)。这两个地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是世界古老文明的继承者，推行现代化阻力最大，当然是他们的眼中钉。最后，此书是讲海湾战争(一九九一)，此役已属后冷战时期。作为幸福结尾，美国打了翻身仗。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也是旧的一页，反恐加反共，成为新时期的特征。
　　作者说，现在是大国之间不打仗，但“主权国家间的常规战争还是没有停止”(600页)，我们不但没有摆脱核威胁，还面临生化武器和恐怖袭击的危险。在未来的战争中，西方要避免大国间的战争，关键在于化解国际危机；而对付小国间的战争，则靠两条，一是得到民意支持，二是得到金钱保障，想打也能打。西方民主曾无数次支持西方的战争。他不希望美国重蹈入侵越南和索马里的覆辙，即“因公众对伤亡的抵触态度而变成严重的妥协”。(604页)
　　民主为什么会支持战争(就像美国电影Stag Party中所演，投票是为了杀人)，这的确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