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慧思和虚云的自撰年谱

　　佛教天台宗三祖南岳慧思禅师(公元五一五——五七七)年轻时师事慧文禅师，读诵经典，修习禅观，悟得“法华三昧”。此后，慧思游行各州，开讲禅法，徒众渐多。有恶僧心怀嫉恨，投毒陷害他。好在慧思大难不死，转而南下传法。在南方弘法时，慧思曾发愿造金字《般若经》。金经造成后，为了记下自己曲折的求法因缘，慧思取他一生主要事迹，依年编列，写过一篇《立誓愿文》。在这篇文章里，慧思发下坚定的誓愿，愿度尽世间众生，到世界终了时，自己能够亲见未来佛弥勒。这篇《立誓愿文》既有出世求仙、服食延寿的道家思想，又有对自己一生所历年月、地理的精确记录，把中国人隐逸和务实兼具、玄谈和史学皆重的复杂精神表现得很彻底。所以，史学家陈寅恪称赞《立誓愿文》“不独研求中古思想史者，应视为重要资料，实亦古人自著年谱最早者之一”。
　　陈寅恪研究《立誓愿文》，大概是在一九三二年。那一年，他开了“中国中古哲学”和“晋至唐文化史”两门课。慧思的《立誓愿文》正好属于他讲授的范围。这篇文章与我国古代哲学和宗教都有深切关系，大凡研习哲学史或佛教史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发现它是古人最早自撰年谱之一，并点出它在史学著作史上的价值，却是陈寅恪的创见。拘泥于佛典注疏章句之学的僧徒，乃至一般的史学家，恐怕很难有这样高明的见解。陈寅恪的研究所得，就是《金明馆丛稿二编》里所收的《南岳大师<立誓愿文>跋》。另外，陈寅恪研究慧思的札记，现在还有一部分保存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翻北京三联书店最近出版的《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三集》，218-220页。
　　慧思的《立誓愿文》，曾有人怀疑不是他本人的作品。陈寅恪读后，找到一些证据，提出了不同看法。据唐代道宣法师所著《续高僧传·慧思传》说，慧思在北朝齐后主武平之初(武平元年为公元五七○年)，“背此嵩阳，领徒南逝，高骛前贤，以希栖隐”。慧思率徒南下后，“初至光州，值梁孝元倾覆国乱，前路梗塞，权止大苏山”。但是，南北朝正史记载，南朝梁孝元帝的倾覆，在梁承圣三年，也就是公元五五四年，比慧思南下出发要早十五年。五七○年左右出发南下的慧思，怎能在光州碰上已经在五五四年发生过的梁孝元帝倾国之乱呢？因此，陈寅恪断定，道宣的记载必有讹舛。在慧思的时代，南朝、北朝并立，把南朝和北朝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纪年理清，本来就不容易。道宣在年代上犯错，也不奇怪。
　　再看一看《立誓愿文》的记载。慧思说，他到达光州时，正好四十岁。依《立誓愿文》里其他纪年推算，慧思应生于魏宣武帝延昌四年(北朝的纪年)，也就是公元五一五年。把慧思的生年和他到达光州时的年龄(四十岁)相加，我们就能够计算出，他到达光州之年正好是公元五五四年。换言之，就是梁孝元帝亡国之年──承圣三年(南朝的纪年)。因此，他遇上同年发生的梁孝元帝覆国之乱，就是很自然的事情。由此可见，《立誓愿文》里提到的年代，与南北朝正史所记年代完全吻合。这样一来，《立誓愿文》里所记年代，就足以纠正《续高僧传·慧思传》中的年代错误。因此，陈寅恪说：“可知南北朝并立，其年号岁月后先交互之间，虽以道宣之博学，尤不能无误，而此《立誓愿文》之记载，其正确如是，则非后世僧徒所能伪造，固无容疑也。”此外，陈寅恪还从《立誓愿文》里举出地理上的一个证据，与上面所引年代的例子一样，证明慧思若非当时亲履其地、亲接其事，断不能作出如此正确的、完全符合南北朝正史记载的记述。因此，陈寅恪断言，《立誓愿文》绝非他人所能伪托，当是出于慧思的亲笔。
　　慧思之后，写过自撰年谱的僧人还有不少，其中比较有名的，有近代的虚云禅师(一八四○——一九五九)。虚云所作名为《虚云和尚自述年谱》。虚云是一位禅宗大德，一生云游四方，到处建寺立庙。据说，他坚持苦行，禅功深彻，凡众难测。虚云活了近一百二十岁，历经三朝更替，可说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的见证人。因读他的《自述年谱》而皈依佛门者，恐怕不在少数。但一般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却发现他记述的生平事迹中，有一些不可信的东西。南北朝时代的人读慧思的《立誓愿文》，见他讲炼丹延寿、百毒不死等事，也许不会生疑。但是，在“科学昌明”的现代，如果听虚云一本正经地说，他生下来是一个肉团，一个卖药翁剖开肉团才把他取出，大家大概不会荒唐到立即相信吧。《自述年谱》中所记令人犯疑的事还有很多，这些事都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就是虚云是不是在信口胡编。因此，人们难免进一步要再问一下，以这种编神魔小说式的态度写出的东西，在基本史料上是否会有弄虚作假的地方？
　　作出这种怀疑的人里，有史学家胡适。胡适是近代禅宗史研究的开创者，在搜集禅宗史料的过程中，他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古代禅宗和尚惯于伪造史料。虚云这个说话夸张的现代禅宗和尚，自然会引起胡适的注意。胡适晚年花费很大精力，写了《一勘<虚云和尚年谱>》、《二勘<虚云和尚年谱>》、《三勘<虚云和尚年谱>》等文章和书信，专门讨论虚云《自述年谱》中的史料问题。这段故事很有名，有许多文章做过讨论。对胡适研究虚云《自述年谱》的这份热情，他的朋友胡建中还专门写诗逗他：
　　你静悄悄地躲在南港，
　　不知这几天是何模样。
　　莫非还在东找西翻，
　　为了那个一百二十岁的和尚？
胡建中的这首诗叫《南港，午夜不能成寐，有怀胡适之先生》，当时是用笔名“康华”发表的。这首诗下面还有好几段，我只引了开头几句。胡适本人很喜欢这首诗。
　　胡适把虚云对他家史的记述，与有关地方志对照，发现许多地方与清代史实不符。且举一例，以示方隅。虚云的父亲，叫萧玉堂。据虚云说，萧玉堂在道光戊戌、己亥间(即道光十八年至十九年)，任永春州的知府。永春在福建省。胡适查阅《福建通志》第一百八十卷，发现道光十六年任永春知府的是一个名叫沈汝翰的人，而在他之后的知府是谁，《福建通志》里却未提及。胡适再查民国十六年编修的《永春县志》，发现紧接着沈汝翰之后“署”、“任”永春知府的分别是张锡纯和章复旦两人。翻看《辞源》，“署”是代理的意思，“任”则是正式任职。张锡纯在道光十九年“署”永春知府，章复旦在道光十九年“任”永春知府。在他们二人与沈汝翰之间，也就是从道光十六年到十九年之间，根本不见萧玉堂的影子。虚云还说，萧玉堂在道光二十年“擢泉州府知府”。但是，胡适再查《福建通志》，发现道光二十年任泉州府知府的是黄德峻，萧玉堂任职一事遂不攻自破。从这里可以看出，虚云的叙述与官书记载严重不符。除了上面举的例子外，在《虚云和尚自述年谱》中，年代不符以及与晚清官制冲突之处尚有若干条。这些证据，胡适在自己的文章中都一一列出，我就不再引用了。
　　虚云大概从友人或学生处辗转听到胡适的批评，因此对第一版《自述年谱》中的某些错误，在出第二版和第三版时曾经做过一些订正。但是，胡适对虚云《自述年谱》以后各版的改动都有连续的批评考证。在胡适看来，不论虚云怎样改来改去，还是有问题。最后，虚云也感到无法自圆其说，变得极为狼狈，索性抛出“人生如梦，一切皆幻，空中飞鸟有何踪迹可寻，况学道人耶”一类话为自己解围。“人生如梦”也许是对的，但是梦中也脱不开“时”和“处”的纠缠。否则的话，“学道人”又何必劳心费神按年月和地理编一部《自述年谱》呢？但是，《自述年谱》里的错误记载，到底是虚云记忆有误，还是他有意造伪，我们现在也无处去查问了。
　　慧思与虚云，一古一今，同以名僧身份，从事自撰年谱的编写。慧思的自撰年谱，据实而书，反遭人怀疑不是他的真作。慧思已死，无法为自己辩护。幸有陈寅恪用精密的方法，证明慧思的自撰年谱，包含着真史料。虚云的自撰年谱，虽然没有人怀疑不是他写的，但是，他叙事不清，与史实冲突，生前虽大事修改，死后还是难逃胡适连番勘问。虚云倒霉，遇上喜欢辨伪的胡适之。慧思很幸运，碰上体贴古人的陈寅恪。这两位名僧和他们的自撰年谱，在不同史学家的手里，竟有这样不同的遭遇。这件事情，在我国学术史上，也算是很奇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