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

　　《读书》编辑：《读书》编辑部很高兴，在北京如此炎热的时候，邀请到诸位朋友们来参加今天与佩里·安德森先生的座谈。佩里·安德森从七十年代起就做英国《新左翼评论》杂志的主编，中间有一段时间离开，现在仍然是这个杂志的主编。多年来他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授，前两年还在伦敦经济学院做兼职教授。他的很多著作在社会史、政治学领域里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英国的马克思学派里面——当时叫做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他是非常有影响的学者。他的有些著作已经被译成了中文，包括《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绝对主义国家的基础》、《西方马克思》。安德森前两年也给《读书》专门写过文章《文明的内涵》。我们大家对他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下面先请他做演讲，然后我们再讨论。
　　安德森：我今天要谈的是关于国际关系的几种彼此冲突的理论。当今世界上关于国际关系所占支配地位的话题，从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就是一个：全球化。全球化的话题主要是关于经济和文化的一套话语。但是，在全球化的话语体系里，关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讨论却非常少，虽然这个政治关系一直是存在着的。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英语出版物里关于全球化的大型教科书，比如大卫·赫尔德等(David Held et al)所写的《全球性转变》(Global Transformations)，其中有大量的关于文化和经济的全球性转变的讨论，但是，我们却几乎完全看不到关于国家间政治关系的任何讨论，过去这方面的讨论几乎为零。
　　但是，在最近，有三种主要的、非常激进但又非常不同的关于全球化中的国家关系的理论出现了。不难想像，这三种理论是在美国和英国的论著中出现的。既然中国正在寻求自己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因此，我认为，介绍一下这三种关于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全球化理论，应该会是比较有意思的。
　　第一种关于全球化中国家间政治关系的理论，即所谓的“民主的和平”理论。这一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康德发表于一七八○年代的关于“永久和平”的文章。康德的理论可以说是很简单的，认为战争本身是对人类和平的挑战，战争的根源是国王和王子们出于贪婪和野心，为了占有资源而发动的，而只有国王们才能通过战争和屠杀获利，普通的人在战争中只会受损害。按照康德的理论，随着王权被共和制所取代，战争就将被和平所取代，因为共和制是代表民众的，既然民众不能从战争中获利，所以在共和制下就不会有战争，而只会有和平。当然康德讲的还不是民主制，而是共和制，他还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但他对下面这一点非常自信：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一个和平的共和制度就会建立起来。康德一方面当然始终都被尊为伟大的哲学家，但另一方面，他的这篇文章却一直被认为是很荒唐的，因为在这篇文章问世之后的一七九○年代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个世纪一直充满了战争，而这些战争正是在共和体制之间展开的。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影响更大的是黑格尔，而黑格尔的一个著名论点是，战争本身是现代国家生活的一个主要中介。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的政治学领域，曾经长时间被遗忘和被认为荒唐的康德的这一理论又被重新发现了，由此产生出一个完整的政治学派，该学派认为，康德的政治理论其实更能代表现代制度的核心，其中有两个代表人物：迈克尔·多尔(Michael Doyle)和布鲁斯·鲁瑟特(Bruce Russett)。他们对康德理论做出了两个重大修正和补充：第一是用“民主”来代替原来的“共和”概念；第二，民主制从不会用战争的方式来对待另一种民主制，但是，民主制的确可以利用发动战争的办法来对待非民主制。当然，这一理论是在苏东解体、冷战结束之后的情境下产生的。他们的论点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民主正在像当年康德所希望的那样迅速扩散到全世界，所以，现在我们正在进入到一个普世主义的和平的时代。
　　这个学派试图把过去一百至一百五十年间的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概括成只是民主体制与非民主体制之间的军事冲突。当然，也有很多人指出了与这个理论不相吻合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比如，关于两次世界大战，我们怎么解释，在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事？怎么解释“二战”的时候，从选民比例来看，德国本身的民主基础要远远高于英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所谓过去的战争是在民主体制与非民主体制之间展开的，这是美国的一个没有什么历史事实依据的说法。另外，还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战争”是什么意思？固然有一些战争是以国家名义正式宣战的战争，另外还有一些是国家操纵、但非正式宣战的战争，比如说，一九七○年代早期，美国的民主政府动用了一切军事手段来推翻了智利的民主政府，这些算不算战争？
　　第二种理论与第一种完全相反，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森(John Mearsheimer)，他很精辟地阐释了该理论。他最新的著作是二○○二年的《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前述“民主的和平”理论有个假设，就是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内的制度，比如一个国家对内是集权的，那么对外就是扩张的；如果一个国家对内是民主的，对外就是和平的。而米尔森则论证说，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即使不是完全，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对内制度无关。为什么是这样？过去一直认为，国家之间的国际法则意味着，一个国家必须关照它自己的国家安全和利益，这在西方叫做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法则。换句话说，国家会寻求一种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的均衡，而不愿意看到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个国家成为主导。米尔森教授很激烈地批评这种传统理论。他的论点是，仅仅为了一个国家的生存，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寻求权力的最大化，因此就不会有一个权力均衡的机制。这就是说，国际关系中的基本格局是，每一个大国(对“大国”的概念，米尔森教授有自己的定义，如根据工业化水平、经济实力等等)为了自身利益必须要寻求国际关系中的霸权。
　　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因为没有一个大国能够知道究竟那个所谓“安全”的边界在哪里、有多大的范围，要到达什么程度才能称得上安全，因此它必须追求最大范围的霸权；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没有一个大国或国家能够预见到在未来一二十年内另外哪个国家也会变得强大。举一个例子，美国目前当然是最强大的，但即使是它也无法预期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它仍然一定是最强大的，它无法知道中国、欧洲或其他力量是否也开始变得强大起来。因此，生存的惟一保证，不是国家间权力的均衡，而是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霸权。这里引用他的原话：“既然谁也不能确定，对于今天和明天来说，究竟多大的权力是足够的，那么对于大国来说，最好的保证它们的安全的办法，就是取得霸权地位。”他的理论基础是根据霍布斯关于国家内部的权力关系的一个理论，将之延伸到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上。霍布斯的观点是，既然一个人的权力正好是对另一个人权力的制约和抑制，因此权力本身就要不断扩张，要超越另一个人的权力，这样权力才能一直不停地通过权力得到保证。由此，米尔森教授得出的理论是，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换句话说，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侵略性、扩张性的，所有的国家从它们的国际关系的性质本身来说，都在寻求霸权地位。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核武器抑制了，但并没有被核武器所取消，大国之间的战争在二十一世纪还是非常可能的。米尔森的著作具有对过去二百年间欧洲主要国家、美国、日本战争和历史的宽阔视野，而这一视野在上述第一种“民主的和平”理论中是非常欠缺的，“民主的和平”理论显得非常单薄，它缺乏历史的深度。米尔森的著作很尖锐，指出美国的扩张性绝不是最小化的。这里再引他的原话：“美国在十九世纪有着殖民主义和不平等地向外扩张的记录。美国人今天当然不这样看待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唯心主义的一套历史言说实际遮盖了美国权力如何野蛮地成长起来的过程。”他还说：“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通常情况下当然要通过联合国来推行其政策，但是当在联合国那里通不过的时候，美国就会置联合国于不顾，用别的办法来推行其政策。”
　　现在来讲讲第三种理论，可以叫“后现代国家理论”，也可以叫做“市场国家理论”。这一理论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顾问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顾问菲利浦·波比茨(Philip Bobbitt)。与第二种理论不一样，该理论认为国家内部的不同体制决定国家的不同的对外政策，所以他们坚持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是理解其对外政策的关键。但是与第一种“民主的和平”理论不一样，他们想要探讨和解决的是：民主制度怎么会有战争？他们的论点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并没有消亡，同样地，国家之间的冲突也没有消亡，但是主导国家的特色改变了。库珀认为，这一改变体现为欧、美、日本等国从现代国家转向了后现代国家。而波比茨认为，这个所谓国家的改变，是由民族国家改变成了市场国家。
　　大体说来，他们的观点是，在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所拥有的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花了很大财力和人力来完成国家建设，通过大众教育、军队建设、修建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另外，也通过非常昂贵的福利保障制度，给公民提供了外部和内部的安全与社会保障。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民族国家在这一意义上正在改变。这并非意味着国家消失了，相反，由此演变出了不同类型的国家。按照波比茨的观点，国家不再是民族国家，而转变成了市场国家。根据其理论，民族国家以前所承担的公共福利在市场国家是被禁止的，在市场国家这个体制下，公共服务被私有化了，原先由国家承担的那些公共福利现在要由市场这个机制来完成。所以市场国家的内部职能就不再是提供社会福利，而是提供法律权利，包括人权和机会，让其公民到市场里去寻求利益。这样一种市场国家的对外职能，就是要通过一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来保证其制度在全世界的所有地方也能够推行。既然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大的地区并不遵从市场法则以及法律权利，因此市场国家就可以通过发动战争和军事干涉的办法来确保其他地区也遵从市场法则及人权法则。
　　库珀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后现代国家，即北美、欧洲国家和日本；第二类是现代国家，即它们还是民族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还有一类是前现代国家，如非洲国家、阿富汗、中东国家。所以，库珀提出并不断地讲的一个概念就是“新帝国主义”，其意思是，后现代国家首先要动用它们的国家力量(包括军事力量)来控制现代国家，同时也制止前现代国家那些诸如屠杀之类的行为。
　　在库珀发表这一套理论以来的六个月，在西方许多很有影响的主要刊物比如《泰晤士金融时报》、《外交季刊》等上，人们又公开地、正面地、坦率地重新开始讨论帝国主义问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要么回避这个词汇，要么认为这是个可耻的词，但现在又把它当做正面的东西来重新加以讨论了。
　　波比茨提出了一个最强有力的例子，就是美国对南斯拉夫的军事干涉，他认为这是后现代国家通过武力必要地去控制那些前现代国家的成功范例。实际上，在当年美国武力干涉南斯拉夫的过程中，他本人扮演了一个很积极的总统顾问的角色。他的大部头历史著作《阿喀琉斯之盾：战争，和平与历史进程》刚完成不久，就发生了“九一一”事件，因此他在出版时加了一段话：“九一一”证明了我的理论是多么的正确，同时“九一一”也证明在二十一世纪是多么有必要用战争和武力的办法来解决诸如恐怖主义等问题。所以，他也提出，下一个最重要的军事行动就是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
　　有趣的一点是，与前两种理论的学者们不同，波比茨本人是一个宪政学的法律专家。他的基本论点是，宪政原则与军事原则密切相关。因此，国家主权应该让位于人权，不管联合国宪章怎么说，人权的原则是高于主权的。
　　最后要补充提到的是，在中国和全世界都享有很高声誉的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他在《万民法》中的基本论点，其实是与此一致的。罗尔斯当然是在为分配的正义而呼喊，许多人因此期待他能够把分配的正义原则也推展到富国与穷国的国际关系上和财富的再分配上。然而，有这种期待的人是会失望的，因为他的《万民法》中提出的东西正好与此相反：美国和发达国家没有任何道德的义务把分配的公正体现到它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但是，它们却有道德的正义性以维护人权的名义来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干涉。根据罗尔斯《万民法》的划分，世界分为民主的人民和不民主的人民，民主的人民的道德责任就是派军队到不民主的人民那里去推行民主。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包括罗尔斯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罗尔斯是属于美国的极端左翼的学者。
　　以上我简单介绍了三种彼此对立的关于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理论——“和平的民主”，“攻击性的现实主义”，以及“后现代国家”或“市场国家”理论，我也很希望听到大家的意见或讨论。
　　刘禾：在西方，对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批评，始终有一个传统，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批评，鉴于这三种不同的新学派的出现，马克思主义站在哪里？
　　安德森：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当然一直认为，一个国家的内部制度的性质决定它的对外政策。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对于攻击性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是有根本的分歧和批评的。不过，在马克思主义里面，我们如果必须要在这样两种理论之间做选择的话：一种是从国家的内部性质来看待它们的外部政策，另一种也是谈论国家的内部性质，但却以错误的方式来表述，那么马克思主义会选择第一种。在这个意义上，关于今天所谈到的三种理论，马克思主义会从第二种——“攻击性的现实主义理论”中有所汲取，因为它所给予的是一个毫不掩饰的对于真实世界的描述。无疑，很多国家关系体系的理论对世界的描述也都符合米尔森所描述的这种情况。他的理论的优点在于，他并不为自己寻找借口，而是直白地把话说明。他公开地谈论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现实状况，不仅包括了美国的十九世纪，也包括许多中国人认为的美国的开明时期(二十世纪)，也包括其目前的情况。他写的很多东西会让许多美国读者非常非常震惊。他冷酷地写道，一九四一年日本对美国的战争，并不是莫名其妙地进攻美国，而是被迫发动了一场战争。
　　相比之下，库珀和波比茨的理论是非常虚伪的，总是在找出一些借口来掩盖美国的国家行为。理解这一情况的关键在于他们与政治的联系：这两个人分别在克林顿和布莱尔的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并不是偶然的。在欧洲和中国都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布什这一任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的做法与克林顿政府不一样，这完全是幻觉。布什这一届政府完全是在按照克林顿政府的那一套政策继续向前走的。大家可能还没听说，在美国，布什被希拉里·克林顿攻击为在中东政策上太软！
　　马克思主义当然还是认为国际关系体系与国家不同的内部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但绝不能在诸如民主、市场国家、以人权名义进行军事干预等问题上有任何让步。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重新提出帝国主义的人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把这些问题公开说出来了。比如美国拒绝签署《国际战争罪犯审判法》，或拒绝被国际法庭裁判，它公开地说出这些反而是好事，因为这里没有那些虚伪的说辞，可以让大家看到真实情况。
　　张旭东：所有这些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对思考中国当代问题，比如社会制度问题，当然很有帮助。但是，如果我们只把它们放在政治现实主义的国家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层面上考虑的话，是不是没有触及到隐藏在这些理论背后的一些文化的、价值的、生活实际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用一种批评的态度去看待这些理论，但是，我们是否不得不承认，这些政治理论，比如民主的理论、新干预主义的理论，还是立足于一种历史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他们特殊的价值观的。我的意思是说，在思考和批判新帝国主义理论时，不能简单地把它仅仅当作政治学理论或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对其提出政治的、外交的思考的同时，要强调它与西方自身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或文化价值观念的关系，要不然的话，这个竞争和对抗是不平等不均衡的。
　　安德森：我的回答是，当然，西方的体制总是在诉诸于它自身的历史的实质性内容，但是在官方的话语里，这一历史的实质性内容总是被大的，在他们的官方话语里带有太多的遮掩和修饰。一方面要承认，它有其历史的真实性，不是虚构；另一方面，它又被极度地夸大了。这里不妨举个例子：美国有着世界上实行得最古老的民主制度，但是，实际上，在今天美国的政治制度生活中，只有不到一半的成年人参加选举，国家中另一半的人完全被排斥在这个政治体制之外，而在政治制度之内的这一半人中，能够选上的官员，要么自己是极度的富有，要么从大公司那里得到了贿赂，极度的腐败，因为竞选需要很高额的资金，至少几百万美元。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所以，波比茨的理论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公开说：“今天竟然还有人似乎震惊于我们的政治好像变成了金融机构的一个分支，但是，再过二十年，就根本不会有人对此感到大惊小怪了。”就是说，人们将会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
　　我们还是要承认，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确有非常真实的消极自由，这在宪法、法律意义上是有保证的。比如对一个人，不可以不加审讯就武断地逮捕和判刑。但是在选举制度上，几乎没有为积极自由留下任何空间，在政治选择这个方面，这个框架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再有一点，坚持自由民主制度的核心国家都是非常富有的国家，如英国、荷兰、法国、美国等，它们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而且也都是最早有大量殖民地的国家。
　　再看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性价值，也在越来越大程度上被工具化了。比如，另一个政治理论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奈，哈佛肯尼迪学院的院长，他最近提出了所谓的“柔性权力”。他说，刚性权力是钢铁、武器、军队等物质上的东西，而柔性权力是“一揽子计划”，包括流行音乐、美国职业篮球、人权等，总之就是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目前总的趋势，实际上就是美国正在努力把它的这种生活方式普世化，而美国生活方式的核心内容其实还是经济。我们还没来得及具体地讨论经济问题，如果讨论的话，当然就会想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它们的预设是，既然所有的国家或早或晚都要向市场经济靠拢并保持一致，那么当然是越早越好。
　　我的最后问题是关于中国目前的现实。中国这个国家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就是要向国际市场靠拢并保持一致，“柔性权力”在中国的存在是随处可见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五十年前有过一场剧烈的社会革命，而中国目前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与美国还是有极大的区别，那么，我想问一问诸位，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怎样才能成为一种资源？
　　刘北成：安德森教授问到中国人的一些看法，我想，中国人的想法，特别是知识界，完全是被现代化的理论所笼罩着。现在中国的知识界对美国的柔性权力基本上是既爱又恨的态度，并不是把它完全当作一个侵略性的东西来看待，中国有个说法叫“糖衣炮弹”，可以用在这里来形容。这里的许多人甚至没有把它看做炮弹，而是认为它基本是个好东西。中国所坚持的这样一种现代化理论，认为有一个统一的、先进的文明存在，中国希望很快地就能进入这样一种文明。包括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其实也还是有着很矛盾的心理。像“九一一”之后对阿富汗的问题上，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因为按照目前的这一套话语来讲，塔利班是非常落后残暴的，因此，所谓的新帝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明的传播，甚至是对阿富汗人民的一种拯救。因此，按照这样的一种关于现代化的立场，中国的知识界及其他界对美国的文化、美国的柔性权力基本上还是采取欢迎的态度。
　　安德森：老百姓是怎么看的呢？
　　韩德强：我听完安德森教授的介绍的感觉是，第一种理论，就好像是说布什总统带领全世界进入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第三种理论是，这个和平和发展的新时代还有问题，怎么办？那么，就要有人在全世界推广民主，“替天行道”。第一、三两种理论像是美国欧洲的智囊团在给老板们出主意，如何安抚下面的臣民们，但是又要打他们。第二种则是双重作用，它比较揭露现实，但在它揭露现实之后，会引出两种反应，第一种，有正义感的人会觉得，原来现实是这样的，那我要去反对它；而从统治的角度来看则是，现实就是这样的，所以该怎么打就可以怎么打。中国历史上历来有“王道”和“霸道”两种说法。第二种理论给霸道提供了依据，第三种理论给王道提供了依据。这是我的第一个评论。
　　第二个评论是，第一、第三种理论是会有人听的，第二种理论讲给谁听？老百姓听不懂，也极少关心，他们只关心《泰坦尼克》或流行音乐。我觉得，第一、第三两种理论有很现实的群众基础。大家一听“新帝国主义”，会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帝国主义，这世界不就乱了吗？因此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反帝国主义的群众力量在哪里呢？更多的被压迫者都是在寻求压迫者的位置，是想要往上爬。假如“往上爬”这样一种心态很难改变的话，那么帝国主义的基础就比较牢固。
　　安德森：首先我觉得，普通老百姓想过好日子的愿望是无可指责的，不能说这种愿望就一定会成为帝国主义的权力基础。所谓“向上爬”，不过是想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不一定是坏事，当然，为此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是另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同意你的这个看法：第一、三种理论在西方确实比较有社会基础，第二种理论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也比较抽象。但是，我想知道，在中国，自从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是偏离了米尔森所提出的国家间权力竞争的法则。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生活方式与美国十分不同，即使在今天，尽管这里充斥着广告等等，但中国的生活方式也还是和美国十分不同。
　　张旭东：我想回到原来的问题。我同意安德森先生讲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在世界政治体系的现实意义上的权力斗争中，中国的确是参与了这一游戏规则，而且也不得不参与这个游戏规则。但问题是，在玩这一套游戏规则的背后，有没有一整套的价值论述，有没有社会理想。如果没有，就不要谈什么中国的未来，中国的道路，也不要谈什么中国的传统。参与游戏并不是目的，而在于最后要形成什么样的生活，要什么样的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同意这个看法，西方的民主理论，或者说它的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关的一整套理论论述，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立足于它自己的价值理论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这一事实是被非常大程度地夸大了，被工具化了。但我们要看到，它服务于一个通盘利益的考虑，并且，这也不仅是利益，还是有它的文化差异的问题。那么，中国能否在这个问题上完成自己的一个完整的论述，这是个问题。
　　安德森：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我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分歧很大，有着非常激烈的不同的意见。关键的是，中国能不能产生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不同的实质性的考虑。具体地从历史来看，以一九四九年革命为结果的、中国知识分子参与的这一场巨大的集体性的社会变革，它所形成的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还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今后中国未来的方向，还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源泉？如果它已经没有实质意义的话，情况当然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作为局外人，我对这一情况是很难看清楚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即使退一步，接受世界政治的现实主义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行事，即使把它当作没有其他选择的既成事实，那么，也会有好的、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现实主义原则，以及玩得很糟糕的现实主义原则的游戏。有很多时候，一些大政治家都自认为在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玩现实主义的政治游戏，但实际上玩得很糟，比如前苏联领导人就犯了一系列灾难性的错误。当然他们是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而玩一种现实主义的游戏，但他们做得并不好。中国即使是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也完全可以有策略地在很多事上把游戏玩得更好，这将有百利而无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