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多元的妇女学

　　二〇〇一年七月，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妇女学协作研究会的七人代表团与复旦大学妇女中心合作，在复旦大学举办了有来自全国部分大学的三十位学者教授参加的跨学科“社会性别教学与研究高级研讨班”。作为为研讨班准备的项目之一，研究会负责选译了一本读本。那读本便是现在这本译集《越界的挑战》的前身。
　　在当今国内已有诸多关于社会性别、妇女研究，以及女性主义理论的译集存在的情况下，这本译集有何特色？简单的回答是：这本译集强调女性主义理论的多元性和妇女学的跨学科性及其重要性。它不但在现存的翻译介绍基础上为妇女研究提供又一新视角，而且强调要把妇女研究，妇女学学科发展，以及女性主义理论放在一个复杂的、大的历史和国际环境中加以认识和理解。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作为一门学科，妇女学同时又一定是跨学科的；也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没有跨学科的视野，便无法真正认知以及认识女性主义理论和妇女学的作为新型的知识形态和实践的重要意义。
　　纵观近二十年在国内出现的各种女性主义文论的翻译出版状况，很显然，国内在翻译介绍女性主义理论和思潮这方面一直比较活跃，为国内读者提供了不少新的视角和信息。与此同时，这些译集也反映出迄今为止对国外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妇女研究介绍的大致格局。一般是以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些权威性文章为主，每本译集又有各自的学科或理论侧重点，比如文学，大众文化，社会学，心理学，神学，“怪异”或“酷儿”理论等等。而我们编辑的这本译集的不同之处在于要突出并强调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被忽视了的特性，即其多元性和跨学科性，以及这一特性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女性主义理论的多元性，在于其理论资源以及理论流派的多元。除了一般广义的诸如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流派，女性主义理论流派的形成是在与各种理论资源的对话和争论中出现并不断变化的。过去如此，当前如此，今后也将如此。这与女性主义本身的特性及其关注的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有关。在各类理论流派形成和变化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思考也就成了女性主义理论的不同的组成部分。这些不同部分之间的对话和互相吸收与质疑也就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形成了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大特色，即多元性。具体说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形成和变化是在一个大的历史变革背景中——即工业资本主义引发的现代化背景中——出现的，并与这一大背景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它首先来自于妇女解放运动，为妇女解放而建立理论基础。同时又是对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文化和心理结构的“解构”与批判，并为建立更平等的社会结构而提出理论根据与实践的蓝本。在理论实践中，女性主义者批判地吸收各类理论资源，既指出各类理论中的男权中心倾向，即对妇女问题的视而不见甚至歧视和敌意，同时又吸收有用的理论资源，逐渐形成各种女性主义思潮和观点。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欧洲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到各类社会及人文理论流派，从现代主义到各类后现代主义流派，对女性主义理论都有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要真正理解西方女性主义，就必须对其产生和发展的复杂的历史和理论背景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从我们收集在此的文章以及编排的方式中，读者可以看出各位作者的特点，以及她们在不同程度上所受到的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话语等在内的各种理论的影响。同时，在这些女性主义学者的笔下，这些理论又被质疑和批判地运用。也就是说，她们不是盲目地借用并从理论到理论，而是试图提出更有穿透力的批评视角，进而揭示读者，在当今全球市场化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中，应该如何注意并理解那些与妇女现实生活和地位有关的问题及其根源和复杂性。
　　与多元性紧密关联的另一特点，是女性主义理论和妇女研究的跨学科性。可以不夸张地说，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妇女学(women's studies)从一开始就是以跨学科为其主要特征的。这与女性主义理论的多元性有关，也与妇女问题的复杂性有关。无论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来说，妇女问题的研究和妇女解放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如果说妇女解放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极其重要的革命的话，其革命性就在于它是一种全方位的挑战，从社会结构到意识形态。同时，妇女在争取解放、反对压迫和坚持正义与平等的实践及其现状，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社会、族群及国家中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侧重点。而这些不同的特点和侧重点又随着大的历史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说由西方现代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势政治和文化形成了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和权力关系，那么刚才提及的不同点和侧重点就必须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得以认识。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女性主义和妇女解放同时又具有国际性。它关注的是妇女在特定社会中的现实地位和处境，更关注那些让妇女处于从属地位、边缘地位以及造成妇女之间地位不平等的社会、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原因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对这些原因的内在联系的深刻认识，妇女学——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在大学中以学科形式存在的实体——就有了跨学科这一基本特点。
　　尽管由于现存传统学科的霸权或者强势地位，使很多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不得不把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局限在自己所在的学科中，但事实上妇女研究历来都是跨学科的。理论资源的多元性在女性主义理论实践中就体现在它的跨学科性上。可以说西方过去三十多年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和研究发展的过程就是跨学科或者说学科之间的影响与反影响。
　　必须说明，Q在西方，“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并不是一个每时每刻都清楚的概念。要定义它，首先也许要用它“不是什么”这样的反推来界定：它不是简单的多学科(multi_disciplinary)的集合。多学科集合的意思是把几种不同的学科放在一起，但学科互相之间并没有认识到其内在互相联系。不是说学科间没有内在联系，而是说没有意识到甚至不愿认识到。因此，有时尽管把几种学科放在了一起，但人们还是各说各的，不注重，不鼓励，甚至不容忍学科之间的互相借鉴和挑战。后者可以用汉语的“门户之见”来形容。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特点就是向“门户之见”背后的权力关系进行挑战，指出“门户”本身并非天然而成的，因此也不是不能被质疑的。传统的门户分离或分类产生的边缘、疆界和沟堑往往就存在着很多盲点，而只有借助于“外界”的力量来打破疆界才能进一步看清那些盲点掩盖的是什么，从而质疑乃至打破疆界带来的权力关系。跨学科要求的是学科间的相互借鉴与挑战，互相的对话甚至协作。妇女学特定的研究对象——妇女的现实生活与地位以及决定她们生活与地位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结构——使得妇女学一定是跨学科的，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地理解妇女学的重要性以及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性。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苏珊·波德(Susan Bordo)关于厌食症的文章。波德是位哲学教授，但是她发表的这篇文章在社会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原因之一在于她对厌食症这一社会现象的关注，以及她跨出学科“疆界”，对一个社会学范畴内的研究内容既做了具体调查，又对它产生的文化原因从西方哲学史的内在矛盾的角度加以分析，给社会学界的女性主义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二个例子也就是这本译集的第一篇文章。它的作者是国内不少读者熟悉的美国女性主义历史学者琼·斯格特(Joan Scott)。十多年前，在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下，斯格特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出发对美国史学界的研究现状提出挑战和质疑，指出史学界的“性别盲点”来自自认为客观的历史观，而事实上历史观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完全是客观的。男权中心的历史观决定了史学中“男尊女卑”的权力关系以及妇女的历史被忽视被淹没。因此斯格特提出“社会性别(gender)”应该成为史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尽管在斯格特之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提出了应把“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的理论根据，但是斯格特的文章将此观点推而广之到史学领域中，影响很大，极大地促进了史学领域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发展。
　　在发表了她第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的十年后，斯格特这次又发表了一篇重新思考“社会性别(gender)”和“性(sex)”的文章。在文章中，我们再次看到来自史学以外的批评理论对作者的影响。斯格特对“gender”和“sex”这两个概念用法中不断出现的混乱及其原因从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的角度进行剖析，指出这两个概念的混淆表明女性主义理论在发现gender这一概念的同时把这一概念与sex对立了起来，无形中把前者看成属于社会的范畴而把后者放到了“自然”的范畴内，而没有认识到所谓“自然”的范畴也是人类知识的一种形式。由此观点出发，斯格特进一步讨论了十多年来女性主义理论在对“社会性别的政治”的研究讨论中出现的新问题，重申不应简单地把“社会性别”当作已经固定和预先知道的知识范畴，更不应将它变成“性”、“女人”或“妇女”的代名词。她强调要不受“社会”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困扰，就应该首先认识到这一对立本身就是人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对经济、政治和性欲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加以理论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因此对“社会性别”这一概念的认识也应该更复杂化，而不是简单地认为“社会性别”只是“社会”人为地建立在“自然”上的固定的范畴。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强调，“在政治领域里，只有当妇女因为其性别受排斥时，她们的差别才变得显而易见了。因此，性别差异是妇女受排斥的后果，而不是原因。把性别差异看作原因，就是接受……‘自然的’解释”。把性别差异看作是政治上或经济上排斥的后果而非原因，是斯格特对“社会性别”概念重估的一个重要观点之一。
　　斯格特的文章对“社会性别”重新思考的重要性在于提醒我们，这个有效的分析范畴并非完善无懈可击。在多年的使用中出现的问题说明理论上尚有其他的盲点，并说明需要不断地重新认识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是怎样被使用的。如果它成了妇女，女性，性(sex)的同义词，代用词或对立词，那就说明这一范畴的有效性可能被削弱，因此在理论上必须得不断地有所警觉并加以清理。在她所做的理论清理中，斯格特再次跨学科地运用了来自文化批评理论中的一些思考。无论其他学者如何评论她的观点，她认为“社会性别”这一分析范畴需要重新认识这一前提是被大多数女性主义学者所认可的。
　　除了诸如苏珊·波德和琼·斯格特这些学者个人研究的跨学科的特点，这本译集本身也是跨学科的。其作者来自不同的学科，包括史学、哲学、社会学、文学、文化研究、电影研究，不一而足。分开来看，她们的文章似乎是关于不同的个案或问题，似乎没有明显的外在联系，但是事实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无论是对“社会性别”这一范畴的重新思考，对如何定义“妇女(woman/women)”和“女性味(femininity)”的争论与探讨，对资本主义这一经济结构的从女性主义角度的再认识和再批评，对西方哲学中二元论对现代文化和心理结构的影响，还是对妇女学科建设中的经验和继续存在的问题等等，作者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是与已有的各种理论、观点和实践的对话和回应。我们编辑此书的目的就是要强调这些文章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它们共同显现出的历史和国际大背景。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在充分认识到不同社会文化的特性以后，中国妇女学的发展可以从这些作者的思考中得到哪些借鉴和启发。希望这样的尝试能帮助促进已经在一些大学或学院里开始的发展妇女学学科建设的对话。
　　(《越界的挑战》，钟雪萍、劳拉·罗斯克主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