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此地是他乡”的故事

　　香港三联书店的《香港短篇小说选》双年选本十几年来一直比较注重收选香港的“文艺小说”，通常并不包括坊间十分流行的武侠、言情或其他畅销小说。“文艺小说”这个概念(犹如“爱情婚姻”一般)，正如黄继持所说，其实不无语病：“‘新文学’格局的小说，港人会笼统称之曰‘文艺小说’。……本意或因其‘文类’之新而赋予正面价值，但往往也用作商品标签，加于某些言情或感伤小说、带点‘文艺腔’者，以别于‘旧’式的通俗小说……”(《香港小说的踪迹》。本来小说就是文艺之一种，文学性和艺术价值当是小说题中应有之义。但在香港文化的特定语境中，“文艺小说”的确比“纯文学”、“严肃文学”等术语更具明确内涵，不容易产生误会。当然，有意追求文艺性的小说，其实也并不一定必然比武侠、言情等其他类型的小说具有更高的文学性与艺术价值。在传统上，香港“文艺小说”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一向相当有限。从来都很少有香港的中短篇小说会引起市民大众广泛注意进而改变一代社会思潮甚至影响香港的文化、教育政策，也罕有小说家会因其创作而进入政府公务员体制同时直接间接地影响政治生态(所有这些情况在古代乃至现当代中国内地甚至台湾都屡见不鲜)。香港文学影响、改变香港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系统的作用，不仅不如马会、电视等大众娱乐工(商)业来得直接明显，即便在文学范围内，“文艺小说”的社会影响也不及报刊上的专栏散文或武侠长篇。
　　然而，即使是在社会上如此边缘化的“文艺小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却也有意无意地承担起建构、改造香港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这种意识形态，就是今天很多人在讨论的所谓“香港意识”。具体在中短篇小说中，就是种种形态不同技法各异的“此地是他乡”的故事，就是一种“失城文学”。
　　如果以黄碧云短篇《失城》来形容九十年代的香港文学主流倾向，我以为不仅仅因为小说题目契合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焦点(就像用卢新华短篇《伤痕》来概括“文革”后中国文学潮流一样)，而且也因为《失城》本身的故事结构概括着所谓“失城文学”四个类型的至少前两条线索：“漂流异国”与“此地他乡”。短篇《失城》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有三个层次的选择。时间结构上先是主人公移民北美，然后又觉得加拿大也“是一座冰天雪地的大监狱……”因此从一个城市漂流到另一个城市，离乡背井的精神危机逐渐演化成丈夫对妻子出于爱欲的杀意以及母亲对孩子的半疯狂虐待。终于又逃回香港，“然而我已无法再认得香港。”在对“我城”的陌生以及恐惧压迫下最后杀死妻儿并冷静报警。与上述离城(失望)—漂流(再失望)—回城(绝望)的三次时间意义上的选择并存并置的是小说中三个主人公的不同选择：陈路远这个有原则有心志的香港人(港大旧生)又“坐洋监”又回流固然走投无路，审理此凶杀案的即将退休的英国警官伊云斯其实也是一位与陈“异病同因而相怜”的“失城者”，更不应忽视的是作为邻居身为救护员与殡仪经纪的詹克明爱玉夫妇，好像只是见惯惨酷的冷静旁观叙事者，其实也是“失城”后的年轻麻木承受者。
　　如果说九十年代中期香港小说体现了很多陈路远们的激愤绝望(偶尔也联想到伊云斯的失落)，那么近几年来有几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比如，香港人“漂流海外”的故事在减少。香港作家以前描写“洋监”生活，说明移民者是被迫或很不情愿地失去“喜欢饮茶，看明周，炒地产”的香港生活方式，同时这些有关异国的故事大都发表在香港的报刊杂志，可能也满足没法“坐洋监”的香港读者的中文想像需求。不知道这是否因为在一九九七以后，“香港生活方式”(尤其在经济、物质层面)好像并没有出现陈路远预期的戏剧性变化，所以“漂泊海外”的故事(就像移民现实一样)，至少暂时不再那么引人注目。再如绿骑士整本《壶底咖啡馆》，文字和人情一般练达，都是为香港报刊读者而写的法国风景，激愤虽然少了，乡情婉转沉重，《回乡》一篇，写男主角为亲人的骨灰盒单独买机票回乡，引来法国机场管理部门怀疑困惑。无意中，最新的港人海外故事变成了传统的华人海外故事。
　　不仅“漂流异国”故事不多，而且从政治角度感慨“此地是他乡”的小说这两三年来也明显减少。在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的选本中像《失城》般可以读作时代转折见证的作品只有也斯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和文津的《老鼠》。
　　《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中其实仍然贯穿“香港意识”的核心问题，即身份困惑。主人公居然有三个生日，大概每一个生日都不难被“后殖民论述”找出历史象征意义：“当年父母偷渡来港，我是私家接生的，连出世纸也没有。长大以后去领身份证的时候不懂看英文就把当天的日期当生日写上去了。家里提的是中国阴历的日子；身份证上是应付官方的虚构日期；还有姨妈后来替我从万年历推算出来的日子，我备而不用，也没有真正核对过。就这样三个日子在不同场合轮番使用，随便应对过去……”作品里也有“此地他乡”的怀旧感慨，而且明显跨越了朝代：“他记得前朝那高贵的暗绿色的法国餐厅——原来现在我们坐的地方不过是当时的厨房。即使向窗外远眺，穿过穿着鲜艳颜色旗袍的陈方安生和她的外国客人那一桌望出去，虽然依稀可见海港繁华的灯光，但也仿佛盛世不再；室内嘈吵了一点，人客随便了一点，酒杯上少了印好的字母，连侍者倒酒的手势也没有那么熟练。”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呢？作家同时拒绝了两种不同的态度：“然后，而今，万紫千红，都过去了？就像那位专栏作家说的那样，她有一天看见这儿一位女侍应生脱下了鞋子，她由此就推论出香港的生活素质从此开始下降了？不，我知道不是这样的。没有这么容易就解释一切的公式。又或者说，贵族的特权的地方已经开放，成为一般人民的地方了？不，也不是这样的。”用这种“剪纸”式的以二元文化对立想像来替香港争取“第三空间”的(不知是真心还是策略的)努力，看上去很接近周蕾的学术愿望：“后殖民的香港乃被夹于两种殖民文化……中间的受害者，……独特的香港本土文化——一种糅合中西的大都会混杂文化——已经历史地在中英间的夹缝中产生”(转引自孔诰烽《论说六七》)，“一方面是民族气节高昂的电视爱国歌曲晚会，一方面是兰桂坊洋人颓废的世纪末狂欢，……”但毕竟面临历史关头，作家笔下的香港主人公这一次更多一些真实的迷乱。小说中借美食约会靠好酒上床的“爱情”其实只是副线，几百种食品的排比罗列却大有讲究。在近几年的香港文艺小说中，《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可以说是对“九七过渡”比较直接明显的见证了。当然，见证方式，却是婉转曲折，“食色，性也”。
　　九十年代中期比较活跃的几种“失城文学”，如上所述，“漂流异国”和“此地他乡”的故事近年来或者明显减少或者变得委婉曲折，新旧移民的怀旧小说依然存在，但是获得引人注目发展的却是表现“城市异化”的实验小说。
　　王璞近年来的创作实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新的怀旧小说格式：在香港安宁生活着的主人公总是突然碰到一件往事(一首歌、一个老友、一张旧照……)，然后就立刻情不自禁从幸福的现实中抽离出来，在《丢手绢》里，旧照片使主人公和其他几个或发达或落魄的老同学新移民一起回想童年游戏的残酷性。在《真相》里对一件导致弟弟受伤的封存往事的梳理，延伸出有关忘却与记忆的痛苦思考：“这一来我们家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历史、禁忌重重的地方，任何人一进了这道家门，就只说一些琐碎的现实小事……”这可以是指中原往事不堪回首，但又何尝不能泛言任何对时间性的空间封闭。在《跳房子》里，在香港重逢小学同学而且发展成一段微妙关系，最后儿时游戏(即西西说的“跳格子”)又化为都市高楼无数房子窗口的现实。在《嘻嘻嘻酒吧》里，主人公因为无法抑制地哼出一段革命歌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而几乎不为现实所容，最后被医生诊断为“WK2型强迫记忆性谵诞症”。其实无论是王璞小说中的拉美魔幻自嘲技法，还是如黄灿然《青春遗事》中的少年忏悔告白，或者黄燕萍获奖小说《又见椹子红》中的田园野俗乡风，这些小说中都牵涉到“香港意识”中“空间”(本土)与“时间”(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牵涉到“调节记忆”与“无法遗忘”之间的矛盾。
　　所谓表现“城市异化”的实验小说，韩丽珠的《输水管森林》与《电梯》可以说是很典型的文本。某种意义上，作品里也透出一种他乡之感，也是对眼前的都市风景、生活方式、存在秩序表示困惑惶恐怀疑不安乃至抗拒排斥。不过这种心理上的“失城感”常常并没有特定原因，并不必然与例如“九七”或金融风暴等政治经济因素直接有关，而是某种更为抽象的对都市(特定形态的香港都市)的陌生与疏离。在黄劲辉的《重复的城市》中，代号N184的我每天驾着的士按固定时间表载客，然后在同一地点目睹乘客在抢劫案中死亡。只有依足导演指令生活才能获得餐食并逐步升级。有一天乘客不按“剧本”死去，结果就被视为疯子，他的角色立刻被取代。小说荒诞得极其现实，城市人每日奔忙不都是重复已知结果的过程？曹婉霞《疲劳综合症》则描写一位辛苦勤奋工作二十年的文员在某一日忽然倒下，只是睡觉吃饭，别无病症。“高耸入云的商厦在夕阳的余晖中耀眼生辉，我眯着眼睛，注视着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安稳，在这儿跟我相像的人何其多呢。”游静在《陪我睡》中以下一代人的口吻说：“香港人比较特异，不论是在八十年代初香港经济最蓬勃，或九十年代香港经济最PK的年代，我们的祖先都保持着每天平均睡眠时间最少的全球性记录。”小说主角睡觉的姿态也很独特，躺在厕所地板上，仰望天花板、安全箱、灯罩……
　　也不仅仅只有年轻一代在拒绝异化，老作家昆南的近作《ICQ以外的介面》从题目到细节也充满“离开这个城市”的放逐愿望。同类作品中最烦躁不安的是潘文伟的《芭比的世界》。不仅小说中的都市处在异化状态，小说叙述语言也在分裂、流动、摇晃，反叛的学生腔夹杂很多艰涩的用字，一气呵成的意象并置浓得化不开：“有若睡觉，愈饬令自己入眼便愈难睡着，结果焦灼蟖銄睁眼不寝；同样，有人因此忘记生命舞步，有人遗失爱心钥匙。吊诡是：愈自觉则愈执迷，赍志不在执著，本身亦不折不扣是一种执著……我从不睡亦不醒，我正身不由己。我用爱情事业家庭婚姻子女知识理想宗教革命酒精性爱赌博音乐媒体等麻醉自己(排名不分先后)……”麻醉的结果，却化入后现代平面的芭比玩具，透不过气，也无路可走。
　　除了昆南以外，大部分抗议都市异化的作品，都出于年轻作者之手，对韩丽珠、潘文伟一代香港人而言，只在意识形态层面“保家卫港”还是不满足。因为眼下这个城市，可能从来也不属于他们。整个都市生态都有问题。另一些较写实的作品，如邝国惠的《看楼》、戴平的《一张裸照》、钟菊芳的《失足》、《好鞋子》等，也都从更具体更感性的角度，触及都市生态与现代心态之间的复杂关系。选集特意选收钟菊芳的两个短篇，同一素材，不同处理，十分耐读。黄淑娴的《宋金倩在楼梯街》着意细描香港的街道市景。陈慧的《日落安静道》，也写日常生活，笔致朴素感人。我以为这些从抽象意义或具体感性细节上表达对城市的疏离感的作品，可以说是“九七”之后香港“文艺小说”的主要收获。
　　当然并非所有这本选集中的作品，都可以归入上述“失城文学”的不同类型。我以为如果很难用某些特定概念来概括一时期一地域的各种文学现象，于文学发展本身，其实恐怕并非不是好事。
　　黄碧云的《桃花红》，这是选集中惟一一部中篇，主旨是女性命运，技巧比《失城》纯熟，尤其是驾驭场面的能力，细而不乱，腻而不烦。董启章以英文The Catalog为书名的中文短篇小说集，在印刷样式及挑战中文读者阅读习惯方面都有相当有趣的尝试。西西的《长城营造》与钟英伟《襄驿之战》，都是故事新编，或沉着笔记，或后现代“伪造”，都显示着香港历史小说之独特创意。本选集还有意收选了亦舒和李碧华的两个短篇。亦舒和李碧华的作品一向十分畅销，其实早已成为香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李碧华的小说近年来更成为评论界学术圈内有关香港意识、身份危机的热门话题。收入选集的亦舒短篇《诺言》，描写女医生如何面对弟弟结交的曾受过心理、生理创伤的女朋友。作家处理家庭人伦细节很有分寸，尤其是小说末段，在温情中透出冷峻与无奈。《“月媚阁”的饺子》也许并不一定是李碧华在艺术上最精致的小说，色欲政治阴森鬼气却是她一贯所长，同《胭脂扣》气派相连。一个篇幅有限的短篇，却同时涉及港人“包二奶”社会问题、女人美容的心理根源、深圳的版图意义以及北方食品(水饺)的魅力与杀伤力。相信文化研究工作者，不难在李碧华的诡异布局色欲游戏中，找到有关香港有关城市有关性别政治有关殖民或后殖民或再被殖民或又去殖民等等新的阅读角度。另外，我在编选过程中也注意到亦舒和李碧华(恐怕还有别的畅销小说家)的文字越来越趋于精简、短促、跃跳，时时省却主语，在语言层面(叙事时间)上留下很多空白。与一些“纯文学”作家如西西、也斯等人的文句越来越长越来越晦涩婉转沉重难以言说的实验文体恰成对照，耐人寻味。
　　最后是几点简单的结论，或者说是由上面的作品评论中所引出的若干联想。
　　九十年代香港的“文艺小说”在急剧变化的社会语境中依然处在边缘位置。与主流文化形式相比较，文艺小说在意识形态层面建构、维护“香港意识”的策略、方法很不相同：如果说流行文学、报纸专栏及电影、电视等主流文化有意以通俗、娱乐为本土特点，进而维护发展香港文化工业在华语世界及国际上的独特地位，那么纯文学小说创作则更强调都市形态的国际性，以各种形式的“越界旅行”以及后殖民、女性主义等后现代主义西方话题来寻找香港的“本土性”。
　　从“香港意识”的角度来看香港小说的近况，可以说香港小说进入了一个比较犹疑不定的时期。人们不再只是宣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小说”并呼喊“我们不是天使”，而是还必须思考我们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我们已经说了哪些的故事和小说？我们不是天使，我们是什么？人们不再只是以文学为工具来建构“香港意识”(毫无疑问，这是过去二三十年来香港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而且也以文学方式反省“香港意识”的基础和问题。既思考以文学为工具“忧港忧民”，会不会重蹈五四“感时忧国”的启蒙救亡文学乃至抗战“文章入伍”等以文救世传统的“光荣覆辙”，也反省在以市民价值本土世俗对抗中原士大夫文化的同时，“香港意识”与“粤语文化圈”的区别何在。
　　虽然电视电影报纸等主流传媒企图以“本土方式”(肥皂戏、跑马文化、武侠传统等)来保持香港文化独特的国际地位，而香港“文艺小说”有意无意地更多采取“越洋越界旅行”的方法(现代主义技巧、“诺贝尔视野”、伪造地图、虚构食谱、东欧流浪，再配上巴哈大提琴曲)来寻找建构维系香港的本土意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香港，主流文化与先锋小说并不截然对立，两者越来越有相通之处。在香港主流文化中，贯穿了某种理直气壮的俗文化精神。如果说主流文化有点“真俗”(相对于上海等地某种集体“扮雅”而言)，那么香港很多作家就比较喜欢“扮俗”(不知谁是“真雅”？)当年《经纪日记》其实在方言入文、表现世态、刻画人情等多方面都很有文学价值，但三苏从来说自己只是“写手”。被认为是代表某种集体想像的《我城》，或偶然或必然的是以童稚手法“零度经验”配上漫画“扮傻”的叙述。《酒徒》时期的刘以鬯还区分“娱己”与“娱人”之价值高下，今日一些散文大家却纷纷效力大众传媒通俗报刊，更多作家注重文字的市场化。本选集中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有意在象征层面上将夫妻肺片、糯米酿猪大肠与各种西方美食并置一桌，显然也在挑战“后殖民时期”食物(岂止是食物)的固有阶级、民族与文化秩序，甚至暗示“第三空间”的前景。既然作者认为香港不能够“不是只有明天就是没有明天”，我们现在应该生活在怎么样的“明天”呢——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兼叙事者觉得香港的法国菜已经退化，川菜因为民族主义的批评而走味，言谈中较受尊重的还是“世伯”的传统粤菜鲍参翅肚，但最常出现的却是夫妻肺片与意大利面条、葡式鸭饭、日本寿司共存并置，最理想的是“那些混合不同文化的食谱，带着法国风味，又有独立的泰国的辛辣与尊严，仿佛还在我的口腔里萦绕未散”，然而，作家又马上对自己的憧憬表示怀疑：“但它是真的存在过，还只不过是我想像出来的后殖民食物而已？”
　　最后这一段，是否可以换一个词汇：“但它是真的存在过，还只不过是我想像出来的‘后殖民时期’的‘香港意识’而已？”
　　二〇〇一年六月五日
　　(《后殖民食物与爱情》，许子东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