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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特里克·奥利瑞是当今科幻界公认的很有希望的后起之秀。查尔斯·布朗认为，奥利瑞的科幻创作之路和他的创作思想有可能带给中国广大的科幻作者一些有益的启发和创作灵感，并将他引荐给本刊特邀记者小可。

　　帕特里克·奥利瑞1952年9月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萨吉诺市，早年就读新闻专业。他最初喜欢写诗并多次获美国的诗歌奖，后来改写小说。他的成名作《三号门》和稍后的《礼物》分别发表于1995年和1997年。目前，他刚刚完成第三部长篇小说《不可思议的鸟儿》。

　　下面是本刊特邀记者小可对他进行采访的部分内容。

　　小可：奥利瑞先生，听说您的新作《不可思议的鸟儿》即将面市，能不能透露一点关于它的信息？

　　奥利瑞先生：写这本书我已经花了几年时光了。我喜欢鸟儿，我一生都跟鸟儿有着某种特殊关系——虽然并不像你们想像的那样有趣或不正常。鸟儿会飞到我头上，俯下身来注视我的眼睛。鸟儿还会放心地飞到我的手里，让我抚摸它。它们跟我说话、唱歌。为什么？天知道。我就是爱鸟。所以，我就动手写一本关于蜂鸟的书。《不可思议的鸟儿》是一部关于外星人入侵地球的科幻小说。促使我写这个故事的是一个一闪而过而又让我无法摆脱的念头：要是外星人来到我们地球上，而我们又不是它们喜欢的生物，怎么办？要是它们不认为我们人类是这个星球上进化程度最高的物种，怎么办?我的书里，外星人最喜欢跟蜂鸟打交道，不想多跟人类来往。

　　不过这本书主要是谈死亡问题。两兄弟生活在一个没有死亡的世界。外星人入侵，后来创建了一个，一个我暂且叫做阴间的地方，那儿有死亡。这就是该书的前提。我早就写好了故事结尾，写好了开头，最后才写中间部分。我尽力想写好，但不像想的那么容易。我认为哲学方面的思想还算不错，但我写的是小说，重要的是要让读者感到阅读的愉悦。要做到这一点，我还是有自信心的。

　　小可：奥利瑞先生，人们说，但凡写科幻或幻想小说的作家都有些不同寻常之处。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说法的？

　　奥利瑞先生：也许有一点点道理吧。其实，人们说我们有什么不同之处，我认为多半是思维方式的不同，跟生活方式没有多大的关系。坦率地讲，我也可以算是一个人们所说的那种古怪的人，只是我平时掩饰得很好，不大引起人的注意。读过我的小说的读者或多或少能感觉到我的古怪的心灵和想法。我四五岁时就开始写东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九岁那年，我动手写了一部关于南北战争的小说，可惜只完成了一个很不错的封面和书的第一页。把我的“古怪”说成“跳跃”可能更为合适。八十年代初以前，我大多写诗，还获过几次奖，也写过一些短篇小说。从诗跳到短篇小说，最后落定在长篇科幻文学的创作上。我勤于动笔，还喜欢弹吉它，写了不少的歌。我不认为我的这种跳跃是做事没有恒心的表现。冲动，我体内的各种创作冲动一涌上来，我就抑制不住要动手。我写歌、唱歌、写文章、写诗、画画，全是如此。

　　小可：我遇到过好些科幻作家，都喜欢云游四方，据说这样能获取丰富的经历，而没有经历就无法创作。

　　奥利瑞先生：我不以为然。我这一生连密歇根州也没离开过。最近二十年，我一直住在底特律。我喜欢这儿。在外界人士的心目中，底特律是一个备遭蹂躏的荒凉的城市。但是，底特律人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典型的中西部诚实可靠的人。我成长在这儿，像是置身在风暴的眼里，目睹了沧桑巨变。有时我也会乘坐公共汽车去看看1967年大造反时浩劫的遗迹。被炸弹摧毁的区域，像是二战的战场，弥漫的仇恨似乎至今不减。丰富的想像力跟亲身经历没有必然联系，内心的体验才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源泉。

　　小可：您认为您进入科幻文学圈只是偶然吗？

　　奥利瑞先生：唔——我发表了第一部小说以后，接触到很多科幻迷，也遇见过像我这样的脑子里充满怪念头的人。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都没有精神上的毛病。他们把科幻小说看得很认真，而且常常在一起谈论作品，谈论像Philip K.Dick这样优秀作家的价值。Asimov、Le Guin、 Philip K. Dick的作品伴随我长大。但那时，科幻文学并不太受重视。一些人看到科幻小说，就会说：“稀奇古怪的书，拿开，别让我看。”我也是卡通画的热心读者。所以自然而然我的创作重心就转到写科幻上来了。

　　小可：许多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自己喜爱的作家的影响。您在创作过程中是否也受过一些作家的影响？

　　奥利瑞先生：这好像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礼物》的创作是从1974年开始的，直到1994年才完成，花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这期间，我有两三年的时间主要读Tolkien的书，因此很难说没受过他的影响。同时，Ursula Le Guin也是我喜爱的作家。但我认为一个成熟的作家，应该不只是吸纳别人的长处，还必须形成自己的风格。

　　小可：奥利瑞先生，您的作品深受读者欢迎，您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

　　奥利瑞先生：我把《礼物》的背景安放在外星人侵袭过的地球上。它的一个要点是外星人把“讲故事”当作一件礼物留给人类，这实际上也是个背景。有人可能读完全书也没有抓住这一点。我认为，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人类为什么会把故事当作重要的生活内容？很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

　　我还认为，叙述的冲动是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的。有人会说， 这是一种在本质上毫无意义的，在现实中创造意义的冲动，不过是想从混乱中捕获某种次序。我则另有想法。我会问：“为什么我们想赋予事物以意义呢？”当然，故事被赋予了意义，为事件定出次序，有开头，有中间，有结尾。故事给人安慰，也充满矛盾。我在想，宇宙中的智慧生物中，我们是不是进化的极点——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恳请上帝救救我们吧！一部作品能带给读者深深的思考就不算差。

　　小可：您的很多作品都花了相当多的心血，尤其是有的作品自构思到作品完成，其间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真是难以想像。

　　奥利瑞先生：唔——还是从这儿开始讲吧。我写过诗，还得过奖，也在杂志上发表各种各样的文章，因此认识了一些文学圈里的人。大卫·哈特威尔曾是《The Little Magazine》的主编。他的编辑部对当时的科幻文学界了如指掌。我把《礼物》的初稿拿给他看，向他求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大卫同我一道为这个初稿的改进而操心。从此我便经常往返于大卫的编辑部和我的家之间。有一天，我把后来定名为《三号门》的稿子拿给他看，稿子送回来时，天头上写满了他的看法和修改建议。当时我一点也不明白大卫是那么看重这部手稿，还决定花很多时间来帮助我修改。现在回忆起自己的成功之路，对那些关心与支持我的人的感激之情我终身难忘。正是他们的严谨使我培养了一种对自己作品和对读者高度负责的态度。为读者献上有分量的作品，花再多的精力和时间都是值得的。

　　小可：您用什么样的方式推进故事?

　　奥利瑞先生：我的确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三号门》是我的第一部长篇，是一部当代科幻小说。我不过是在讲故事，结果就讲出了那样一个许多人称之为“匪夷所思”的故事。一位底特律的医生遇到一位自称在其它行星上出生的病人。医生想给她医治，而病人却想说服医生。当时，我暗自对自己说：“这很有意思，让我看看谁胜谁负。”说来也许大家不相信，我那时真的不知道故事再下去会是什么样子。我听任它向前铺展。写到第三章，我就跳去写第二十七章，再回过头去写前面某一章。我把这种方式叫做“注意力缺损无序法”。我的作品全都是在这种方式下出炉的。在人物的处理上，我时常会把某一个人物逼到角落里，然后对他说：“看你能怎样?”

　　小可：从主流文学创作转到科幻创作的作家并不算多。您对科幻一定有特殊的兴趣。

　　奥利瑞先生：我之所以喜欢科幻小说是因为它认为，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它不会说：“如果……怎么办？”而是说：“为什么不？”为什么宇宙不是某些外星人心灵的建构？要是上帝只不过是我们生活所赋予的某种东西，否则就不存在，怎么办？我就是这样爱问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爱对已经牢固异常的文化提出疑问的人。科幻引领我发掘新的事物，而我恰恰不喜欢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东西，我觉得那不过是一杯杯白水。

　　小可：有人说你的作品常能展示梦的意境，是这样吗？

　　奥利瑞先生：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一些特别之处。我写东西往往写到四分之三时连自己都还不太清楚最后成形的作品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相信它，像相信做梦一样。我认为，梦是一种无意识行为，它告诉你一些你平时不会注意到的事。

　　从多方面看，我以为我所干的是视觉艺术。我在心中看到一个形象，我相信真是如此。对话并不重要，描写、哲学观念，甚至文字本身都并不重要。对我而言，主要是找到形象，跟着它，任凭它带我前行。

　　我的《礼物》就是随着一个形象展开的。我看到的一个形象是树上倒吊着一只黑鸟；另一个是船上有一个裹着披风的男人，星光笼罩在他的脸上；或者一个不知为什么被树枝困住的、吓得半死的人。我常梦见这些可怕的古怪的形象。我就在出现的间隙中写，努力给它一些意义。这些意义就像河上的跳磴，故事的末尾便是对岸。跳上一个，下一个在哪儿？我四下寻找，找到了就跳上去，再找下一个，一直到达彼岸。最后也就出现了总的意义。我有两次体验，真的挺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