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震惊世界的失窃案

　　——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哪里去了
　　（本文依据有关书刊资料、个人回忆和私人信件写成，部分情节的真实性尚待证实……）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在北京的一切机关相继被日军所占领，曾珍藏著名的北京人化石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当然也不例外。
　　1942年8月，北京协和医学院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从东京赶来的考古学家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据当时的报纸宣称，当他们来到解剖系办公室，打开藏有北京人化石的保险柜时，发现化石早已不翼而飞，真标本已被模型所替代。
　　很快，一番追寻北京人化石的活动便紧张地开始了……
　　研究人类起源的瑰宝
　　生活在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人类之一。早在1918年春，瑞典籍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北京西南郊50公里处的周口店发现了哺乳动物的化石。数年以后，奥地利籍古生物学家斯丹斯基在此发掘，获得了两枚古老的人牙化石。1926年这一发现正式公布于世，遂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自1927年起，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美国罗氏基金委员会合作，挖出了一枚保存状态极佳的右下第一臼齿。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对此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古人类的新种属，即“北京人”。
　　1929年，在我国学者裴文中教授的主持下，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头盖骨化石，一下子便轰动了国内外。在1927年至1937年7月芦沟桥事件爆发的11年间，在北京人遗址里先后发现了代表40多个个体的人骨化石，数以万计的石器和丰富的用火遗迹。
　　北京人及其洞穴之家的发现，是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脊椎动物学和第4纪地质学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为研究人类的起源及其发展，为再现早期人类的生活面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北京人化石是人类精神财富中的瑰宝。
　　拟送美国暂存
　　1941年初，日美关系日趋紧张，当时从事北京人化石研究的德籍（以后加入美籍）学者魏敦瑞。想将地质调查所的所有人骨化石一起带走，放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内继续进行研究。
　　但是，中美合同早就明文规定，周口店发掘所得的一切东西，完全是中国的财产，不得运出中国。魏敦瑞为此事，曾两次与裴文中先生一起前往美国驻北平公使馆，交涉北京人化石运美之事，并给远在重庆的原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去电，商讨将化石暂运至美国保存，待战争结束后再运回中国。
　　大约在8月间，翁在重庆代表中国方面与美驻华大使詹森交涉此事，达成协议。11月中旬，美大使馆自重庆来电，指令北京公使馆负责转运北京人化石至美暂存。
　　1941年4月，魏敦瑞叫他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胡承志把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做成模型，寄往美国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随后，魏先程赴美。
　　当年的11月20号左右，魏的女秘书告诉胡承志要装箱，胡请示裴文中教授后，便请解剖科技术员吉延卿帮助装箱。胡承志迄今还记得装箱的详情：
　　“装箱时，每件人骨化石都先拿擦镜头用的白棉纸包好，再包以软纸，然后裹上医用脱脂棉，包上几层医用细棉纱布，最后再用厚的白纸包裹，将之放入小木箱内。
　　“小木箱内垫有几层黄色的瓦楞纸，然后再将这些装有标本的小木箱，分装在一、二个大木箱内。至于牙齿化石，则是用装首饰用的小纸盒装的，盒内填以棉花，盒上面有玻璃，在玻璃上贴有镶红边的标志，上有标明牙齿部位的符号。小纸盒是放入小木箱后，再装进大木箱的。”
　　北京人的化石共装了两个木箱。两箱除分别标有ｃａｓｅ1和ｃａｓe2外，并无标签及其他标记。胡承志按照魏敦瑞走前的交代，将两个箱子送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处。
　　失踪前后
　　装有北京人化石的木箱自协和医学院运出后，被送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华总部，交上校阿舒尔斯特负责。
　　阿舒尔斯特上校随即命令士兵们，把北京人化石改装到美军专用的标准化箱内，并责成即将离华赴美的军医福莱负责将这批装有化石标本的箱子运到秦皇岛，搭乘“哈里逊总统”号返美。
　　福莱军医受命后，即去电秦皇岛霍尔坎伯兵营医务室，指令他的助手戴维斯照管好将由北京运来兵营的他的行李。装有北京人化石的木箱也在这批行李中，但福莱并未将此事告诉他。机车到达后，戴维斯和另外几个人，把刷有Ｗ·Ｔ·Ｆｏｌｅｙ、ＵＳＭＣ标记的行李箱卸下，共有24箱之多，它们被暂时堆放在霍尔坎伯兵营戴维斯所住的砖瓦平房里，等待由上海开来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按规定，该船应在12月11日抵达。
　　事与愿违，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船没有到，霍尔坎伯兵营却被日军占领了，美海军陆战队队员统统成了战俘，被押送到天津战俘营。当时每人只许携带不多的个人用品，其他东西则留在兵营里了。
　　戴维斯跟其他战俘到天津后，见到了福莱军医，但后者并未向戴维斯打听行李的下落。大约在一两个星期后，这些行李从秦皇岛运回天津，福莱军医取回了他的大部分行李。当他打开属于他个人的一些箱子时，发现中国朋友送给他的一些纪念品以及教学用的现代人头骨标本都已丢失。至于上校委托他带的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虽然仍在（看样子未被日军打开过），但福菜却没有打开做一番检查。此后，福莱在天津将行李疏散了。据他称，这些行李分别保管在3处：瑞士人在天津开设的仓库，法租界上的巴斯德研究所，以及几个熟识而可靠的中国朋友那里。就这样，北京人化石最后经几个美国人的手而下落不明了。
　　最初的搜索
　　1942年8月间，发现北京人化石已不在保险柜内后，日方一方面在报上大肆宣扬北京人化石“被窃”，另一方面即找有关人员追问下落。
　　次年4月间，日本的“华北驻北屯军最高司令部”指派侦探锭者繁晴负责搜寻工作。锭者这个人很厉害，仅用3天就问遍了所有有关人员，裴文中教授受到非难，而博文则被关了5天，吃了不少苦头！
　　据有的报道说，锭者在日军全力支持下多方搜索，大约经过两个月的光景，忽然传出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化石的说法。据说，当时还特地叫魏敦瑞的女秘书前去辨认，但是她一到天津，刚下火车就被拦截住了，说是在天津找到的东西与北京人无关，要她返回北京，以后搜索也就停止了。不久，裴文中教授被释放，当时，日方还客气地对他说今后要多合作。
　　胡承志至今还怀疑，当时一切都在日本宪兵队的控制下，“试问像日本宪兵队这样的机关，竟然也介入对北京人化石的寻找，又忽然草草收场，如果找不到就能如此‘善罢甘休’了吗？这是耐人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