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在世界音乐考古讲坛上

　　在命运的颠沛中，最可以看出人的气节——莎士比亚
　　一
　　1986年11月20日，在联邦德国东北的汉诺威音乐戏剧大学会议厅，第三届国际音乐考古会议正在举行。
　　主席台发言者的位置上，破例摆放了一张铺着红色台布的桌子和一把软椅，这是专门为一位残疾人设立的。平时，各国代表发言时向例是站着的。
　　上午9点，大会执行主席走上讲台，宣布发言开始，他向全体与会者介绍宣读论文者的简历：
　　姓名：刘士钺
　　国籍：中国
　　文化程度：函授大学
　　现为国际音乐考古学会会员，曾发表过诗、音乐论文，并翻译过一些作品。
　　大会主席介绍完毕，示意刘士钺上台。刘士钺从身旁轻捷地摸起双拐，拖着两条残腿，一步一步走向讲台。将要宣读的用英文撰写的论文《中国浙江河姆渡骨笛》，此刻就熨帖地放在他的衣兜中。那是他费尽心血考证而写成的。他是在世界音乐考古领域，用确凿的史实证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第一个中国人。
　　本届大会主席爱伦·希克曼博士，一见面曾对他说：“刘先生，我们认为你有教授的资格，才聘请你来开会的。”这些专家也许不知道，这位能娴熟地使用英语、德语，并能用俄语、法语、拉丁语、西班牙语等笔译，就要在国际音乐考古讲坛上发言的，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在他的祖国，并不在任何一所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他只是他的家乡——天津市一个街道办事处在册的无职业者。他的全部收入，便是每月从民政部门领取的25元救济金。要不是大会为他提供了全部交通和食宿费用，此刻他只能呆在他那间6平方米的小屋中。
　　他开始发言了。瘦削的脸上透出了红润。他用纯正的英语，向来自16个国家的几十位专家、教授宣布：世界上最古老的骨笛是在中国的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发现的。它出现于7千年以前，比迄今被公认为最早出现的瑞典骨笛还要早3千年……
　　有关专家曾评论：中国骨笛的重大发现，象征着远古时代人类已具备“礼”“乐”的雏形，意味着中国远古文明的黎明时期已经到来。
　　座席上响起了一阵最热烈的掌声。那是发言者所期待的，他已经盼望了好多年。
　　“了不起，这里有位天才！”傲慢的美国教授前来握住了刘士钺的手，话语是真诚的。
　　他的论文被推荐到国际性的《音乐考古》杂志上发表，这并不是每位发言者都能得到的荣誉。
　　望着他萎缩的双腿，人们慨叹着这位中国人该是多么不容易。
　　二
　　刘士钺是不容易：自小患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以后在生活道路上跋涉得很苦，充满着痛苦与酸辛。
　　他喜欢音乐，十几岁的时候，他偶然听到钢琴曲《少女的祈祷》，从乐曲里获得了一种宁静和安祥。那种感受来得是那么突然，使他灵悟顿开。从那时起，音乐一直成为他孤寂生活中温暖的安慰。他开始学弹钢琴。附近妇联机关里有琴，他去跟人家软磨硬泡，终于谈好了条件：租琴，一天一个小时，一个月4块钱。对于没有经济收入的刘士钺来说，那4块钱已经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妇联的老太太们看到，这个走路蹒跚的年轻人，只要身子一挨琴凳，便如醉如痴，忘了周围的一切。她们也不再和他计较时间，只要不妨碍她们工作，便让他由着兴致去弹。
　　刘士钺感到在音乐的意境中自己是那么自如，愉快。他弹呀弹，眼神不再黯淡。他靠自学，学会了演奏钢琴、小提琴，钻研了理论作曲、和声学、对位法、配器法、音乐美学、中古调式、民间音乐和音乐考古等知识。同时，开始自学外语。1958年，英文版《莫斯科新闻》刊出了刘士钺的文章《论柴柯夫斯基的音乐》。那时他22岁。
　　1960年春天，他偶然看到一则消息：次年9月，将在匈牙利举行李斯特—巴尔托克国际钢琴比赛。他跃跃欲试。6月份他给组委会发了一封信。很快，他收到了申请表。9月份批准证书寄到他手中。那上面注明，对他免去需持有音乐学院文凭的条件。他将成为中国唯一的一位代表，也是整个音乐会邀请的唯一一位没有正规音乐院校文凭的演奏者。他兴奋得心花怒放，真恨不得跑上大街把这好消息告诉每一个遇到的人。随批准书寄来了参赛的固定的曲目，他觉得自己的把握很大。
　　于是，他来到了市政府外事处，办理出国手续。一位高瘦的干部接待了他。一番热情的赞扬和鼓励之后，他被委婉地告知，像他这种情况，不适于出国。
　　他失望地离开了那里。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尚的启示，……谁能参透我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寻常人无以振拔的苦难！”乐圣贝多芬的话，同那记载着乐圣坚韧不拔的一生的不朽作品《贝多芬传》，伴着他仰望星空的无数夜晚。刘士钺重新振奋起来，他要争取参加5年一次的波兰肖邦钢琴比赛。
　　可是，他练琴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等那场风暴过后，他已经过了那充满幻想的浪漫年华，人到中年，早生华发！
　　他不甘心呆在家里让别人养活，他要把自己的才华贡献给社会。他四处写信，八方寻问，他甚至愿意到新疆、西藏等地的音乐、外语院校去教书。他希望社会需要他，希望人们理解他。
　　当时，天津自然博物馆需要一位懂法语的专业人员，帮助整理积压了上万册的图书资料。一个老同学介绍他去试试。这个掌握6种外语，渴望工作甚于渴望报酬的人，正是这里求之不得的，可街道不给他开证明，要工作可以上街道生产组搞加工。没有证明，博物馆仍留用了他，每月从办公费中抽出40元作工资。
　　开始，尽管他连个临时工也不是，可他的出勤率比健康人还高，除了本职工作，还义务担任了博物馆专业人员的英语教师。
　　后来，他转为正式临时工。在博物馆的6年里，整理了3万册外文图书资料，还用业余时间为外单位翻译了许多专业资料。
　　1983年旧历二月初九，刘士钺从博物馆下班回家，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原本残疾的腿又摔成骨折。几个月后，他的腿伤未愈，相依为命的老父亲又病逝了。
　　他的腿彻底残了，拄起双拐，孑然一身，艰难地重新学习走路。
　　这时，自然博物馆给他送来了90元钱，客气地告诉他，不必再来上班了——他被辞退了。他的脑袋“嗡”地一声，眼前金星闪烁。无法排遣的孤独，无法解脱的哀愁。
　　夜阑人静，皓月当空。他仿佛听到人类伟大先哲的话：
　　——谁不能主宰自己，永远是一个奴隶。（歌德：《格言诗》）
　　刘士钺忽地坐起来，泪水再也抑制不住。
　　三
　　他的生活水平在中国这个第三大城市的居民中几乎是罕见的。已经是80年代了。夏天他吃两顿饭，一顿两个烧饼加一点咸菜。他行动不便。烧饼一次买好几天的。放久了都能拉出丝来。
　　冬天顿顿都是菜粥，过年过节也是如此。
　　寒冬，他的屋子常常不生火，他行动不便，买煤、生火、倒灰，对他像登山一样难。再说他的生活费中，常常没有取暖这笔预算。手冻肿了。冻疮长年不褪。他盼望春天，他说：“只要恢复两个月就能再弹琴！”
　　1984年，贫病交加的刘士钺，偶然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则美国诗歌学会的征文启事。他内心燃烧起了强烈的创作冲动。要创作诗歌，参加征文。北风吹窗的夜晚，他身上裹着棉被，一气呵成，用英文写出了一个宏大的题目《好啊！即刻征服宇宙》。
　　很快，一个浅蓝色信封送到他手中，他被告知诗歌将被刊在《美国诗集》1985年第4卷第3期上。
　　他觉得世界又离他近了，他与世界又可以相互拥抱，他又一次扼住了命运的咽喉。在马斯涅的《沉思的小提琴曲》的旋律中，《我的梦》、《大自然与人》、《太阳和钢琴家》等诗篇相继飞出了小屋。
　　同年，刘士钺在《中国广播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中国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发现7000前的骨笛。当时，刘士钺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国际民间音乐委员会和国际音乐考古研究组所聘。他在时刻关注着国际音乐考古学界的情况，也立刻掂出了中国骨笛的发现对考证世界早期文明史的意义，他向有关部门写信，索取详细资料，他要把这一成果传向世界。论文写出来了《中国发现了骨笛》，他寄给希克曼教授。这位国际音乐考古的创始人、联邦德国的考古专家也感到了这一发现的意义，他函请刘士钺参加在瑞典皇家学院召开的国际音乐考古会议。
　　刘士钺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出国申请。改革把一派生机吹向祖国大地，刘士钺的要求受到许多部门的支持。可在天津和平区的某有关部门，却对刘士钺进行了一番“甄别”。开始，某君以“架拐太难看”有损国容，敷衍刘士钺；后来又问他：“你承认几个中国”？“你知道有个胡娜事件吗？”……不乏危言耸听之词。刘士钺愤然而去。
　　1985年，国际民间音乐会议对他的邀请也未果。直到1986年11月，刘士钺才第一次带着中国人的自豪，站到了国际音乐考古那独特的讲坛上。
　　去年12月，刘士钺回到天津。他带回了国际音乐组织的邀请。1987年底——比利时，1988年——西班牙。他胸中酝酿着新的研究课题。然而，他仍是一位无业的、每月从民政部门接受救济的“闲人”。
　　刘士钺的生活依旧。一个真正的人的尊严使他的精神世界如此博大。每天，从他的房中，不是传出打字机的工作声，便是响起悠扬的小提琴声。海燕牌半导体收音机是他了解外界的好伙伴，一张折叠床是他栖身之处。墙上，法国女画家维吉·勃布伦的自画像《维吉·勃布伦夫人和她的女儿》，画展示着人间最美好的感情——爱，一个高度残疾的人，把他对生活的爱，对祖国的爱倾注到他不屈不挠的奋斗之中。他要一如既往地战胜平庸，战胜痛苦，正像他在《好啊！即刻征服宇宙》这首诗中所写的那样：
　　当遇到磁暴时，
　　我将勇敢地面对这搏斗，
　　我要证明自己是阿特拉斯，
　　阿特拉斯是何人？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巨神，天的托持者；取火者普罗米修斯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