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何者为先？

　　一个社会，在奔跑达到一定速度的时候，教育问题便会进入视野。
　　十九世纪末叶，是美国进步主义改革的年代，改良主义者不仅注意到了都市贫民严酷的生存条件、各地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同时注意到公立学校的迟钝呆板。一八九二年一家不起眼的纽约《论坛》月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开始触及学校问题。有位儿科医师，访问了三十六个城市的一千二百个教室，用第一手资料谴责了这些学校和教师“使儿童失去人性，使儿童停滞不前，使儿童流于无意识行动”。医师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没有教育变革，社会发展肯定是迟缓的。弗里曼·巴茨把美国从一八七○年到一九七○年称为民主教育的一百年，致力于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好的教育。然而这无疑也向我们证实，教育从来不能独立变革和发展，是与当时社会的体制、结构相一致的，只有社会发生跃变之后，教育才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陈独秀在《新教育是什么？》一文里明确地说，要想改革社会，非从一般制度着想不可。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出现了不少崇尚“教育救国”的知识分子，但都没有成功。原因在于教育的路向和功力并不是由教育本身决定的，起根本作用的是制度。国民的文化水平、学识修养说穿了只是制度的一种体现形式，单纯靠教育去解决效果不会好到哪里去。可是“素质”等等，却总是首先进入人的眼帘，惹人注目，也就往往成为首要的改革对象，有时也可以成为体制不健全的替罪羊，成为制度迟滞不动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