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

　　一九九三年的上半年，我去美国华盛顿整理楚帛书，上班在赛克勒美术馆，住处在马里兰州一个叫Friendship High的地方，坐地铁往西北走，路很远。我记得，从我住的公寓楼往左拐，有家好客的美国人——汤普森夫妇。男的是美国传教士的后代，父亲在南京大学教过书，本人在中国当过兵(四十年代的美国兵)。他和一帮传教士子弟编过一个纪录片，叫《龙与鹰》，“龙”是中国，“鹰”是美国，对中国非常怀念。女的是作家，写过不少儿童读物，对中国也饶有兴趣。她爱狗，像很多美国人，每天都牵着条大狗在街上蹓。狗东闻西嗅，抻着她，步子赶步子，一跌一撞往前走。有一年，她去长沙住过一阵儿，回来写本书，书中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郊外养狗，市里不让养，我跟她解释不清。现在随着改革开放，狗不但进了城，而且有了身份证，比人的都漂亮，我想，她要知道了，肯定高兴。
　　隔三差五，汤普森夫妇会特意从农场采购，做些很有营养但没有味道的菜，清水煮萝卜、土豆之类，约亲朋好友在家聚会。像所有的美国party，大家东拉西扯，没有主题。然而有一天，怪了，所有人都谈狗，一个小时过去了，大家狗长狗短，我插不上嘴(英语本来就不顶)。为了入乡随俗和活跃气氛，憋了半天，我终于开口。我说，我也养过一条可爱的狗。
　　“哇……”他们都很惊讶，“在哪里？”
　　“在内蒙。”我自豪地说。
　　“哇……”又是一片惊讶，“叫什么名字？”
　　“叫……叫……”我拍着脑瓜，答不上来。
　　这真让我无地自容(在美国人看来，这就跟你说，你想不起你儿子叫什么一样)。而更为难堪的是，我一想到他们会追问的问题——“这条狗后来怎样了？”——就浑身冒汗。因为我突然想起，这条狗是被我们吃掉了。虽然我只吃了一口，油腻腻的，并不好吃。剩下一张狗皮，也送给了太原的表哥。
　　没办法，我结结巴巴，作难以表达状，随他们浮想联翩。
　　真的，我也养过一条狗，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身材挺拔，神气十足，样子有点像我儿时养过的玄狐兔，皮毛黑而发亮，眼睛上面有两个白点，肚子和蹄子也是白的，名字叫什么，忘了，给“插友”(一起插队的朋友)打电话，他们也想不起来。这里姑且叫“黑子”吧。
　　黑子本来是条小狗，从老乡家抱来，只是一丁点儿大。养狗的目的，真不好意思，其实是为防老乡——按当时理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该叫“老师”。本来，在我们心目中，他们勤劳朴实觉悟高，极其神圣。但他们给我们上的头一课，就是“看好自己的东西”。比如，有人说，谁偷你东西找不到主，赊米借钱不认账，千万别吭声，诉苦，只能惹人笑话。我们村原来挺有名，华北局重点，出过“十八铁姑娘”、“十八铁罗汉”。我们慕名而往，中秋月圆，千里迢迢，我们赶到那儿，才发现它太穷，老乡什么都偷(偷完集体偷个人，一到夜里，狗就叫个不停)，什么都借(我说，除了老婆，但知情者云，老婆也可借，当地叫“打伙计”)。养鸡，喂了邻居的狗。养猪，是个克郎猪(队里买的，越喂越瘦，越吃越多)。借个房住，也是火烧眉毛倒烟炕，一做饭就涕泗横流，咳嗽不止，屋里都看不见人。家里的东西，该拿的拿，该借的借(暖壶都被人借走了)。最后，就连干活的工具，铁锹、扁担和箩头(箩筐)，也是搁地头丢几件，放门口丢几件，出工就剩两只手。
　　有一天，我们终于提出，请队里开恩，把我们的安家费，除锅碗瓢盆、劳动工具和克郎猪，该扣的扣，其他统统拿出来，盖房。后来，这座土房盖好了，地点在北营子(即北半个村子，当地把村子叫“营子”)的东南，左手临近水渠，右后没有邻居，前方比较开阔，很有独立感。
　　有了自己的房，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养狗(老乡家里都有狗)，而且我心里想，要养就要养条管事的狗，最好是像张正明的狗。
　　张正明的狗是条大狼狗，每天趴在院墙上，鸡也好，猪也好，只要一近跟前儿，它会呼啦一声扑下来，暴土狼烟，把它们追得屁滚尿流。客人来了，也是远远站着，把手拢在嘴上，扯着嗓门乱喊，没人敢去敲大门。有一天，不知为啥事，我去找他，竟把危险忘在脑后。心里光顾想事了，走啊走，人都到了门口，还一点动静都没有。顺手推门，门也呀的开了。然而，就在这一刹那，我听见什么声音，在地下(其实是喉咙)滚动，像天上的雷霆，轰然炸响。说时迟，那时快，它已如箭脱弦，扑到眼前。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子就倒退了多少步，早就站在离大门很远的地方，脑瓜像张白纸，心咚咚跳个不停。
　　养狗的学问，是老乡教的。哪位老师，我忘了。他的话真是至理名言。老师说，你不就想让狗凶吗，那好办。咱这里话说，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娃娃厉害是见人多，狗凶是见人少。我看，你家喂猪的??(音kūluè，山西话借用的蒙语，本指土围墙，这里指猪圈)就不赖，墙高高的，拴在里面，别让它见人，等它大了，你看哇。
　　我给黑子做了个脖圈，一根铁链，拴进猪圈。它怯生生地呆在里面：睁开眼睛望，头上是一片蓝天，几朵白云，每天都一样；支着耳朵听，风声雨声、鸡飞狗跳、人马嘈杂，轰隆隆响个不停(以狗的听觉而论，我猜，就和咱们住飞机场差不多)，都是来自墙外那个看不见的世界，陌生而令它害怕。然后，就这样，日升日落，月盈月亏，有一天，它长大了。当清晨的阳光射进我们的土屋，它会拨开里间的房门(外面是厨房)，趴着炕沿舔我。我胡噜它的头，它会眯起眼睛，把我的手衔在嘴里，轻轻地咬，真是可爱透顶。况且，我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前面掉头迎，后面跟腿跑，让我觉得“走狗”就是“忠诚”。
　　可是，问题却随之而来。我们的狗真是少调失教，让你丧尽人格丢尽脸。它还不是嫌贫爱富，“狗眼看人低”，而是“目中无人”，谁的话都不听(即使主人在旁呵斥，它也不听)。它只认识它的主人，我和我的插友，一共四人，对知识青年装束的朋友还收敛一点，见了老乡，脾气就陡增。只要不认识，管你是谁，它都勃然大怒。不仅是人，而且是任何从门前经过的东西。它精力太旺盛，只要听见什么响就狂吠，看见什么跑就猛追(秋天的野兔在堤上跑，它在后面追，真像脱弦的箭)。来了陌生人，它会前爪刨地，叫得惊天动地。如果不是我把它的脑袋强摁在地上，而且是自始至终摁着，只要一松手，它就会扑上去乱咬，任何号令都不起作用，脾气大得不得了。当时，有个朋友叫杨润雨，当地的老师，好人，绝对的好人，一不留神，就让黑子啃了脚脖子，拽下来还狂吠不止，咬你手，汪汪之中夹着呜呜，好像还真委屈了它。
　　在我们这个村子，黑子可算出了名。半径五十米，恐怖环绕着我们的土房。
　　大概是一九六九年吧，我们那儿被军管。农民说，闹吧，我们为啥就这么倒霉？学生可以不上课，工人可以不上班，我们把黄河大堤扒了，什么庄稼也不种，叫他们喝西北风！他们是“兵痞”(年纪大点儿的都当过傅作义的兵)或“兵痞”的后代，喜欢灰说灰闹讲怪话(“灰”有流里流气的含义)，什么干部都不怕。可是有一天，他们终于怕了。上面来个于军长，穿个便衣到处走，走哪儿哪儿怕。有个公社，大白天，聚一屋打牌，他进门，没人理，只听一声怒吼，“把这些人给我抓起来”，一堆士兵冲进去，五花大绑，推上卡车就游街。自从于军长来，上面传达了，军管期间，禁止养狗，以免伤了解放军，自己的狗，趁早自己打，几月几号是最后一天，到时候不打，谁打了归谁。
　　我们那儿是家家养狗，这几天是人人自危。怎么办，打呗。我们下不了手，来个当地知青说，看我的，他拿根长绳，照狗脖子一套，噌地上了房，然后一拽，可怜的黑子，竟呜咽而绝气。
　　我还记着他的话：猫狗九条命，可不容易往死弄。他在房上得意地说。
　　后来，大家都知道，当时出了个“于洪信事件”。据说，于军长拔枪打死了人(为什么事我忘了)，最后自杀在麦地中。
　　现在回想起来，“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这话确实深刻。三十多年过去，我一直忘不了，就像什么很有嚼头的食物，余香留齿，回味无穷。
　　我对这句话的体会，首先是在教育方面。
　　过去，读福柯的书(如《规训与惩罚》)，我印象最深，是他对训练的强调。我们称为“教育”的东西，他叫“训练”(法文原文是surveiller，乃“监视”之义，英译本作discipline，是根据作者本人的建议。它是“纪律”一词的动词用法，刘北成把它翻成“规训”，是为了表达其复杂含义，词儿比较怪，但已被读者接受)。军队是“训练”，监狱是“训练”，医院是“训练”，学校是“训练”。随时随地都是“训练”(当然也包括“监视”和“惩罚”)。他的话真难听，但话糙理不糙。其实，从“畜生人类学”的观点看，也可以叫“驯化(domestication)”。说白了，就是我们不仅驯化动物(小到笼中的八哥，大到林中的大象，还有我们称为“永久朋友”，其实是“永久奴隶”的六畜)，也驯化人，包括我们自己(这可是咱们人类最厉害的一招)。比如，就拿大象来说吧，我们人这么矮小，它那么巨大，人怎么可能制服它？很简单，一是用香蕉喂，二是用棍子扎，软硬兼施。同样，我们对人的制服也是用类似手段。文明表达是“恩威相济”、“赏罚并行”。古人视异族为野蛮(戎狄蛮夷)，“与禽兽何异”，而把入居中土叫“归义”或“归化”，其实就是把他们当驯化了的动物(中国话叫“畜生”，意思是养在家里的)。现在国际上，各国移民局在通关的地方都设有“国内”、“国外”两个通道，所谓“国内的(domestic)”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家养的”和“驯化的”。古人看异族是如此，看小孩也是这样。甭管“人之初”是“本善”、“本恶”，“苟不教”总是罪过。在他们眼里，这样的孩子，也是“与禽兽何异”(黑子的可爱在其任性，可恨也在其任性，我们该如何掌握分寸，这简直是哲学问题)。
　　我之为人父母，获得育人资格，是在“文革”还没结束，甫即“小皇帝时代”的重要历史时刻。从那以来，凡是和我一样，领了独生子女证的人，和我们的父母可大不一样，第一看重的是好吃好喝好享受，要星星不给月亮，有求必应；第二是追求高分名校出国留学，老师煽着家长，家长煽着老师(还有从上到下，领导和舆论的助威)，揠苗助长，督着催着，一刻不拾闲，惟恐比谁落了后。里面是阳光普照，外面是风雪漫天。所谓“胎教神童”、“早智开发”，老师写小本，家长当监工，这些堂而皇之、荒而唐之的做法，就是打那个时期冒出来，一发不可收，谁也挡不住。我们一方面给了他们太多的教育，一方面又根本没有教育(没有教育的教育也是教育)。就像猪圈中长大的黑子，面前只有饭来张口的狗食盆，外头只有凭耳朵猜测的大世界。本来我们都发誓，对孩子，那是绝对不能动一个指头，但结果却是，你哄我打，我哄你打，打完了哄，哄完了打，政出多门，信号混乱，把他们幼小的心灵搞成一锅粥。有时，还要加上很多他们听不懂的大道理，就像很多宠物爱好者跟她们的猫狗喋喋不休。越热越出汗，越冷越打颤，恶性循环没个头(黑子从小就不懂“待客之礼”，我们怪它，它怪谁呢)。
　　军队是人类驯化的象征(号令就像给狗发出的信号)。我在北大讲《孙子兵法》，每念到下面这段话，都会愧悔交集，想到人生的失败(养狗养狗不成，教子教子无方)。两千年前的声音令人震撼：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仞；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还有一个刺激是来自文学典型，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身边就有，甭管上哪儿都不难碰到的普通人(“小人国里尽朝晖”，请勿对号入座)。比如《红与黑》中的于连。于连的悲剧在于，他舍命追求的东西，也是他恨之入骨的东西。他出身卑贱，满腹怨愤，混迹贵族圈子，跻身上流社会。这种人的心理就很值得研究，很像怯生生又狂吠不止的“小营子狗”，发自生物本能的欲望特别强烈。他们仇恨贵族，鄙视贵族，但又羡慕贵族，嫉妒贵族，有才能，也有干劲，但更大特点是欲壑难填，野心十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们并不满足于阿Q的朝思暮想：抄两把椅子，困一下吴妈，革命理想在“二巴”，而是觊觎着最高权力，财富和名声，一样不能少。要睡，那也得睡市长夫人、侯爵小姐。只有从高贵女人身上，才能得到起码的满足(满足其阶级仇恨的发泄)。这种力量太大了(按过去的说法，这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动力”)。有人说，如果希特勒不跟他们班的犹太同学怄气，他的画也有人欣赏，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不了。
　　小时候学《曹刿论战》(曹刿是司马迁笔下的“第一刺客”，我国有名的恐怖分子)，我们都知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也知道很多统治者会昏聩到“何不食肉糜”。毛主席说，“惟卑贱者最聪明”，我深有同感。但我们从这些“聪明人”身上，也常常不难发现受虐变施虐的“翻身悲剧”(“可怜媳妇熬成婆，又拿媳妇来出气”)。特别是他目睹黑暗太多，养成狱吏式的性格(昔为顶头上司，今为阶下囚犯，如果落在他的手里……)，更是人性的悲哀。
　　人和狗不一样。老师说了，人是见多识广才厉害，狗却正好相反。它让我想起小时候我们院的一条狗。那年，苏联卫星上天，加加林带了条狗，叫“莱伊卡”，名气很大。我们院的孩子从农村偷了条狗，给它起名，也叫“莱伊卡”。它初来乍到，成天乱叫，搅得四邻不安，众怒之下被抛弃，只好乞讨为生，到处流浪，见人太多，连叫的本事都没有(这种“丧家犬”，台北很多)。可见人的能耐，和狗正好相反。
　　项羽打不过刘邦，有它的道理。
　　穷人斗不过富人，也有它的道理。
　　前不久，我翻过一本摊书，叫《小人研究》。此书说，在咱们中国，小人的土壤特别深厚。原因是什么？我真没想到。它说，因为咱们有科举制。我想，这话还真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咱们中国以科举立国，关键就在，它和贵族制度是反着来，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这对“秀才造反”是正面引导)。我们的小说，我们的戏剧，经常都有个happy ending，说有个寒酸书生，来自穷乡僻壤，历尽千辛万苦，进京赶考做大官，翻身只在一夜之间。
　　于连的野心，在我们这儿特别容易实现，难怪范进会发疯。
　　在动物世界的物竞天择中，有些动物长于追杀，如虎豹豺狼(它们吃肉)；有些动物长于逃跑，如驼马鹿羊(它们吃草)。逃和追，虽然也要父母训练(不光我们人类会教育，动物也会)，但几乎已成本能(像人类一样，动物的本领是先天就有还是后天获得，常常难以分辨)。它们对自己的对手极为敏感。后者是略有动静就跑，前者是一旦出现就追。
　　烈马的烈是因为胆小害怕，比较明显。虎豹的凶，却好像肆无忌惮。它们借声势之威猛，肆爪牙之尖利，足以搏杀比它们更为高大的动物，没错。可是，我们要知道，恶虎之恶在于饿，它们也有它们害怕的东西。它们比它们的猎食对象更难耐肠中寂寞，它们也比它们的猎食对象更没有食物保障。追击搏斗会耗尽其能量，空无斩获又意味着死亡。
　　它们常常孤独而恐惧，
　　小心翼翼地潜伏，蹑手蹑脚地跟踪，
　　忍耐，等待……
　　一切为了肚子。
　　语云，惟怯懦者最残暴。
　　动物凶猛，因为害怕。
　　二○○二年三月三日写于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小人研究》，孙建波等著，中国文联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16.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