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董作宾的胸怀

　　最近读到余英时《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一文，其中说到董作宾。董先生是学术界公认的甲骨学四位巨子之一，这四人有“四堂”之称，即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郭鼎堂(沫若)。
　　学术界都知道，董在甲骨文断代上的贡献最大，“郭沫若研究卜辞自开始到抗战期间，曾一再推崇董作宾在断代方面的‘辉煌功绩’，尤其是他在编《卜辞通纂》期间，董作宾曾提供他安阳出土的卜辞拓本”。
　　余英时还说到一件旧事：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胡适为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拟提名单，在“考古及艺术史”项下，胡适写下了四个名字：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这四个人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都当选了。就在当选前的二月二日，董作宾从美国芝加哥写信给胡适：
　　春间中研院选院士，您必出席，关于考古学方面，希腊您选(梁)思永或(郭)沫若，我愿放弃，因为思永在病中，应给他一点安慰，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这是早想托你的。
　　这封信，郭沫若当然不会看到。但是，郭研究卜辞时受惠于董，推崇董的成就，他应该不会忘记。令人惊诧的是，因为董不同意郭的殷代奴隶社会说，郭在一九五○年二月版《十批判书》的《改版书后》里指斥董“假充内行”、“无知”。
　　这件事，董的态度如何，余先生未有记述，却引了杨树达先生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的一则日记：
　　郭沫若来书……云董某妄人，其说未可尽信。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氏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
　　余先生钩稽的两位前辈学人的旧事，真是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