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主讲《城市社会学》课的班上，有两位加拿大留学生旁听。按我对学生的要求，他们课外必须找相应的参考书去读，然后拿到课堂上来介绍并讨论。出于一视同仁的原则，每次我也会对来听课的留学生提出同样的要求。这一次两位留学生中的一位男同学──他有个中文名字，姓司马，汉语表达没问题——站到讲台前，先写下了他要讲的问题的一个关键词“infantalisation”，他说他不知道这个词的中文确切地该怎么翻译，边说着他又在黑板上写下了四个繁体的中文字“孩子气化”(他在台湾呆过两年)，然后问我这有点对吗？我说可以。台下，饶有兴趣的中国同学个个一脸雾水。
我知道司马稍稍有点跑题了，那节课本来讲的是有关“城市化”的内容。不过司马来上海主要是想了解中国城市中的大众文化、青年文化，这也可以说是“城市文化”的内容之一，应该说还在课程的大框架内。而且我很希望外国留学生能给中国学生提供点不同的视角或信息，让大家学会在熟视无睹的现象中看出些另样的社会事实来。
司马因为紧张，在讲台前汉语说得没有平时好，不过他还是努力着清楚地讲出了他的问题。他说“孩子气化”是指成年人表现出的像小孩子一样的行为式样。他最早是在日本的东京和大阪不无惊讶地发现这种现象的，后来在台湾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形，如今到上海来，偶尔也发现了相似的情况，不过因为才来几个星期，他还不敢断言上海和日本、台湾是不是一样。他举了些具体的例子，如玩具，机器猫，在西方也有，但那只是小孩子的玩具。可是在日本、台湾，它们成了大人们的宠物。人们买一个回去放在家里，然后一个人回到家时，你开心时觉得它好像也在跟着你一起笑，你伤心时它看上去也跟着你一起难过(机器猫没有嘴巴，怎么看怎么像)，这真是不可思议。还有小孩子的漫画、动画片，大人看得津津乐道。穿衣服也是，大人穿着小孩子一样的可爱的衣服……他还说在上海他也曾看到成年人买了充气大
头在马路上敲着玩，不知道中国的成年人是否也有这样的倾向？
中国的学生们听出了点眉目来，一个个积极地站起来发表见解。一些同学解释说现代城市人压力大、生活紧张，玩点孩子的玩具只是想轻松轻松，也有的同学不赞同司马发言中蕴含的对中、日、韩的青年文化的某种否定的意味，他们说成年人喜欢孩子式的服饰没有什么不好，孩子世界本来象征着纯洁、可爱等等。
这一类讨论当然不可能、也不该就给出一个答案来，我希望他们能在课外将讨论继续下去。不过我还是有意识地将话题拉回到原来应有的意义上，就“infantalisation”做了些介绍，它涉及到青年文化中的孩童化倾向，以及成年人的“娇宠”心理。因为司马提到了日本，同学们也解释说中国的青年文化受到了日本青年文化的影响，所以我正好就从日本人的“娇宠”说起。
在日本的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中，“娇宠”如今已是个十分普及的基本概念了。由于精神分析学家土居健郎的奠基性著作《娇宠的结构》(《甘えの构造》)，娇宠心理(通俗地说应该就是撒娇心理)与日本人的国民性格和精神结构从此挂上了钩。虽然也有些学者曾对土居的理论提出商榷、批评，但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病理还是作为一种基本国情，日本人的“娇宠”的心理特征，几乎已成了日本的和外国的许多“日本论”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了。
“甘え”原来是个日常性用语，但心理学家给这个单词赋予了心理学的意义，并对它做了学术性的阐释：它被定义为日本人人际关系中的依存愿望。土居解释说这是人追求与他人一体化的一种爱情欲求，而有些学者则认为这是以既存的一体化为前提的一种任性表现。在这儿，它主要是指主体的自我与环境内的一定的客体在情绪上强烈地联接、结合的倾向。通俗地说，人的这种愿望最早存在于婴幼儿与母亲的关系中，撒娇是婴幼儿心理成长过程中极自然的情绪表现。婴幼儿虽然在肉体上脱离了母胎，但在心理上依然是同母亲一体的，情绪上对母亲也完全处于依存状态。一直到四至五岁，心理学上所谓的“第一反抗期”发生，孩子才开始真正自觉到自己是“我”，而母亲是“她”。但幼年期、儿童期、少年期的孩子们依然会在情绪上同母亲保持相当程度的联结。只有当青春期来临，“第二次反抗期”发生，人的自我主体性逐渐确立，他们才可能真正实现心理上的“离母”，从而具备情绪独立的能力。
这些当然只是理论上的假设，而且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系统、概念框架主要是以西方的经验事实为依据形成、发展的，而在具体的现实社会中，人们发现，这样一些原理的普遍性有时是很值得怀疑的。比如土居当初到美国留学时就发现，美国人的人际关系、情绪表现等等与日本人大异其趣。于是后来就有了他的一篇篇论文以及《娇宠的结构》，那基本上就是拿西方人的理论镜子来照日本人。
这一照就看到了许多问题。在土居的著作中，以及在历来的不少“日本论”中，日本人的心理结构的“特殊性”被一一勾描出来。要知道日本人的家庭结构、亲子关系与西方人有太多的不同，比如从小孩子出生开始，日本人就没有什么“婴儿房”一说，孩子从小到大，在寝室的榻榻米上、在洗澡的浴缸里等等，与父母一向是亲密无间的(当然，今天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情况已有所变化)。日本人的母亲在家里身兼着精神领袖与生活保姆，更担负着孩子的情绪支柱的角色。有学者将日本社会称为“母性社会”，以此相对于西方的“父性社会”，前者被认为是以母性为原则的社会，这种原则有宠爱、无规则的意味，后者则被认为是以父性为原则的社会，而父性原则意味着严格与规则。
这样一些议论虽然大多缺少实证的、统计数字的验证，其科学性不无可疑，但其比较的、定性的分析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不仅如此，如今，当人们解释日本人、日本社会的种种现象及其特点时，“孩子气的日本人”往往如挥之不去的无形套路，影响着人们的问题思考。只要谈起家庭关系、团体内人际关系、个人—社会关系、国民—国家关系等等关系中的日本人的行为式样，就可能听到这样的话：“没办法，日本人一个个全是小孩子。”
具体说来，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如果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没有能真正完成一个“离母”的过程、从而具备情绪独立的能力(这种能力被有些学者认为是彻底的、真正的个人主义的一个条件)，那么他在情绪上的依存欲求，就可能不断地从母亲那儿扩展到其他的对象那儿。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对其他的客体对象表现出情绪上的一体化倾向，或者亲密无间地索求—付出爱情，或者撒娇般肆意宣泄情绪。这样的情形在日本人的学校、团体、公司内的人际关系中确实被认为是普遍的现象。
这种特点，不用说也表现在今天日本的青年文化当中。就时尚而言，“可爱”(这本是小孩子希望从大人那儿听到的一句赞美之词)成了青少年服饰的一个最基本的符号意义，也是青春偶像的共通的特征。从心理层面来说，就以机器猫为例——它正是年轻人们情绪依存欲求的产物，离开了母亲开始独居的、可心理上还不具备情绪独立能力的年轻人，需要有一个能与自己同悲共欢的对象以抚慰寂寞。当然，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任何文化都是社会地、历史地形成的，今天日本的青年文化中表现出的孩童心理不只是日本人的“娇宠”的社会心理的产物，它还折射出了现代社会中人—社会关系的变化，而且，年轻人“拒绝长大”也不是日本才有的现象。
难以进一步解释的倒是司马的另一个问题：中国人也和日本人相同吗？中国目前好像还很少有人研究到这一层面的问题，而土居的分析主要是以西方人为参照的，很少涉及到中国。不过另外有一些日本学者却是常常在以中国为参照，来描述或批判日本的国民性，其中就有不少学者强调中国的传统父权对于中国人精神结构的影响——这或许让我们有了点同日本的“母性社会”、“娇宠心理”相区别的依据。
但也很难说。只需稍稍罗列一下，比如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动人心肠的母子情，又比如历来“母亲”概念中被赋予的种种神圣意义，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人的母亲与儿女之间，其亲情关系有着极为丰富或者说复杂的意义内涵，包括情绪的相依——为了区别于日本的“甘え”中对人的“依存”，这儿我更愿用“相依”(或称“互赖”，interdependency)一词，即亲子间情绪上的相互依赖。
与此同时，我们似乎还需要解释为什么今天中国的青少年那么喜欢日本的青年文化的式样，因为现代青年文化的发源地原本是在欧美而不是日本，而且中国人在文化上一向是崇拜西方甚于喜欢日本的。能说中国的青少年与日本的青少年在心理结构上没有相通之处吗？
有一些现象是可以说说的。中国人较少培养孩子的自立、自律精神，也不太重视孩子的心理发展，这已是老话题了。可这样的老问题总也看不到改变的迹象。笔者曾以在校大学生为对象，作过一次有关“考大学行为的意义”的调查，包括了座谈会、问卷调查和请学生自述几个部分。这次调查让我们了解到，在今天的许多家庭中，为了让孩子能实现上大学这一人生大目标，父母们(不单单是母亲们)不仅尽可能地将孩子同应试教学以外的社会生活隔离开来，而且倾心扮演着孩子们生活上、精神上的保姆的角色。在学生的自述文章中，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
我读中学时，妈妈就赋闲在家，专管家务。她不让我洗衣服，不让我乱吃东西，也不让我睡懒觉，更不让我谈恋爱。
就这样进了高三，父母虽然看上去很平静，心中的紧张却如同兵临城下。早上，父亲开始送我上学，一路帮我背着书包剥着香蕉，夏送三伏冬送三九。……考前一周，我连续三天失眠，神经拉扯着，静不下来，不管是叶沙还是勃拉姆斯都无法使我入睡，神采奕奕端坐在床上。那几天夜里妈妈很累，她强打精神坐在我身旁拍我入眠，不知不觉就是两小时，早上两人眼圈是一样黑的。
高考的第一天晚上，因为隔壁邻居搓麻将，加上我心情紧张，一直到半夜也没睡着，那一夜我浑身滚烫，拼命想让自己睡着，却又睡不着，爸爸陪着我，拉着我的手，我顿时感觉有依靠，忐忑不安的心逐渐平静下来。爸爸坐在我旁边，一边帮我按太阳穴，一边给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我的心逐渐平静，神经也逐渐松弛下来，到快天亮时我睡了一个小时。之后爸爸把我送到考场，也没多说什么，只是看着我，说“不要紧张，会好的”。那一次，如果没有爸爸的陪伴，我估计自己是没有勇气走进考场的，我一定会垮掉，但是我终于在爸爸的鼓励下挺过来了。
…………
在这里，孩子们的“心理发展”等等成了多余的、或者说奢侈的课题，父母们既不能想像让承载着超负荷竞争压力的孩子去与“成长的烦恼”之类正面相迎，他们必须设法为孩子排除、排遣精神上的一切干扰；而孩子们也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努力结果维系着父母实现人生价值的希望，他们的努力既为了父母，也有赖于父母。就这样，孩子们与他们的父母们相依互赖，一路进入他们的青春期，并迎来他们的成人仪式。可其实，他们还是孩子，他们还有待于结束他们的童年期、少年期。
当然，家庭并不是社会化的惟一场所，孩子们还有学校、还有同辈群体。但这又怎么样呢。孩子上学了，家长会跟教师说，希望你们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管就怎么管。学生一直到高中毕业，一直同老师特别是班主任老师保持着一种类似于亲子的关系，老师要尽可能地满足学生们的情绪上的种种需求，当然，作为代价，不少学生也会感觉到来自于老师的各种各样的、有意无意的伤害。
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进入到大学，在他们及其父母的想像中，他们又被托付给了大学。可是大学里的教师和辅导员不同于中学的，他们大多不热心于扮演代理父母的角色，大学制度也很少这种要求。于是，学生们一面抱怨着，一面不得不开始学习情绪上的独立，这样的过程不很轻松。好几次，我听到学生们说道：真希望能有老师像父母、中学老师那样和我们相处呀。
也有些学生后来出国去了。说实话中国留学生的客观状况很难讲一定与当地国家的学生或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有着天壤之别。但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留学生的情绪表现，那一份凄苦。本来出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该为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承担责任的，何况那些独居、打工之类的经历其实在国外学生中也是平常之事。可是我们的许多留学生从中体验到了刻骨铭心的心理失衡。然后，他们就想哭诉、要设法平衡自己的情绪——于是，一部当代留学生的文学史(那些以国内读者为阅读对象的作品，包括电视剧、纪录片)，除了哭诉，就是炫耀。
这是另一种撒娇，或者说是另一种类型的(带着点中国特色的)一体化欲求的表现。那些孤身在外的“大孩子”们，将国内的读者、观众们，当成了父母的延伸。他们的情绪，似乎需要父老乡亲们的呼应，才能平静与满足。
从“teenager”作为一个社会类别最初诞生于一九五○年代的美国社会起，“青少年”一直是一种特殊的身份，这种身份让年轻人既得以暂时拒绝成年，又获得了摆脱父母的理由和权利。如今，中国的年轻人们，也感受到了自立的需要(个体心理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并开始有了自立的条件(居住空间的以及社会交往的)，可是，如同日本的年轻人那样，他们无法摆脱心理上的那种依存的、或者说相依的欲求。想撒娇，扮天真，希望你温柔一点──“哈日族”们所心仪的，并不是东瀛风情，而是他们体验中的孩童世界。他们将要告别这个世界，但他们的心理结构中多少将带着娇宠的特征，这特征已成了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一种印记。
(《甘えの构造》，土居健郎著，弘文堂，一九七一年初版；《我是这样考上大学的——70位大学生自述》，陈映芳编，学林出版社，二○○一年九月，1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