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门鲜活的学问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中西交流，民俗学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由“绝学”变为“显学”，引起了中外人士的热情关注。民俗志资料更注重微观的和科学的采录，民俗学理论著作兼及中西，好书日渐涌现，董晓萍博士新著《说话的文化——民俗传统与现代生活》便是其中之一。
　　说话的文化，指基本不依赖于文字传承的口头行为文化，即一般所说的民俗文化。作者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阐释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形态与内涵，包括文化结构、民俗底蕴、日常形式、表演形态、通讯空间、民族心理、政治意识、旅游接触、影视传播、外来压力和中西研究成果，借助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些思想生动地表达出来，引导人们走近研究它的新兴学问——民俗学，使之贴近现代社会生活的知识系统，让人读来深思和感奋。
　　此书隐含着民俗学的重大命题。首先，将一再讨论的民俗学的研究范畴概括为“说话的文化”，便出新意。关于这一范畴的界定，向有争议。现在从“说话文化”的视角讨论，就变得具体和宽广，大家都有话说，而且容易在中国文化中找到民俗文化的位置。这是作者对民俗文化本质的理论思考的结果。民俗主要是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文化，其中的行为部分可能是无言的形体运动，但如果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辨识这种“行为传承”，就会懂得它是一种被群体认同的特殊语言(副语言)，用“说话的文化”涵盖之，可以提升它的内部知识和共享文化，开拓理论上的新领域。口头民俗的研究也有这个问题。引入“说话的文化”的概念，能使民俗学的研究更贴近民俗的气质，体现民俗文化传承的特点。
　　另一个特点，是将经院式的民俗学研究与现代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民俗传统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这是对从前民俗学研究的一大突破。在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中，民俗学研究的确有历史和现实的领域划分，但以往的民俗学研究过于书斋气，减少了对现实民俗变化的关注，是一种不足。我国历史上记录了许多民俗史料，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但那只是民俗学研究的一部分，而民俗是鲜活的、不断变化的，没有任何套子可以把它套住，现代民俗学如果只埋首史料，不免有僵死的危险，而将民俗学研究与对现实生活变化的阐释相结合，就会打破这种僵局，使民俗学变得新鲜活泼、生机勃勃，此即民俗学的“现在性”。“俗随时变”是民俗发展的规律，也是民俗学的必然选择。在世界进入信息社会之后，民俗与民俗学的影响已突破国界，这已是不言的事实，中国加入WTO以后更如此。它的直接效果，是在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样式和思维方式，而且是全方位的，从衣食住行、人生仪礼到年节庆典无所不包。中国人同时也在延续自己的传统文化根脉，并在保持中接受变化。一门人文学科忽略这种变革是不可思议的。《说话的文化》的作者站在中国民俗文化研究的前沿，面对扑面而来的巨大变化，自觉地与历史和现实对话，深入地进行学理阐释，这显示了作者的敏锐、开阔、积累和拓展精神。全书在处理理论建构与民俗志资料的关系上，尤有独到之处，立论扎实而不拘一格，这也值得注意。任何新理念的提出都要有资料依据和国情基础，对民俗学这种本土民众学问来说更是这样。已故民俗学之父钟敬文教授晚年特别强调编纂民俗志，盖意出此。响应钟老的倡议，我们近年也一直在抓紧各省民俗志的编纂工作。《说话的文化》正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一种理论提升，它的工作，对内具有学术意义，对外也有交流价值。
　　(《说话的文化》，董晓萍著，中华书局二○○二年版，16.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