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今日南景

　　南景村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北缘，隶属于广州市海珠区管辖，其本名为鹭江村。五十年前它是广州近郊一个普通的乡村聚落，但却因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一九一一——一九九九)先生的著作《早期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中国村庄》(A Chinese Village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1959)而在海外中国研究中，成了颇具影响的学术名村。
　　杨先生是广东南海人，一九三二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一九三四年获该校硕士学位后赴美留学，一九三九年获密执安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一九四八——一九五一年间曾担任私立岭南大学副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嗣后任教于匹兹堡大学至退休。杨先生一生致力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三十年代对华北地方集市系统的调查，四五十年代对乡村社区和家庭的研究，以及六十年代对中国宗教结构与功能的阐释，至今仍然是认识和研究中国社会的经典之作，八十年代对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被费孝通先生称为“真正的幕后英雄”。在杨先生的著作中，对南景村的微观研究在与中国大陆断绝联系长达三十年的西方世界里，一直享有较高的声望。在此之前，费孝通、林耀华和杨懋春先生对江村、金翼黄村和台头村的研究已经饮誉海外，被视为最出色的农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著作，为了解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生活提供了鲜活的蓝本。与之相比，杨著的重要价值在于，描述了共产主义运动前一个中国村庄的生活模式和之后蜕变中的乡村生活。因此，时至今日他的著作仍然是社区研究的范例，是一部再现了共产党执政前后历史性变迁过程的精当的村庄民族志。
　　五十年前，南景这个聚族而居、家族色彩浓厚的村庄共有一千一百人，耕地面积一千二百亩，二百三十户家庭中75%以上以农业生产为主，而且生产的种类颇多，水稻、蔬菜、塘鱼、水果等农副产品都占相当的比重，因而能够代表华南城市郊区农村经济的类型。同时，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渐趋扩散，郊区村庄的一些特征必将延伸到边远的乡村社区。这无疑增加了它变迁形貌的代表性，也是该村拥有学名“南景”(中国南方图景)的缘由。
　　而今，昔日的南景已在岁月的飘摇中成为了一种历史记忆，但那个城郊的乡村聚落却在一辈辈人对杨著的阅读中不断地重现。南景村往昔的故事已随着相继谢世的老人一个个地流失了，但今天的南景人却因我的出现更多地了解了杨庆堃，了解了属于他们父辈、祖辈的不太遥远的历史。在杨先生的笔下，村庄被冠以学名，宗族及人物也易为他姓。按理这些因素都是后来研究者的障碍，但与一些追踪研究不同，南景有邻近中山大学的地缘优势，有前辈积极倡导的人的因素，它的故事一直在续写着。一九八一年杨先生重访南景，并寄希望于后辈以社区研究为方向，完成中国农村与家庭的续编。此时的南景正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之中，从家庭到村落，从生产到消费，都在经济的牵动下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是中国社会继一九四九年的政治革命后，以经济变革带动社会转型的又一重要时期。这一阶段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对南景的后续性研究，客观上延续了名村的学术生命。不仅呈现了城郊社区发展的动态图景，也使杨著拥有了跨越时空界限认识中国社会的解释性价值。正如葛迪斯(W.R.Geddes)评价《江村经济》时所说：“这种书，作为知识界中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地位只有当它被用作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起点时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费孝通，《江村农民的生活及其变迁》第350页，敦煌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开始，我对南景村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记录了九十年代以来南景与都市渐趋融合的变迁过程。
　　此时，昔日“田、园、庐、墓”的自然景观，早已变成了老人们坐在自家独楼里追忆乡村生活的图景。人口的身份构成也凸显了城乡双栖的特色。村内居住着六百六十户、一千七百一十四名居民和五百四十一户、一千六百二十三名村民，以及十倍于村民的一万七千九百一十二名外来人口(二○○○年七月三十一日统计)。由于民间问讯的时空场景的转换，入户访谈的几率缩小，更多的调查是在祠堂、茶楼、经济社开会现场以及村委会和居委会进行的。期间共访谈一百二十四人次，其中包括村社镇干部十八人次。在走访中，与梁志卿(一九一二年生)老人一家的相识使我切切地为杨先生当年与村民结下的深厚情谊所感动。她的丈夫就是被杨先生称为“堪哥”的车族值理。当听说我在继续着杨先生的研究时，老人激动不已，拱手作揖，欢迎我的到来，并高兴地谈起杨先生五十年前的调查和一九八一年对南景的重访。她的儿子车焕标(一九四五年生)在与我的交谈中，对杨先生给予他家和村子的恩情无比感激，曾多次提及渴望得到先生的照片，供奉于祠堂，让子孙后代常念先生的恩德。她的孙女车俏敏(一九七八年生)当听我讲述杨先生及其著作时，既吃惊又兴奋，没想到她生长的村庄竟是海内外知名的学术名村。他们渴望故事能续写下去，让他们的后人也能在故事里发现今天的南景。
　　改革开放后的十四年间，广州市建成区的面积净增了一百一十六点二平方公里，等于前三十年的二点六二倍。这种高速都市化进程的后果之一便是都市村庄的生成。然而，在新编文化传统的过程中，村社的聚落型态和村民固有的生活方式并未根本改变。因此，如果说五十年前的南景是近郊乡村社会的典型，那么今日之南景就是都市社区的特例。
　　南景不同时期所有制的变革，改变着村庄的经济结构。从地主所有制下的小农经济，到集体化时期的土地公有，从村社所有制下的家庭承包，到以股份制为标识的经济共有，这里几近是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道路的缩影。然而，其不同于乡村经济的个性在于，从以农为主到农工、农商兼业的演进过程中，始终受都市的浸染。九十年代以来，地价的持续升温，为南景带来了极多的商机，厂房和民居的出租成为村社和家庭经济的稳定来源。此时，村中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仅存的耕地也已转为商业用地。而村民对村社股份的占有，使之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地主”。南景村六个经济社均以一九九八年底之前出生的农业人口为下限，无论老少都拥有同样的股份。因此，村中三到十岁的孩子被称为“含着金钥匙出世的纨绔子弟”，在校读书的学生也有“社会主义地主”的美称。由于各社经济独立核算，分红因收租数额各异，故此，各社村民的年终所得在一至二万元之间不等。十年来村民的收入递年增长，人均收入提高了五十二点一倍，每户平均收入提高了六十点五倍，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他们没有了固守的田园，但却在多样化的谋生方式中亲历着进工厂的忙碌，经商的辛苦，以及足不出户只待食租、分红的悠然。这种衣食无忧的生活不仅使畅游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香港的路线成为村民们津津乐道的谈资，也使农民不再渴望转为居民，因为身份的变更将使村社股红和出租房屋的利益丧失。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由于医疗、养老保险待遇的享用，致使代际之间“养儿防老”的交换关系开始松动。对老人而言，独立的经济使他们获得了自由的生活空间，没有因依靠子辈而丧失权威的窘境和心理的失衡。对年轻一代来说，生活和精神压力减少，传统的道德信条趋于淡化，其直接结果就是生育观念的更新。三代同堂的主干家庭虽然普遍存在，但各自独立的经济来源却使家长的权威有了新的内涵。
　　与经济生活相应，村庄的政治生活也进入了权力重组的过程之中。由于村民经济从业的根本改变，每个家庭都直接或间接地经商。这样，村民虽接受村委会和生产社的管理，但村中的事务已不局限于邻里纠纷、家庭矛盾，更涉足于社会福利的获得，以及法规对经营的约束和维护。村民与外来人口建立的雇佣、租赁等关系，更需法律约束。“有事找书记”已变成了历史，“依法寻公道”才是普遍接受的观念。在这个特殊的都市群体中间，权力精英和经济能人的社会声望已今非昔比。在村民的观念里，从村社领导的选举到公共事务的决策，乃至家庭纠纷的解决，民主平等和法律意识才是权力的中枢所在。
　　宗族组织是传统乡村社会重要的文化特征，在华南更是社会结构中稳定的要素。然而，在隐没了三十年之后的八十年代，南景又已开始了都市生活的进程。这使得宗族在对内与对外的职能中，只保留了组织祭祀的功能。于族人而言，清明拜山祭祖，更多的是一种记忆驱动下的惯性。其以凝聚族人感情为目的的世俗性的外化形式、以企求祖先护佑为鹄的的宗教性的内核，都已不同程度地弱化。除此共性之外，各族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车姓在一九八五年重建祠堂之时，便建厂房以供出租，之后又加建了楼房、店铺。宗族也因此有了类似族田的族产。十年间收入递年增长，一九九九年已达五十七万九千九百六十一点三元。其中每年仅族祭一项便支出约十万元左右。这样的经济实，决定了其祭祖规模，也决定了它在族人心目中的地位。与之相比，莫姓既没有正式的宗族组织，也没有可以共享的族产。祭祖采取自愿参加、凑钱集体行动的方式。居于边缘地位的王、何、伍三姓，则没有各自统一的宗族活动。他们只是在清明这一天到村子南端的“福荫堂”去焚香祭拜已故的亲人。
　　祠堂是祭拜祖先和行使宗族权力的场所，但在车姓宗祠中，有香案，却无历代祖先的牌位。它已不再是权威的象征，仅仅是老人们娱乐的场所。二○○○年重新改建的莫公如谅祠，更是一种颇具匠心的创造。它保留了原祠堂的门面，其后是新起的一层祠堂和之上的四层出租屋。这种既不负祖先又可充分利用地皮获得经济效益的两全之策，是传统宗族观念与现代经济观念融合的产物，它包含了都市村民在两种观念合力下的复杂心态。
　　与宗族活动的恢复同时，八十年代后神龛再度遍布家居厅堂。龛前设香炉，供祭品。门口土地和门官土地安置处，终日有香火相伴。所不同的是，这里既没有民众对信仰复兴的巨大热情和慷慨捐赠，也没有重现传统的神诞庆典。功利与精神的需求更多的是在私人空间传达。昔日的风水观念、巫术观念业已淡薄。收入颇丰的村民，遇疾，有村里的医疗保障，有现代化的医院治疗；遇不测，有各种行政机构了断。因此，乡民社会的信仰已经失去了得以回天的土壤，失去了黏合剂的社会功能。然而，在与都市的渐进融合中，南景村民却在乡土文化和都市文化之间找到了平衡的支点，在不同的层次上划定了认同的边缘。他们在宗族的认同中，寻找着往日的亲情；在经济社和村庄的认同中，享受着既得的利益。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又在熟识与陌生之间增设了一道心理屏障，它圈定了内外，区别了你我。而村民独特的生活方式、生活视野，又决定了他们对大都市的亲和。可以说，在都市生活的适应中，村民一直在改写着传统，这使之远离乡土文化的中心；同时，他们也在恪守淡而尚存的一份记忆，这又使之位居于都市文化的边陲。
　　南景的变迁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都市化的历史进程。在这里，我们不仅深切体会到了村民深层观念的改变，也目睹了诸如城市建设与管理、田园灭失与环境保育、农民身份与既得利益、村社解体与生活保障等社会问题。基于此，二○○○年九月广州市推出了“城中村”整治建设方案，确立了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在我结束调查后的二○○一年五月，广州拉开了改造“城中村”的序幕。二○○一年十二月南景所属的新蟯镇转制为华洲和官洲两个街道办事处。村庄最终将以农民身份的变更、集体土地向国有土地的转化、新经济实体对集体经济的取代，以及世居家园的重建而宣告终结。
　　法国社会学家H.孟德拉斯曾预言，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经营者将取代农民，传统的农民将消失。然而，南景呈现的则是农民在都市化的浪潮中彻底终结的全过程。就此而言，五十年后的南景与变迁中的江村、黄村一样，依然是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个基点。在广州三百八十五平方公里的城市规划发展区内就有一百三十九个行政村为“城中村”。我们所研究的南景仅仅是一个行政村下设的七个自然村之一。这些村庄内生结构相似，演进机制相通。因此，对南景的后续研究不仅可以为都市人类学面临的挑战，即探求乡村社区与都市的关系，解释乡民的文化模式在都市的转变，提供富有解释性的证据，也使我们看到了“农民终结”的动态演进过程。
　　我们以南景的追踪调查回应了前辈半世纪前的研究，记录了在经济变革的时空场景下，名村的又一段生命历程。与村庄改造同步，南景的边际性便会隐没在都市之中。在这里，名村的故事以“村庄的终结”告一段落了，但我们坚信在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新一代人，必将在我们的研究中，寻检到他们传递、重整和再造文化的“前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