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海外朱光潜著作的一种异常现象

　　位于厄巴拉(Urbara)和尚佩恩(Champaign)两个姊妹城之间的伊利诺伊大学，最值得向人夸耀的，除了在职教授中有七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外，大概就是它的图书馆了——号称是继哈佛、耶鲁之后的全美高校第三大图书馆。而对于正在收集论文资料的我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其主楼第三层的亚洲图书馆。馆内主要藏有中、日、韩三种文字图书，其中中文图书又占绝大多数。不仅有《四库全书》、《大藏经》、《道藏》、《丛书集成》、《石刻史料丛书》等大、中型类书，多种方志、画册、图片，还有清末民初的多种杂志、刊物，像梁启超在光绪年间亡命日本时办的《清议报》，还有《生活周刊》、《申报月刊》等。尤其是一九四九年后港、台出版的丰富的学术著作和刊物，对于我的研究课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正是在对这些港、台出版物的浏览中，我发现了朱光潜著作中的一些耐人寻味的怪异现象。
　　该馆藏朱光潜著作，有大陆出版的《朱光潜全集》一——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精装；《朱光潜美学文集》一、二、四卷(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以及《诗论》(北京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版)。港、台一九四九年后出版的朱著共九种。除台北日臻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悲剧心理学》，在扉页上印有“本书经作者朱光潜遗孀奚今吾正式授权出版”外，其余都无版权说明。其中有《诗论》(台湾开明书店，一九七○年版)；《我与文学及其他》(台北进学书店，一九七一年版)；《谈文学》(香港太平洋图书公司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版)；《文艺心理学》(香港开明书店，一九七○年版)等。有意思的是，出版家还对朱光潜的某些著作改头换面，冠以新名，以吸引读者。如《朱光潜修养三书》(台湾晨星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其实是把《给青年十二封信》、《谈美》和《谈修养》合编为一书；《给青年的十三封信》(香港伟达书店，一九六九年版)，其实就是《谈美》。虽然朱光潜曾说过《谈美》实际是“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并以此用为副标题，但从未单独用过这个题目作书名。
　　所有这些，应该说还无关宏旨。港、台出版大陆学者的著作没有版权说明者，比比皆是，已司空见惯。说不准它不仅能满足大陆人的文化优越感，还能造成一些学者的海外知名度。对于原作改头换面者，亦不罕见。如将宗白华《美学散步》，改为《美学的散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文意却因此不畅。然而，相比较而言，这些行为甚至可以说，还没有伤筋动骨。而我所见到的下列朱光潜著作的情况，却是十分奇怪，不比寻常。
　　一本香港太平洋图书公司一九六九年出版的《书简杂谈》，署名“编著者：朱光潜”。收有胡适、鲁迅、周作人、梁实秋、曹聚仁、朱自清、俞平伯、闻一多、林语堂、冰心、徐志摩、邵洵美、许广平等人的书札、随笔三十六篇，其中还有朱光潜本人的《给一位写新诗的朋友》。全书按内容分为“书简杂谈”、“论事”、“记行”、“谈文”、“谈新诗”和“家书”，凡六类。虽然此书选编的角度不乏新意、别致，入选文章亦不乏雅致、精当，但从总体上说，书的质量还是有疑问的。首先，六大部分之间，很难说有内在的统一性。书前冠有序言，既未署出版者之名，亦未署编者之名。从风格来看，通篇引经据典，与朱光潜一般文章风格迥异。而文笔虽用白话文，竭力追求明白、晓畅，却仍旧不时露出港、台文人的语调声气，即使与解放前朱光潜的文风也有差异，明眼人一看就知。而按出版时间，与一九六九年时的朱光潜相比，则更是大相径庭。但由于没有署名，所以，一般读者(包括笔者)，很容易把它看做出自“编著者”朱光潜的手笔。而且，可以推断，这也正是出版者的意图。
　　更重要的是，从书的出版年代和书的选编内容来看，“编著者”为朱光潜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书末版权页未注明此书是第几版，只有“一九六九年六月版”字样，可见不是再版或重版。还赫然印有“版权所有，不准翻印”，可想盗版者不敢如此理直气壮。但众所周知，一九六九年正是大陆文革高潮，朱光潜此时属于“牛鬼蛇神”之列，作检讨、写交待都来不及，哪有分身术来到还是资本主义的香港，编一本具有小资产阶级闲情雅致的“杂谈”呢？解放后直到一九八三年，朱光潜才到香港出席过一次钱穆学术讨论会。以后再也没有去过。而一九六九年也比不得当下，“海外关系”即使够不上敌特之嫌，也是一种沉重的政治包袱。朱光潜就是与香港出版界有熟人和故交，彼时也不会冒这种巨大的政治风险，去编一本什么“杂谈”，干这种有害无益的蠢事的。因此，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说，朱光潜不可能“编著”这本书。
　　其次，从内容上看，虽然书中选有鲁迅、许广平以及冰心、闻一多、朱自清等左翼同盟者的作品，但大量的是胡适、林语堂、徐志摩等右翼文人的作品。不仅有被鲁迅骂过的“丧家的”“乏走狗”梁实秋，还有汉奸文人周作人(尽管他是鲁迅的亲弟弟)的作品。这些东西在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正属于被“荡涤的”“污泥浊水”和“狗屎堆”之列。已经是朝不保夕的“反动学术权威”朱光潜，绝不敢“以身试法”，以此向红卫兵“挑衅”。
　　由此可见，此书实为他人所“编著”，而伪托朱光潜之名。(这种事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也是历史悠久。从伪古文尚书，到诸子百家，伪书数以百计。)朱光潜本人在解放前也发现过这种类似的事。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朱光潜在《申报》刊登《朱光潜给朱光潸——为“给青年的十三封信”》一文，就是因为有个叫“朱光潸”的人，也写了本《给青年的十三封信》，而且很多人，包括朱光潜的朋友和朱光潜本人，都把它误读为朱光潜的著作。因为，第一，“‘朱光潸’和‘朱光潜’在字面上实在太相像了”；第二，朱光潜的“《谈美》也被书店在封面上附注过‘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字样”；第三，两本书的“封面图案也大致相同，也是在一些直线中间嵌了一些星星”。(见《朱光潜全集》第八卷，第418页)而朱光潜在文中批评朱光潸“大著”的一些观点，其实也无关紧要。他不过是借此告诫读者睁大眼睛，以分清“朱光潜”与“朱光潸”。此事虽有“假冒名牌”、“以次充好”之嫌，但在法律上却严丝合缝，毫无空当。朱光潜只能借文艺评论之名，揭露这位几乎“同姓名的朋友”的捣乱行为。然而，这种事还没有达到盗用朱光潜大名，公开伪托编著的程度。出版者这种行为的目的，还只是商业性的，只是为了赚点钱。而关于《书简杂谈》的情况，也许要更复杂一点。因为，谁都知道，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红卫兵企图从每一张纸片中搜查出朱光潜们的“三反”罪证。如果此时有人呈上这样一本《书简杂谈》，朱光潜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逃此劫。
　　当然，在这里对于出版者这种带有政治意图的猜测和分析，可能有点轻率和冒失。但是，如果说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带有被迫害狂的胡思乱想，也许过于武断。因为，在下列一本书的情况中，我想一般的读者，特别是经过文革和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的人，是很难摆脱政治的联想的。
　　这是一本封面、扉页和版权页上都印着“朱光潜著”书名为《梦中梦》的“长篇文艺小说”。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小三十二开，竖排本。无序跋。版权页上亦无出版年月。我只在图书馆的目录卡片上看到有“195-，163p.18cm”字样，意思是五十年代出版的。从发黄、变脆的书纸来推断，卡片上写的也可能属实。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抗战时的中学生，在从前方向后方逃难时，家人都被日本飞机炸死了，父亲在前线也生死不明，他成了孤儿。逃到重庆时，他进了一个中学继续读书，并与一个大他几岁的年轻女教员热恋。女教员已有了未婚夫，而且未婚夫也是人品端正的风华少年。这样就构成了一种三角关系。为了克制自己，成全别人，主人公偷偷逃离重庆，参加了国军。这时抗战已经胜利，国军不久开往东北，与解放军血战。主人公九死一生，负伤回到南京，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正巧又遇到已作军医的恋人。女主人公仍未与前未婚夫结婚。于是他们重归于好，准备结婚。可是，一切安排就绪，正准备去教堂举行婚礼时，主人公又突然找到原部队上司，与恋人不辞而别，偷偷归队。后来，他随国军逃离大陆，撤到金门。而女主人公仍留在大陆的四川某地。主人公在金门相思甚苦，竟至白日做梦。小说结尾问到：“梦，是否就是一切真实的人生？”似乎是点了题为《梦中梦》的主题。
　　很显然，这绝不可能是朱光潜的著作，至少不是著名美学家朱光潜的著作。因为，第一，解放初期，朱光潜正急欲辩解他虽是国民党员，却与国民党并无实质政治关系。而且决心从思想上“痛改前非”，“心悦诚服”地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去写一部咏叹国军军官爱情的小说呢？其次，朱光潜是一个从学校到学校的典型学者，从未有过从政或当兵的经历。从变态心理学的角度说，他也缺乏像郁达夫那种自我暴露癖的内在冲动；第三，从技法上说，小说思想浅薄，结构单一，语言乏味、做作，人物性格平面化，可以说是不入流者。即使是学者写小说，像钱钟书的《围城》者不多，但也不会落入末流。所以，这也看出决非出自朱光潜的手笔。
　　那么，出版者标明此书是“朱光潜著”，究竟是为什么？从商业的目的来说，朱光潜以美学家而成为青年偶像，用他的名来出版“给青年的十某封信”之类，当然可以盈利。似乎于情不合而于理(经济学意义之理，赚钱之道)能通，还可以作出解释。而用他的名来编造小说，招徕小说爱好者，实在是不可思议。因为，这明明是个赔本的买卖。似这种冒着风险盲目投资，于情于理，皆不能通。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很小的可能性，就是世界上的确有个写小说的“朱光潜”。但是，像这样一个小说写得如此低劣的“朱光潜”，在没有任何政府“社科基金”资助和补贴，同时又不靠某种规定，什么级别可以出“文选”或“文集”的香港，出版商居然肯宁愿蚀本赔钱，出版他的“大作”，也着实没有可能。这样，本人试图从各种角度揣摩其理由，但仍未找到满意答案。
　　最后，笔者所见，还有一本题有“朱光潜著”，名为《给青年二十四封信》的著作，上海长风书店一九四六年增订版。小三十二开，竖排本。有序言。从内容到文风，都很像是朱光潜的手笔。而且，从出版时间来说，如属伪造，朱光潜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一言不发。但查过朱光潜有关自述和回忆文章，从未提起此书。《朱光潜全集》中亦无与之内容相同之作。所以，是否是朱光潜的“真作”，尚需进一步考证(参见笔者《新发现朱光潜<给青年24封信>的考证》，《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九八年六期)。但无论如何，这里不会有与政治相关的问题了。因此，有关朱光潜著作的这一异常现象，本文就到这里打住。希望有心人能继续调查，正本清源，弄个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