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一三二五(二○○○年)号决议，强调女性和两性的观点在和平任务中的重要性。为了进一步落实两年前的这个决议，秘书长安南在二○○二年十月在提交了一份《女性，和平和安全》的报告，其中描绘了地区冲突对女性带来的暴力，并提出让女性在维持和平的过程中有更多的参与，以及把性别视野引进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中。
长期以来，安理会认为以最低度的暴力去制止大规模的地区性战争是维持和平最有效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已受到很多的质疑，因为战争的暴力往往被转化成更深层的文化暴力，而当下的恐怖主义可说是一种反弹，暴力的主体已经不是国家和有疆界的政治群体。这反映了实用式和平的狭隘。和平更根本的问题是要追索暴力的根源，由于女性长期成为不同暴力的场所和客体，所以女性主义从一开始就很细致地去检视暴力的本质，从她们的理论和讨论中可以看到，和平的根本存在于每一个行动主体(个体或群体)之间的互动中，而从国际的层次上来讲，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和建构。可是，联合国一直把女性的参与放在它狭隘的维持和平框架下，她们作为暴力的受害者身份，变成了其行为的道德资源。女性在国际政治中(不论是在现实中或是在学院中)，始终不是界定和创造和平的主体，而是维持“和平”的工具和指针。
在这里，我希望通过一些不同身份的朋友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中的行动和讨论，来带出女性主义对和平的一些反思。
不同历史和位置下的反战主体
爱砂是一个日本朋友，她在去年三月份参加了“国际团结运动(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ovement)”，从英国跑到伯利恒，抗议以色列军队入侵巴勒斯坦。虽然她的左腿中了以军的流弹，但仍坚持留在伯利恒，直至以军完全进占了城市，她才被迫撤回耶路撒冷。当时，为了她的安全，我和其他朋友叫她回到日本，把她的经历向亚洲不同的地方汇报。但到了七月，她又跑回巴勒斯坦，在杰宁的难民营工作，一直到最近她的签证过期，以军拒绝她入境，才撤到约旦。在过去一年里，她搁置了完成自己博士论文的工作。
萨拉姆是一个居住在拉姆安拉的大学研究员，我们可说是同校毕业的同学，因为大家都参加了二○○○年在德国汉诺威的国际女子大学(IFU)的课程。二○○二年三月份当以色列军队围困拉姆安拉时，她发出了一封求救的电邮，描写了市内断水断电断粮的情况下，她和五岁的女儿如何受到以军破门入屋的威吓。她希望在不同地方的同学通过不同的方法，以游行、示威、抗议向以色列政府施压。在短暂解严期间，她把女儿送到耶路撒冷，自己却坚持留在拉姆安拉见证以军的暴力。
戴芬娜是一个居住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博士生，以巴冲突以来，她一直把有关反对以军暴行的示威抗议的讯息送到IFU的讨论组中，并且参加女性团体举行的反战游行。当IFU的讨论组对自杀性袭击行为的态度出现分歧的时候，她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以暴易暴的结果让以巴的平民更加对立，而她自己也每天都要面对可能失去家人的恐惧。这种恐惧非常真实，但她每天都告诉自己，纵然有一天她的最爱因自杀性袭击去世，她也不能失去理性而支持以军的暴行。她同意，以军的军火所造成的伤亡与自杀性袭击有天壤之别，但她仍坚持要谴责所有的暴力行为。
阿迈勒是一个居住在阿富汗的IFU同学，她对巴勒斯坦人自卫式的行动是较为同情的，她强调，暴力的根源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七十年来西方因为石油的利益在中东地区所制造出来的历史。
多萝西则是德国的同学，她目睹新纳粹正在德国兴起，这法西斯的势力正结合着原教旨主义在德国鼓动着反犹太人的圣战，故此她反对一切暴力。
希瑟来自澳大利亚，她从人权的角度出发，认为一定要谴责自杀性袭击的行为。
还有更多的同学在不同的历史处境和政治脉络下去讨论以巴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她们都是一些真诚爱好和平的积极分子，但面对着不同历史位置造就的感情和视野的差异，她们该如何走到一起去创造和平呢？或者更核心的问题是，在这个主体位置不一的处境下，所谓的和平的意义是什么呢？而她们的女性主体在这个议题上又有什么意义？
和平与差异
联合国安理会采取实用的手段，绕过历史和暴力的构成问题，其目标不是要探究谁是谁非，而是要减少大规模武装的暴力和战争，所以，它的对象是国家或政治实体，而其功能主要是调查政治实体是否在没有签署防止核扩散条约的情况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派遣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制止战争与种族灭绝的暴力。
然而这种实用的手段是否就能带来和平呢？当联合国以一个普同的和平价值来行事，而绕过了制造暴力的历史和心理，它所造就的和平是什么样的和平？这样的和平也许只是一场国际政治利益的角力。美国要出兵伊拉克，大家都知道是石油利益问题(伊拉克是全世界石油存量最多的国家)。在巴以冲突中，虽然以色列拥有非常先进的杀伤性武器，但相对于核武器，却属于常规武器范围；而以色列军队攻入巴勒斯坦自治区和难民营，其实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但它利用反恐的论述，却使其暴力合理化。因此，安理会所能做的，只是谴责以色列使用了过多的暴力。
当然，我不是说，只要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进入巴勒斯坦，把以军驱除，就可以造就和平，它也许能暂时地减少血腥暴力，但若不处理制造暴力的历史结构和心理，以及被历史扭曲了的痛楚，暴力还是会以不同形式继续呈现，如极端原教旨主义为了强化内部的团结而对女性进行粗暴的管理，又如自杀式恐怖主义的行为。
女性主义很早就提出，性别是文化性的，是男权社会把一些价值强加于异性的结果。同样，极端的权力和暴力的行使，是通过建造和寻找非我族类的异物而进行的，所以大部分的暴力是与性、性别、种族和宗教相关，因为它们具有明显的“异”的特质。为了回应西方男权的价值观下所形成的文化权力结构，女性主义发展出差异政治理论：在批判男权文化的前提下，部分女性主义者(如卢斯·伊拉尔戈里)提出，平等不是在既有的等级秩序下去寻求平等的位置，而是要检视和确立差异，形成对抗性的另类价值体系。不过，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是这种建基于差异的另类价值体系是否具有沟通、自我反思和调整的机制，女性主义的另一个分支酷儿理论(Queer theory)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这个问题，强调异质的主体；第二个问题是，从差异发展出来的一些多元文化和后殖民理论(强调区域文化历史发展脉络下的差异)，受到不少批评，甚至被指斥为后现代的保守主义，因为这些论述往往以差异为借口使内在的不公合理化，甚至是拒绝沟通。故此，在强调差异的同时，是要带有批判性和自我审视的反思性的，正如多年来一些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的批判教学法(critical pedagogy)强调，要化解这些符号暴力，不是要对差异同质化，也不是要对他者敬而远之，而是要对“异”的建构追根溯源，从一个自我检视和反思的角度去了解自己对异质的恐惧和欲望——自我对异质的排斥与厌弃，与自我的形成与建构息息相关，故此自我检视也是一个与自己身上异质并存的过程。
她的创痛变成了他们的创痛
上面讨论的暴力，更多是有关文化符号的暴力，而批判教学法针对的是处于特权位置者的自我反思。可是，当我们面对着战争式的集体暴力时，要处理的问题就更复杂，其中包括长期以来不同区域里的文化政治建构，它们动员着创痛的经验，使之成为集体身份和社会心理的一部分。这种政治动员把复仇的暴力合理化，甚至变成自己存在的意义。阿富汗的同学阿迈勒的感受当然深刻，在“九一一”之后，美国要消灭的塔利班政权，正是当年美国自己一手扶植的，而从一九九八年起，阿富汗的女性团体就不断谴责美国政府，并向国际社会呼吁不要让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执政，这就是阿迈勒所说的“石油利益在中东地区所制造出来的历史”。但是，当美国所扶植的原教旨主义脱离其控制后，它便变成了邪恶的中心，而整个伊斯兰世界又取代了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变成美国的异物。这个庞大异物的建构把世界各地不同性质的“恐怖”活动集中起来，于是，突然之间，世界各地本来就存在的零星的暴力活动都变得与美国有关，而在建构这个世界性的敌人的同时，美国也把自己再次建构成了普世价值的代表。这个过程不单是指向外在的异物，也压抑着美国内在的异物，这个异物不单是国内的中东少数族裔(具体的人)，而且是国内的异见声音(反战和国内自我批判的行动)，以及每个美国人的自我想像中所要排斥的部分。
至于创痛，则是自我和集体身份构成的主要元素。这边厢，美国在“九一一”之后，铺天盖地的报道和煽动性的演说使得一个个创痛的经验集合成为国家的创痛。然而，有一些受难者家属联署了一份题为《勿以我们死去的孩子们之名(为战争的借口)》的反战声明，借以抗拒这种充满意识形态怨恨的结集(当然这封信的声音在大环境下变得非常微弱)。而那边厢，今年四月份，当巴勒斯坦阿迪希锡难民营的十六岁女孩引爆身上的炸弹时，她以自己的血肉发出了巨响，但人们听到的却不是她的声音，极端组织出来说她是巴勒斯坦的战士，以色列则说她是恐怖主义者，没有人知道她在难民营中所经历过的痛——那种要以死亡来诉说的痛——她的痛却变成了集体宗教的痛。
这里要强调的是，创痛作为集体身份的构成，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过程。女性主义也以创痛的经验来建构女性的抗争，但它是要回到日常生活之中的经验来理解这种痛，再通过分享来建立集体性；另一种是民族历史的宏大叙述，它把个体的痛苦经验抢了过来，并将其抽象化为政治和宗教利益下的集体的痛和仇恨，从而造就更多的暴力。对于“痛苦的分享”，已经有一些女性主义内部的自我检讨，例如维纳·达斯(Veena Das)曾提及痛是不能转达的，具体地说，你可以从对方的身体上找到具体的痛处，但在自己身体的同一个地方却不存在着同样的痛，就难以真正感受对方的痛，痛苦是不能直接分享或翻译的，而且，心理上的痛楚，即使当事者自己也难以言名，因为痛本身是一个征象。这是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研究的对话所引发出来的讨论，因为当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以女性为主体声称自己分享到第三世界女性的痛时，这也是对痛苦诠释的一种抢夺。不过，维纳·达斯并没有放弃要了解和交流这种痛的尝试，但是她强调，这种交流是要走到对方生活之中，感应对方的痛和生命的矛盾。这个对分享痛苦的讨论，展示出女性主义在身份政治中的伦理，所以，虽然女性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身份建构都一样是通过痛苦做中介，前者却成为解构后者的利刃。印度作者巴塔利亚(Urvashi Batalia)在她的口述历史《寂静的另一边：来自印度分裂的杂音》(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Voices from the Partition of India)中，就是以感性的笔触，把印度分裂过程中个人所感受的痛与矛盾呈现出来，这些痛苦与历史纠缠在一起，它们大多是来源于宗教差异所造成的暴力，但结果却成为以宗教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的构成部分。巴塔利亚的努力，是要把痛苦从宏大历史中清离出来还给具体的受害者。也只有通过这个策略，集体的仇恨才有可能被化解。
巴塔利亚是以一个旁观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去做有关痛苦的研究，然而另一个更令我难忘的例子是戴芬娜，当她说“纵然有一天她的最爱因自杀性袭击去世，她也不能失去理性而支持以军的暴行”之时，她也是在抗拒着宏大历史的引力。
差异中的结盟
现在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始谈到的几位朋友的经验中。身处不同的历史政治脉络，使她们之间的分歧非常之大，因此，希瑟以人权为理由要谴责自杀性袭击的论点，就惹来了很多中东和亚洲的同学的批评。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在寻找和平时，如何超脱自身所处的历史政治脉络的视野，并把这超脱的视野具体化成行动？
当时IFU通过很长时间的讨论，草拟了一份反战声明，让每一个学生都尽自己的能力，通过个人的联系网络把以巴的真实状况和反战的讯息公开发放。这是在既有位置下的一点点越界行动，但在沟通的过程中，大家都尝试努力地理解对方观点背后的历史脉络，虽然跨越历史脉络并不能建立起越界行动的集体的动力，但是却可以抗拒宏大历史对个人情感的掠夺。
爱砂是这些人当中最超脱自己的历史身份的一个，不过，她的这种超脱也是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的，因为她在日本时就是一个反日本军国主义的行动者，我常常觉得她是自己国家之内的流亡者，就是她这个流亡的身份使她在每个地方都能投入到当地的生活脉络之中。最初得知她跑到巴勒斯坦去，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对于我来说，作为一个外人，我不想到那里去做考察以丰富自己的经验(爱砂曾经游说我随她一同去巴勒斯坦)。但是，后来我明白到，她已经置身在事件之中。
至于戴芬娜，她虽然是以色列的犹太人，但一直在巴勒斯坦难民营中当义工。当以色列强行入侵巴勒斯坦的时候，她参加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妇女团体的游行，谴责以色列的暴行。
“九一一”以后，国际政治中的不同力量变得越来越对立，伊斯兰国家取代了冷战时期的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成为美国的对立面，虽然这一对立背后是石油的利益，但它却足以激活人民的恐惧和创痛经验，以延续出更多的暴力。这种暴力在伊斯兰社会已经产生了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美国也许已面临第二次麦卡锡时代的来临，并且其影响可能蔓延至美国控制的国家，引发更多的压制。今天，人们在讨论和平时，其实只是在实用的框架下增加不同的群体的参与，这些参与只是形式上的，而且更可能变成为美国和更多的国家的暴力涂脂抹粉，毕竟，联合国安理会会场的走廊，是国与国利益交易的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