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今昔随想

　　问：加尔布雷斯教授，我想起您写过一本关于好社会的书。今天想请您和我们谈谈当前我们这个社会，无论其是好是坏。也请您谈谈即将出版的《无辜的欺骗》，还有就是您关于“适可而止”的观念。
　　加：我今天在这里要谈论的是美国社会很重要但却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一面。
　　美国的经济一直在发生着变化，有些变化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当然，任何国家的经济生活总是在政府中处于支配地位，因此，理解经济生活中的权力问题永远都是极其重要的。美国的宣誓政府当然是民主的，美国人民依赖于当前的政府体系，依赖于他们相信的言论自由，这本来没有问题。但是，在更大的宪政民主结构中，却存在着其他一些潜在的影响着政府的重要政治力量。
　　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部分时期里，美国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力量有两个，它们是分散在广大地区的小工商业和农业。在二十世纪前期，华盛顿的农业游说团体在某些方面日渐成为重要的和富有影响的力量，他们代表的就是分布广泛的小工商业。但是在上个世纪中期以后，权力渐渐地、很大程度上转移给了那些所谓的“大工商企业”，他们是资本家、大公司、大金融中心，洛克菲勒家族、杜克家族、美国钢铁公司和它的巨头、摩根财团等等。因此，“资本主义”这个词在美国已经不再有它在欧洲那样的内涵。毫无疑问，在钢铁、烟草、金融等产业界，存在着一种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垄断势力。
　　这也是反托拉斯这个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其支持者既有西奥多·罗斯福那样的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上个世纪早期出现的那些重要的反垄断法，都反映了如何消除权力过于集中这一关键性的政治问题。
　　接下来的变化现在才稍微被我们认识到。除了极少数人，我们的语言中对资本主义的指称已经被丢掉了，这一体系被重新命名为“市场体系”，其基本假设是所有的权力都已经交给了市场，特别是交给了市场中的消费者。但是，实际上，权力是从资本家个人手中转移给了大工商业集团。现代的大工商业组织，像IBM、通用汽车、通用电器，其结构极为复杂多样，以至于不能被任何所有者管理。权力转到了经理、公司行政主管手上。这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重大变化之一。的确，在这些公司中设立有董事会，让董事代表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这在某种程度上掩藏了权力的实质性转移。董事会几乎百分之百地是一种装饰，股东们毫无例外地总是没有任何建议。我这个说法，你们当然可以怀疑，但它反映的是真实的情况。支配性的权力实际上存在于企业的管理结构之中。从公司的角度来看，权力在总体上被相当有效地行使着，它也同样地传递给了联邦政府。这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看出来：对政治活动和两党丰厚的捐助，军工企业、五角大楼对公共部门的入侵，一些公司大肆地聚敛国防费用，还有，在过去几个月中不断被曝光的政治活动中的腐败死角。你们已经看到报纸多次提到的安然事件。我们看到，现在出现的，不仅是一个来自得克萨斯的总统，而且是一个冠冕堂皇的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违法者。这么说并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它只不过是说明了权力已经如何转移到了一些大公司手里，而且巨额的金钱也从这些公司流向了政治团体，特别是流向了共和党。
　　《得克萨斯评论》是一份自由派的报纸，最近刊登了一幅精彩的漫画：一艘下沉的轮船顶端站着一群可怜的人，正随着这艘船沉下去，而在后面远处的大海上是三条船，满载着离开了沉船的老鼠。每个人都可以看一看这幅画，这就是美国当前的政治现状。我有两点评论，其一是它发生在国际背景下，其二是它发生在美国国内背景下，它们影响着福利的供给和对外政策。这些情况使人们重新关注经济生活中的权力对政府的支配性影响。这种影响在刚才提到的变化中本来已经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了，但是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却被国际形势遮盖了起来。二○○二年上半年发生的最富有戏剧性的事情就是美国人注意力转向了外交和军事。美国在冲突时期一向有很强的支持政府的传统。这种传统表现在内战时林肯重整旗鼓的时候，表现在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总统时期，表现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期，这也是国内支持越南战争的一个强烈因素，而越南战争其实是我们经历过的一场最具有政治灾难性的战争。
　　问：您的意思是说，“九一一”也加强了国内公众对政府的支持率？
　　加：“九一一”恐怖事件，其对人类的残酷和造成的灾难无可置疑，但它和以往经常发生的情形一样，巩固和加强了对总统的支持。布什总统毫不犹豫地把这一事件定义为一场“战争”，并以此来成功地寻求这种战时姿态对总统的支持。他作为一个总统在国内政策方面的民众支持率急速下降，因为其政府中有太多的公司操纵，因为正出现的失业威胁和经济衰退，还有总是受到批评的福利状况。现在，与这些相联系的政治反对意见都被“九一一”事件掩盖了。在“九一一”背景下，我们首先必须给布什总统以信任。一个人如果想得到这种结果、想要得到支持，他就必须和扮演敌人的对手进行一场战争。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没有民主的政治结构、也没有其他任何形式的经济结构，甚至没有陆军、海军和空军，如果不是天才或者撞上了大运，我们还能挑出比这更合适的敌人吗？这一点却被整个地忽略了。我认为，阿富汗战争送给政府、五角大楼、军工集团以及国防拨款的东西整个地都被人们忽略了。它导致了我平生所见过的最大的政治错误。那些散布支持军事行动的虚假信息和想法，导致了我近年来遇到的最具灾难性的决策之一。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在今后某一天事情变得清晰以后，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我对所谓的“邪恶轴心国”的说法也很反感，它在政治后果上类似于另外一次阿富汗战争。这也是我们政治中黑暗的一面……
　　问：在这种情势下，您对美国经济的预测如何？有人说随着阿富汗战争等，美国经济可以很快复苏，您觉得呢？
　　加：我的一些同行经常不断做出关于经济复苏的许诺和预测。如果刚才我说的其他东西你都记不住的话，那就请记住一点，预测经济前景的只有两类人：一类是那些不知道情况的人，再一类是那些甚至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
　　有些人说，从繁荣和萧条的长周期规律来看，现在我们可能正处在一个复苏的过程中。但当你看到这样的预测时，你不得不怀疑，那些做预测的人是否具备做这件事的最基本的知识。即使这个做预测的人是美联储的主席——他也是我的老朋友——格林斯潘时，你也要怀疑他。格林斯潘是一个绝妙的戏剧性人物，似乎他只要安坐在桌子旁边，通过他的表情和言谈，就能够鼓舞人们的信心。这完全是荒谬的。
　　现在会发生什么情况？我很清醒自己是属于那种虽然不知道、但还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我认为这将有一定的矫正作用，因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一个基础是理解力，并且总体来讲，是对政治共同体的同情。如果我们具有这种理解力和同情心，我们将会发现，把我们的外交政策等同于美国的预算、等同于贸易——就像最近钢铁关税提高所表现的那样，都是错误的；我们也将会发现，在阿富汗和中东，重建和平是多么重要；我希望，我们还会发现，需要不断为世界上那些不幸的人们提供必要的帮助。
　　问：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对袭击世界贸易中心的反应是什么？
　　加：我有两个回答。我认为没有人会刻意地要掀起另外一场战争。但是相对于平民百姓来讲，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加倒是我们应该警惕的问题。在我的一生中，有两次旅行对我具有最大的影响：一次是我担任驻印度的大使，只是在陆续走遍了印度各个邦以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我原来的知识中，有一半根本就是错误的，另外剩下那一半至少在印度也是不适用的；另一次旅行是在一九六一年，当时的肯尼迪政府派我去越南考察。你们可想而知，我回国之后就坚决反对那场战争。在我去那儿之前我就对越南战争总体上做出了我的判断，但是有一次亲身经历更坚定了我的看法。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在武装人员的保护下来到离西贡七八十公里的一个小地方，在那里，也只是到了那里，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在北边的共产主义丛林与南边的自由市场丛林之间，竟然并没有什么区别。肯尼迪和约翰逊的问题，坦率一点说，就是那个时期在军队的压力下，包括国内其他一些人的压力下，非要打不可。这些人想要表明，他们像将军一样强悍，并且自己也能够成为将军。我在“二战”时就和将军们打过交道，我不会屈从于这些权威。好战的危险总在我们身边，并且还具有无党派的特点。我希望这种危险能够被认识到，并得到控制。
　　问：加尔布雷斯教授，在上个世纪您见证了美国在世界上处于支配地位的两个时期，一次是“二战”以后，第二次是冷战之后。如果您比较这两个时期，您认为它们有什么差别吗？
　　加：我得承认，我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在“二战”以后，相比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地位。但我们强调得不够的是，在那场战争、那场谁也不可能站在希特勒和纳粹一边的战争的结尾，我们是怎样致力于一项人道主义的重建政策，也就是马歇尔计划，它实际上应该叫做杜鲁门计划。这是对美国的威望非同一般的贡献，毫无疑问那是一种美利坚式的创新。在这一时期，部分地是由于军事参与，但更多的是由于军事之后的援助等行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威望。但是这种威望，在越来越多的军事介入和国防投入之后，却大大降低了。我们在军事方面的开支早就超过了我们的需要。我们在高科技的飞行器上进行巨额投资，但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人和我们竞争。即使是朝鲜也不会有强大的战斗机群，而且谁都知道它没有。据说它有一种导弹可以打到阿拉斯加。但是在阿拉斯加本身并没有恐慌的迹象，感到恐慌的是那些赞成导弹防御计划的人，他们一直是从发展这一计划中获利的。这是一个与马歇尔计划完全相反的情形，它完全抵消了美国过去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经济援助而获得的声望。这就是我相信经济援助的原因之一。当然，我也清楚地知道，我自己做一个经济学家会比让我去做一个将军要好得多……
　　问：我们一开始曾提到过您关于“适可而止”的观点，您现在能稍微谈谈吗？
　　加：好，我现在要谈的是我的一本书的最后一章。那本书的名字叫做《无辜欺骗的经济学》，那是一类我们没有识别、法律也没有处理的欺骗。其中之一就是用经济产出(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来估价现代经济。它一直尽力强调的都是可供销售的商品和服务的产出。一位很优秀但不怎么知名的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对这个问题做过很重要的统计工作。我们把所有的好处都和GNP的增长联系起来，却不怎么强调它的结果：GNP中有太多流向了那些在经济生活中具有优势的人，而留给那些不幸者的部分是太少了。我们需要更多地给穷人提供实质性的服务，而那些富人的过度消费实际上早就该适可而止了！我们需要把增长中的一部分财富分配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特别是非洲的国家，也许还有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以帮助它们的发展，现在这些国家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食品匮乏，缺医少药。这些都在我们为GNP增长的喝彩声中被忽视了。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否存在这么一个临界点，达到了这一点，一个国家——如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的生产就已经足够了、就应该适可而止了？这并不是我首先提出来的，第一个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是上个世纪的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早在《子孙后代的经济学》这本书中，凯恩斯就提出，由于生产的富足，经济学到一定时候不应再是人们关注的中心，经济学家们将仅仅被当做某一类有用的人，就像我们的牙医一样。可惜这一点没有被我的同行们很好地接受。在这本书中，凯恩斯通过转述一位英格兰西部女佣的墓志铭来为自己解脱：“我的朋友，请不要为我哭泣，也绝不要为我祈祷，因为我什么也没有做，我什么也不会做。”他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富足的社会。事实上，我们生产出来的大多数东西都不是必需的，都不是建立在需要或个人选择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去满足在推销商和广告术运作下滋生出来的虚荣感。在所有的经济学讨论中，都假定消费者的权益，但是我们经济学家却没有强调推销商和广告术的巨大作用。我以前谈到过，对商品本身注意得越多，对艺术就注意得越少。我甚至认为，假如莎士比亚能生活到今天，他也会成为某家大广告公司的高级主管，而不再是伟大的艺术家了。我也想过，我自己会不会也是这样，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也会的。我们为什么变得那么贪婪？
　　问：日本的经济声望已经急剧下降了。这对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
　　加：请允许我谈一点我的看法。日本在“二战”后的一些年中是世界经济成功的典范，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那时我们都很崇拜日本。但是在最近十年中，日本处于停滞状态，生产或GNP没有显著增长。但有一件事情从来没有被讨论过，我写过好几篇关于日本的论文都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这就是：日本可能是最发达的市场体系国家。它也许最典型地表明了“适可而止”的政治意义。政府为收入增长和产出增加所做的工作已经很充分了。人们享受着满意的饮食，舒适的住房，没有去工作的迫切需要，虽然从GNP的计算来讲增长是很慢了甚至停滞了。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对经济停滞、甚至包括失业的广泛讨论都被轻松地一带而过，并且，实际上，事情各个方面都已经足够好了，生活还有其他的乐趣，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更多的物质消费。我们和某些日本人误解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像日本那样经济成功的国家已经不再需要不停地倒腾了，应该适可而止了。可是，我这种观点还没有被人们接受。
　　问：在过去的一些年中，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兴衰，对这一变迁您是怎样看待的？
　　加：我不愿意把任何事情说成是好的或者是坏的。我希望我们能离开对资本主义的信念，离得远一点，反而看得更清。我们已经看到，在欧洲和中国，任何一种单一的公式都不能指导经济和社会的成功。更大的争论是关于混合经济的性质。谈到中国，我可以从一个关于中国的消息开始吗？三个星期之前，我意外地得到消息，《丰裕社会》这本书的中文版已经出版了。对于中国来讲还有比这更好的消息吗？我想，中国人的经济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有这种变化的确实证据，我曾经有好几次愉快地访问过中国。如果你在中国，你可能会担心向市场体系的让步是不是太多了；而如果你在美国，你却会有相反的一整套担心。在所有国家中，都存在一些重要的争论，虽然也有相当大的差别，但大都是关于什么样的结合对社会是最好的，什么样的结合是最差的。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而只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愿望，做出慎重和理智的选择。
　　问：您都快九十四岁了，我很惊讶您如此流利的谈吐，并且能够如此自如地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如果可以的话，还想请问一下，在节食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加：我可以说两点。我从来都不相信智力随年龄下降是必然的。它可能是真的，在记忆力方面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很多时候你必须拒绝所谓“真理”，这就是我的做法。至于节食嘛，我一直是很注意的，我从来就不吃任何我不想吃的东西。
　　几个星期之后，我就满九十四岁了，这应当感谢我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我一生中所见过的真正让我感到欣慰的几个变化之一，是那些处境比较好的国家日益增长的国际意识，特别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里人们日益增长的国际意识。我现在仍然很关注今天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也很想一直活下去，直到你们和其他具有相似目标的人们一起让世界进入正轨。
　　(潘杰·艾里克根据作者二○○二年四月在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的谈话录音整理，翻译：郭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