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福州的“店面经济”

　　福州城内的商业店面似比其他省会城市要多得多。小的店面三五平方米，大的十几、二十平方米。经营范围五花八门，吃、穿、用，品、玩、赏，或供实物商品，或做专门服务，本地的、外省的，抑或漂洋过海进口来的，都汇集起来，又分散到各个店面，制造了福州城内一道特别的风景线。仅说鼓楼区的那条西洪路，店面足实多多又紧密无隙，整日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好不热闹。若初到福州不知市中特别风景者，不妨西洪路上走一遭，购得几物在次，体会这个城市的别致独到，当不虚行的。
　　若是如此的“小”商业店面多多，同时大商场亦量多火热，福州的店面数量为众，也称不得“经济”的。问题是，福州的大商场实在是少，就那么“东百”、“华都”、“新华都”可数的几家。到别的城市，女士们可以逛大商场，一个大商场里就可磨蹭半天。在福州可不行，你只能“逛店面”，出了这个小店，再进那个。用“店面经济”来描绘福州的商贸经济特色，应是蛮适当的。
　　福州形成所谓的“店面经济”，自有历史的原因。福州隔海相望可即之处，便是祖国的宝岛台湾。长期以来两岸的紧张局势，导致福州的经济建设速度一直低下，投资集中不起来，大型的国有商业场所几乎没有，也就未能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在两岸关系有所缓和的格局下，留下可以“改制”再生的大商店、大商场，历史只抛给了福州人一块生长小“店面”的土壤。细细地想来，这当然是经济理性的选择，枪炮对峙之下的任何大规模经济建设，可能付出的成本是巨大得不可计量的。
　　福州的“店面经济”又有地域文化方面的原因。福州作为福建省的省会，八闽之中心，聚集了来自省内各地足够量的商业精英和人才。然而，省内六大民系(闽北、福州、兴化、闽南、龙岩、客家)之间长期以来流动融合的缺欠，各民系相对封闭的传统意识和价值观，并未随着市场经济运作的声势浩大而迅速消除。仅是复杂得根本不能互通的方言，就围圈出了根本不同的“方言群体”，由此演化为不同的地域文化群体。就是在如今福州区域之内，不同市、县、区也还有着依稀可辨的文化差异，在“十里不同音”的情况下，甚至于邻村邻里方言也不能交流，导致了各种文化群体以及利益群体的细小化。如此的不同民系和方言文化积淀带给人们文化交流的不足，也带来了各路商业精英和人才合作精神培植的困难。加上自立家庭为主人或“老大”的传统意识浓厚得化不开，内在的商业合作精神也就随着各种生活具体形式的分立而崩溃。例如，大家庭中兄弟之间未成立小家庭时，合作经商是可能的。一旦兄弟分家成立小家庭，经商性的经济合作就难以为续。如此传统意识与价值观的全面社会化，导致“人人都想当老板”的商业文化特色。在不愿意与他人合作之中，开设若干平方米的商业店面，自己弄个“一把手”的老板干干也就主流起来。可能，福州或者说福建区域内，老板的数量是最多的，与此同时，商店或商业企业的规模又是最小的。
　　那么，福州人又有何种催生“店面经济”的具体经济观念呢？
　　“店面经济”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经济形态。它不是资本密集型，也不是劳动密集型，更不是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规模经济”又根本不沾边。惟一说得上的，可能是成本密集型——店面所有者或经营者大多不计算投入的资本耗费，更不考虑劳动的耗费，也不计算各种投入的时间价值。在总是有些市场需求维持店面经营的情况下，无数老板们“小富即可”地乐于如此的经营方式，或者说是乐于如此的生活方式，必定有其异于常理的经济思想支持。从经济学理论所认定的一般“经济人”的理性看，福州人这样的经济观念颇令人费解，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由这样的“店面经济”成为足够富裕者，就是中等形态的富裕都不可能实现，有时一些店面甚至于根本就收不回原来的投资。为什么他们不“最大化”地追求经济利益，广泛地寻求投资和经营方面的社会合作，扩大自己的店面，从而在竞争中创造出一些大的商场或“连锁店”类的大规模商业企业来呢？难道福州地面上商人们的“经济人”理性天生就不足，从而产生不了扩大经济规模和取得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冲动？
　　从一些“店面老板”的谈话中，我大致理解了“店面经济”形成的深层次的原因。原来，福州的商人或店面老板不是不想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他们将产权份额的最大化看得比一般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还要紧。他们乐意店面财产的完全个人或家庭所有，乐意店内经营操办人员是家庭成员制，最多也只是扩展到亲朋好友“辅助”性的帮帮忙而已。可见，在福州人的心目中，经济价值或财富是静态性的——不是在产权清晰的前提下，寻找组成更大规模经营能力的制度形式，如股份制的形式，运用自己已有的财富和他人的财富扩大经营规模，共同去取得更多的未来财富；而是将产权清晰到完全个人或家庭占有为经济活动的最直接目标，得到完整的“店面”产权也就是经济价值或财富追求目标的实现。至于未来的经济收益，能多得则更好；不能多得也安然处之。那种小小的商业店面大面积地在福州出现，构建出了一种特殊的福州“店面经济”，当然就情理之中了。
　　如果笃信“经济人”的理性假设，笃信市场经济下人们会自然、自动、自觉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论言说，那么，我们很是为福州人惋惜——福州的“店面经济”虽然热闹非凡，产权也非常清晰，但资本或财富运用的经济效益实在不能说有多高；而且，福州的店面里有着千千万万个“老板”，却出不了企业家，做不大企业，培养不出企业家精神。
　　“追求产权份额最大化，而不是经济价值或效益最大化”，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字号”的体系里也有过充分的表现，合资企业中中方资本一定要占绝对大比重，这与福州人的“店面经济”观念又有多大的区别呢？就是今天，单纯的追求比重或控股，而不顾及这种资本结构下企业未来经济价值或效益“最大化”的运作，还在继续进行着。对于某些这样的“国字号”企业组织机构，我们当然可以将其人格化来批评其“经济人”理性的不足，鼓励其放弃旧有观念，提倡广泛的资本和经营合作，实现经济价值或效益“最大化”。但是不是所有的“追求产权份额最大化，而不是经济价值或效益最大化”都不合理，或都不合“经济理性”？我是断然不能同意的。至少，我也是深度怀疑的。
　　福州的“店面经济”，看来颇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