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历史神话的二度终结

　　梁启超一九二○年二月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猛烈抨击中国旧史学，指出中国史书虽素称发达，但所谓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在旧史书中，史家只知有英雄个人而不知有民众群体，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因而旧史书只是专制统治的工具而已。于是梁启超对中国历史叙述的政治化倾向进行了批判，并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的发表距今刚好一百周年，颇为巧合的是，在这一百周年之际，葛剑雄、周筱?两位先生出版了合著的《历史学是什么》一书。该书是在梁氏的基础上对政治化倾向的再度批判，尤其是对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学政治化神话的批判。
　　针对长期以来史学的政治化倾向，《历史学是什么》一书的精华在于，它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人文社会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的论断，这一论断的提出具有极为重要的学科建设意义。两位作者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论断，在于区分了一对核心概念，即区分历史研究和历史运用。历史研究作为科学研究，其学术生命是自主的，即必须遵循科学的自身逻辑，科学本身是普遍适用没有阶级性的。而历史运用则属于实际的应用层面，在这一层面上，则离不开使用者的政治立场和经济利益。为了现实的需要可以对史学研究的成果做选择性的使用。即使是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如国家领土疆域问题，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哪一国的历史学家，研究得出的结论就应是一致的。但运用这些事实为现实政治服务就不是学术研究的分内之事。所以学术研究无禁区，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政治也无权干涉科学研究本身。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更多的是一种现实层次上的历史运用，而非科学化的学术研究。历史学认识论就这样在政治神话的笼罩下被神秘蒸发了，而代之以历史学服务论。周作人在《永日集·杂感十六篇之十二》中曾说：“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尽管揭破中国历史以及历史研究的政治神话是残酷的，但对于学术建设来说则是必须的。
　　梁氏《新史学》的民族主义色彩十分浓厚，而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历史学发展的最低条件，就是摆脱政治神话的干扰，抵抗意识形态的侵蚀，从而进行学科的科学化建设。《历史学是什么》一书的出版，是对梁启超之后史学政治化的一次清算。但这也正说明像历史学一类的人文科学要在中国得以正常发展有多么艰难，学者们不得不为争取学术的自主性发展而呼吁。但愿这次中国历史神话的二度终结是永远的终结。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此书讨论的是历史认识论的命题，但书中鲁迅式的随手一击的风格随处可见，如对当前清宫戏泛滥的忧虑，对家谱研究的质疑，对未曾细读陈寅恪、钱钟书的学术著作，却想成为“陈学”、“钱学”创始人的嘲讽，痛诋海瑞是一酷吏，将中国喻为睡狮的真相等，这些均可视为史学批判精神的体现。
　　(《历史学是什么》，葛剑雄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二年六月出版，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