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产业革命：英国本土的新大陆

　　在我国的四化建设中，我们往往注重横向比较，对时间跨度较大的历史经验则注意不够；同时由于在发展战略上有所谓“非工业化”与“再工业化”之争，因而使这一问题更受到忽视。正因于此，笔者认为，被法国学者保尔·芒图喻为英国本土的“新美洲”的产业革命，尤其是他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这本名著，很值得我们重视。
　　一、前提：经济要素与社会环境
　　英国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前提究竟是什么，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以及具备哪些方面的经济因素？对于这些我国学术界的研究还很不充分的问题，芒图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难得的史料，并且提出了一些极富启发意义的论点。
　　人们知道，产业革命首先发生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必然何以必然，这才是问题的症结并且也应该是这一研究的意义所在。作者在《导言》中告诉我们，许多政治革命还不如产业革命这么彻底。同时他又明确指出：“所谓大工业，首先必须将其理解为一种组织，一种生产制度。而且它的作用还影响到整个经济制度，从而也影响到社会制度。”(第9页)应该看到，作者的这个论点是贯穿全书的。为此，他不仅一再纠正“大工业”这一概念所时常引起的语义上的混乱，而且还详尽分析了产业革命前英国社会的种种变化，主要是旧式工业即毛纺业、商业和农村土地所有制这三个方面。
　　英国的毛纺工业在产业革命前，向为其有力的经济支柱。在传统上，英国人也总认为，国家繁荣的主要养料是毛纺工业。不仅如此，在上议院供议长作座垫用的羊毛囊，也并非仅仅是个柔软的座垫。但是，尽管这项工业遍布英伦三岛，它本身却还是一种家庭工业，还是农业劳动者的一种副业，农业与作为副业的毛纺织并没有发生分离。此外，正是由于毛纺业历史悠久和它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因而也受到了更多的保护和许多陈旧法规的限制。而“受到这么小心保护的工业，几乎不感到有改革的需要。”(第63页)“因此，产业革命要在毛纺工业以外着手。”(第64页)
　　商业的历史作用或者所谓商业和贸易精神，是本书的又一个重要论点。作者一方面细致分析了商人如何通过经济手段，一步一步地控制小生产，使之沦为雇佣劳动者，并完成独立小生产者的工业向商人工场主的工业，进而成为手工工场主工业的过渡。另一方面又突出论述了市场的扩大，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对产业革命的兴起和完成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英国自十六世纪以来，重商主义一度极为流行。与此相表里，航海与海外殖民活动也成为当时的伟业。但在十六、十七世纪，制海权却并非掌握在英国人手中，而是为被称做“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所控制。作者在书中述及，英国人约翰·塞尔登一六三五年在回答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的《公海》而写的题为《领海》这一论著中，就引经据典地提出两项主张：“第一，海可被视为所有物；第二，海当然是英国国王的所有物。”(第69页)虽然当时的英国国王还不敢也无力支持这一大胆的主张，但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商业、金融资产者与贵族联盟的最后实现，英国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才真正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但是，重商主义及在这一思想引导的商业的繁荣，并不能自动地导出一个产业革命。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又使它在新大陆丧失了一大块领地。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尽管发生了美洲革命这一重大事变及其不可弥补的后果，英国的气运并未消失，发明家的天才和工厂主的幸运的创举竟在英国本土上创造了一个新美洲。”(第75页)
　　作者的比喻是深刻而贴切的。如果要问在这一新大陆上拓荒的是些什么人，那么首先就是破产了并无以为生的自耕农。“正是这些生力军的涌到才使大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第142页)这里，我们自然要想到英国的圈地运动及由其标志的英国农村经济的变革。圈地运动是人们所熟悉的，但我们对它的谴责往往甚于对它的理解。实际上，圈地不过是用一种残酷的手段，来完成国民经济的重心由农业向工业的转移。通过作者对圈地运动史的追溯，我们可以看到，早在产业革命兴起的二百多年前，农村经济的变革已经开始蠕动。而且这一变革并不限于土地所有制这个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农村经济变革与整个国民经济的振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马克思说过：“古代人从来不曾超出道地的城市手工艺的范围，因此从未能造成大工业。大工业的首要前提，是把全部农村纳入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生产。”(《马恩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515页)不过也要注意，农村经济的变革不仅不能简单地等同或昭示整个国民经济的振兴或起飞，而且这一变革的本身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有自己的规律，不论对这一规律的认识准确到什么程度，我们仍然不能也无法取消由这一规律所决定的各个历史阶段。因为，虽然生产关系的调整可以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实现，但要发展农业生产力，绝非在短期内可一蹴而就。因此，说英国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不是偶然的，实质上就是说，在这场革命到来的几百年前，各种有利因素就在不断累积，从而为革命的兴起准备了充足的前提条件。
　　二、起动：突破口与契机
　　产业革命的意义当然不限于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技术进步仍然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问题是，既然制造工具是人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并且发明创造在各个时代也不乏其例，那么为什么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技术上的发明创造能够引出一场产业的革命呢？它有没有一定的历史契机和自己的突破口呢？
　　在人们的印象中，所谓产业革命就是一系列发明创造或技术进步的结果。但作者举出大量的史实以证明，二者之间并没有那种简单的因果关系。例如——如作者书中所述———早在一五九八年，威廉·李就发明了织袜机，但他的这项发明却被认为是一项有害的革新，因为它有剥夺工人生计的危险。李本人也不得不放弃这项发明并跑到法国去避难。再如隆贝兄弟，先是约翰·隆贝于一七一七年从意大利窃得捻丝机的图纸，而其弟托马斯·隆贝则依据这项技术在英国开设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丝纺工厂。虽然它已具备了现代工厂的主要特征，但作者指出：“我们不可忘记，所谓现代大工业这个词组的意义，应当是指整个的社会经济制度而言，同时这种制度不应被理解为抽象条件的结合，而应被理解为活的实体。”(第154页)因此，就象一只燕子只能报道春天的信息一样，单只是技术上的进步也决不能等同于产业革命本身。
　　英国产业革命的突破口是棉纺业，但棉织品在十八世纪前却不是英国的国货，而是进口于东方、主要为印度的舶来品。这种进口货在当时十分流行，包括王后本人在内的上流人士，都喜欢身着这种东方棉织品。享有特权的毛纺工业当然是不能容忍这种无情竞争的，因而英国议会于一七○○年颁布法令：“绝对禁止印度、波斯和中国的印花织物输入。”(第155页)
　　应该看到，棉织品的流行已经给仿造者提供了发财的机会，禁令的颁布，又给这项工业的发展提供并腾出了一个广阔的市场。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为了进一步论证他的“商业发展影响工业发展”这个论点，还特别指出：棉纺工业“是同印度贸易的产物。这是一种外国货物的输入决定了它的出生的；这是一种外来原料的输入部分地决定了它的设立地点和条件的。”因而它也“好象是一种对发明和各种创举开放的试验场地。”(第157、158页)
　　作者的本意是在说明享有特权、受到保护的工业例如毛纺，不可能成为“革命”的起点。但在我看来，这同时也表明，产业革命在一开始就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兴起。人们知道，英国原处欧西边陲，是旧大陆的边缘，但新大陆的发现，则使这个岛国的地理位置一下子变成了当时世界的中心，即新旧大陆的中间站。正是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很早就奉行一种开放并近乎疯狂的对外拓展的殖民政策。有人说过：“一五○○年以前，是世界冲击欧洲，一五○○年以后，是欧洲冲击世界。”(《世界史便览》第295页)但同为欧洲国家的英国，为何独能率先抓住这个历史的契机呢？看来非但产业革命的兴起何以不在传统的毛纺业而在新兴的棉纺业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如何抓住历史的契机，同样是值得寻味的。
　　三、过程：递进、演变与启示
　　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过程，从一七三三年约翰·凯的飞梭发明算起，大约走了一个世纪的历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物质生产领域不断地发生相关性的递进变化；在社会的经济结构方面，同样也发生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业资产阶级的演变；而在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则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十分有益的启示。这里，我们不妨就这三个方面作一简述。
　　过程一：物质生产的相关递进。
　　所谓物质生产，这里包括交通运输业，但农业则舍去不谈。在工业生产内部，我们已经知道革命首先发生在棉纺织领域。它肇端于纺与织的失衡。而平衡之所以被打破，首先是因约翰·凯发明了飞梭。凯为什么要发明飞梭呢？原因还在于经济上提出了需要更多数量、更高质量的棉织品的客观要求，促进并推广了这项发明。
　　第一架纺纱机几乎与凯的飞梭同时发明的。但是第一，这项发明还不够完善，第二，经济上还没有提出最迫切的要求，因而“这项发明决未传播开来”。这个时代终于到来了，这就是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哈格里夫斯的多轴(即珍妮)纺纱机出现于一七六五年，阿克赖特的机械纺纱机出现于一七六七年，它们几乎同时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作者说：“它们是经济原因的同一潮流的双重结果。”(第168一169页)自此以后，棉纺业的技术进步就在“纺”、“织”的失衡与平衡的辩证统一中迅速前进，同时在英国的国民经济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需要指出，棉纺工业的进步，并非是着意培育的一枝独秀，它与冶金业等有着十分密切的相关性。冶金或者刀剑制造，在英国也是一项古老的行业。但直到“一七二○年左右，整个英国只有六十个左右高炉，每年出产一万七千吨生铁。”(第211页)虽然在这以前，冶金业不断涌现新的发明和创造，其中特别是有关解决冶金业的燃料这个方面。但这些革新都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作者坚持他的观点，“技术革新是经济危机而成为必要的。这种危机是因工业的部门间失去平衡而产生的。”(第232页)因此，随着经济上的大量需求的出现，技术的进步或革新便应运而生。一七○二年，卡伦炼铁厂的约翰·罗巴克首先发明了搅拌炼铁法，几乎在这同时，又有多人分别并独自发明了此法。而在一七五○年左右，亨茨曼发明了坩埚炼钢法。冶金业的发展使材料工业出现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冶金业的发展，带动并极大地促进了原煤生产。而为了得到经济和廉价的煤，交通运输业的革命又势在必行。“在一七五九年以前，英国没有一条运河，没有一条人工水道”，(第94页)但“在几乎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整个大不列颠的地面都开出了四通八达的航路”。(第99页)
　　这种物质生产因失衡而又相关递进的现象，不能不使我们想到比利时学者厄尔奈斯特·曼德尔的一个论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纳入“平衡”概念之中。“受平衡的破裂所控制的，不但有危机而且也有生产的加速增长，不但有遭受阻碍的再生产，而且还有扩大再生产。”(《晚期资本主义》中译本第19页)因此我认为，物质生产的相关递进，在一开始就是近代社会化大生产内在的自然趋势，虽然完全靠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挥，不免出现或经常出现危机，但危机本身就意味着新的起点。而这在由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一定历史时期内，不仅是难免的，同时也是正常的。
　　过程二：经济结构的动态演变。
　　就目前来说，经济结构还是个容易引起歧义的概念。这里所说的经济结构实质上还是生产关系的同义语，但同时还包含这一“关系”的不同层次。
　　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并非始于十八世纪中叶的产业革命。在这以前，家庭工业向商人工场主工业的过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作者指出：“通过一些不知不觉的过渡，人们便从那些来到呢绒市场购买小制造者所织织物的商人那里走到手工工场主这里了，而后者正在准备变为下一时期的大工业家。”(第45页)这种现象在产业革命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以棉纺织为例，工厂制度是生产力进步的必然结果，它大约出现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但是，与近代工厂制度并行的并不是小生产的顷刻瓦解，而且它的确立也不是以对手工工场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为代价。易言之，在家庭工业向工场手工业、再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历史过程中，留下了许多中间阶段，也就是说，经济结构是在动态中不断演变的。
　　作者于此举出了不少例证，如在一七八○年时，棉织品的“经纱常常是在工厂中用水力纺纱机纺的，纬纱是在农舍中用走锭精纺机纺的。这样，新旧工业的特点就相互交错起来并彼此密切地混合在一起。”(第198页)这种现象不独为纺织业的特有现象，冶金业也是如此。但作者同时还以冶金业为例指出：“当生产规模仍然很小时以及在生产趋向减少而不是增长时，它的制度很少有改变的机会。”(第223页)因此很清楚，不仅经济结构的演变与经济的增长从来就是同步的，而且还互为条件。虽然人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从来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但这一过程并非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所特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当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经济的发展又将给改革创造出良好的环境，简言之，改革与发展应该相辅相成，循序渐进，而不应厚此薄彼，片面指望某一个方面出现奇迹，应是近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留给我们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过程三：科技进步的历史启示。
　　产业革命的重要标志是技术进步，其中特别又以蒸汽机的改良和大规模推广应用为其最突出的现象。但是，科学与技术、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是否象人们现在所理解的那样，有了几项新的发明就能带动整个产业的进步呢？情况决非如此简单。
　　首先，最初的发明并非是来自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这里不妨仍以棉纺业为例，不论是约翰·凯的飞梭还是约翰·淮亚特的纺纱机，不仅发明之所以发明是由于经济发展提出了客观需要，而且他们自己就是身体力行的直接生产者。凯是呢绒商的雇工，而且做的“一半是织工，一半是技工”的工作；淮亚特虽然有特殊的发明家气质，但他的职业却是木匠。至于哈格里夫斯和阿克赖特，职业仍然不过是木匠兼织工和乡村理发师罢了。所以作者指出：“一种共同的错误在于到处老是把技术发明看作是科学发现的结果，我们从现在起就应防止这种错误。”因为“在具有理论知识的人面前作为问题提出之前，对手艺人来说，问题是作为必须克服的困难或者作为想要获得的物质利益而提出的。”(第159页)因此，如何创造一种环境，使劳动者自觉地或为物质利益所推动，去关心并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实际上也是近代的商品经济有别于传统的自然经济的一种机制。
　　其次，技术上的新发明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进而转化为直接的经济实力，需要有相应的经济形势或环境，只有在这一形势下才能推动技术的大踏步的前进。在这方面，以瓦特标志的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是值得提及。
　　作者在书中曾从动力角度，把英国近代工业划分为两个时期：水力与火力。如果使用水力为动力，工业就不得不受制于自然条件，受制于水力资源。而蒸汽机起初也只是水力的附属设施，即“制造一些人工瀑布”。同时，这个时期的蒸汽机也并不完善，热效率仍然很低。瓦特的历史功绩，就是通过对蒸汽机的改进，奠定了火力战胜水力的地位，从而使工业地理的布局有了颇大的自由度。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瓦特已不是那种凭经验或手艺来摸索的最初的发明家，科学也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同时发明家与企业家的关系也更加密切，约翰·罗巴克和马修·博尔顿就与瓦特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虽然作者对他们不免赞之过甚，但瓦特自己也承认：“博尔顿先生的积极性格及其深信未来，是我的天生胆怯和气馁的平衡力量。”(第二篇第四章注101，第477页)
　　至此，产业革命时期的科技与经济的关系已经比较清楚了。在它的前期，如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所指出：“工业革命本身在它的最初阶段并不取决于科学的任何成就，工业革命的建筑师是富有发明精神的手工业者。”(转引自库钦斯基：《生产力的四次革命》第53页)而自瓦特以后，科学开始走向前台，开始自觉地加入这一革命的过程。不过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我们似过多地注意了后一现象，实际上，书中所述的前期现象，仍然有它的意义。这是因为，由于我国生产力分布的多层次，由于现阶段并且在一个时期内，教育和科学的落后状况还不能根本改观，科技人才还是很缺乏的。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可以等到那一天的到来才去振兴经济。事实上，我们身前身后的能工巧匠也是大有人在并且呼之欲出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从体制上入手，以创造一种符合或反映商品经济运行的机制，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而这在产业革命时期已有前例，当然也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
　　四、结果：人与社会的现代化
　 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界本来就不是很充分的。而在这种研究中，人们又往往采取那种惯常的“批判”态度，这当然也有其必要性，但在我看来，我们可能因此而混淆了一个本来不应混淆的问题。这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确立和巩固的过程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由此也就导致我们往往“批判”多于研究，同时也导致我们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对后一过程中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的认识。显然，回顾这一历史过程，我们就应当明确产业革命究竟带来什么结果。
　　作者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从技术观点看，产业革命就在于发明和使用了那些能够加速生产和经常增加产量的方法”；“从经济观点看，产业革命的特点就是资本的集中和大企业的形成”；但是“从社会观点看”，作者的观点显得有些含蓄，因为他认为，要把这方面的后果“综合为一个简要的公式”，那就“有点过于自负了”。不过也指出：“即使产业革命不象政治革命那样改变了社会的法律形式，但在社会的物质本身上把社会革新了。”(第386—388页)关于这一革新的具体表现，人们过多注意的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的变化。这当然有其理由，因为据说在十九世纪以前，在英国还没有“资产阶级”这个词。同时“资产阶级”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的社会地位是由其经济实力所决定的。有人作过统计，“一六八八年———一七七0年，英国的农业收入为工业收入的二倍，这个比例在近一百年中几乎未变。但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到一八二一年，农、林、渔业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一七七0年以前的百分之四十多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六点一，而工业(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比重则从百分之二十四上升为百分之三十一点九，超过了农林渔业。”(转引自《历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六期第111、115页)可以说，这就是社会在物质本身方面革新的主要内容。
　　但在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作为社会基础部分的劳动者的变化。
　　例如在十八世纪的圈地运动后，自耕农由于丧失了他的小生产的地位，不得不流落到城市成为雇佣劳动者。但“对习惯于家庭劳动的或者习惯于小作坊工作的工人来说，工厂纪律是不能忍受的。”因为他在家里没有一定的时间限制，要“自由”得多，但在工厂则不行，劳动者必须接受严格的纪律约束。“因此，第一代工厂主常常感到很难招雇到人员”。(第333页)这种现象实质上反映了劳动者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如何适应近代的社会化大生产的问题，亦即人本身如何现代化。
　　在这以后，又多次发生工人毁坏机器，反对技术进步的事件。对此，当时的英国政府一方面明确宣布机器的发明是国家的财富，另一方面又开始实行新的恤贫法。先是一七八二年的吉尔伯特法，继之则为一七九五年的斯皮纳姆兰法。劳动者的起码物质生活需要因此而开始有了一定的保证。作者幽默地说，对资本家，这是在“支付一种防止革命的保险费”，但更重要的意义则是，“它把圈地法已经着手的事情加以完成了”。(第356页)因此，这类立法既是英国步入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有效地切断了雇佣劳动者身上留下的小生产的脐带。从此，劳动者反抗资本的统治和剥削，也就既不是停留在对昔日的回忆，也不是简单地砸毁机器，而是成立自己的组织，展开现代的工人运动。这个过程清楚地说明社会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已是现代的社会和现代的人。
　　《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是本享有盛誉的名著，作者保尔·芒图更是蜚声欧美。但尽管我国学者张培刚四十年代就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此书，却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应有重视。我国的四化大业以经济建设为主体，而从事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总结和记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应是不可或缺并且也是起码的要求。
　　　一九八五年八月——九月于安徽六安
　　(《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法〕保尔·芒图著，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四月第一版，2.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