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河中的文昌阁

　　旧州街北距靖西县城九公里，为靖西县新靖镇的一个行政村，辖五个自然屯，设十七个村民小组，共有五百一十户，二千二百一十人，土地面积一千四百五十亩，人均面积零点六亩。
　　旧州四周峰峦环抱，清澈的鹅泉河蜿蜒从村东潺睴流过。远远望见鹅泉河上矗立着一座阁楼，近看才知是文昌阁。文昌阁建于鹅泉河中，呈四方形，三层，砖木结构，高约五丈，飞檐斗拱，龙飞凤舞，倒影绰约。登斯阁也，从二三层的窗户远眺，只见群峰平地兀立，旧州街坐落于文昌阁西南，掩映在竹林和芭蕉丛中，炊烟袅袅，有时人间烟火与山中氤氲彼此相接，真假难分，山色空?；东边和北边则是阡陌纵横，一片田园风光，金黄的稻谷正待收割；东南方向是风景秀丽的东山；旧州街由西向南是羊刀山、中山、钟山、五指山。
　　亭台楼阁通常建于高处，以便凭高远望。将文昌阁建于河流之中，倒还是头一回见识，只因参观时，来去匆匆，阁中又无文字介绍，当时对文昌阁一无所知，更令人纳闷难解的是，这么一个边陲乡野何以会有文昌阁？
　　“文昌”又名“文曲星”、“文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主宰功名、禄位的神，后为道教所承袭。在传统社会中，多为读书人所崇祀，以为可保功名。但起先道教主宰功名和禄位的神本是梓潼帝君。传说姓张名亚子(一说名恶子)。居蜀七曲山(在今四川梓潼北)。仕晋战死，后人立庙纪念。唐宋时，屡封至英显王。根据道教传说，玉帝命梓潼掌管文昌府和人间禄籍，故元仁宗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年)将梓潼帝君加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遂与文昌合而为一，称为文昌帝君，成为主宰天下文教之神。实际上，将民间流行的神列入官方信仰，原本是帝国对民间信仰的一种控制形式，因此，文昌神无疑是由民间崇拜对象纳入官方祀典的典型个案。
　　文昌崇拜通常成为官方信仰的组成部分，在帝国时代，官方在所有治所建造文昌阁。在各地的崇拜形式中，文昌阁基本上是与学宫(文庙)、城隍庙、关帝庙平行的一种官方信仰。只是与天后宫、东岳庙、龙王庙一样，普遍程度较具地方变异。但即使没有建立专门的文昌阁，一般也会在文庙里修建一座主要祭祀文昌的小塔，同时在小塔内供奉当地有名官员和学者的神主。此外，在多数文昌阁里，都有一只表示崇拜文字的焚化炉，它是用来祭祀文字发明者的，也是惟一可以烧毁写有文字纸片的地方。
　　不过，有些地方供奉文教之神的建筑不叫文昌阁，而叫魁星阁、魁星楼。魁星，亦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即“奎星”的俗称。而“奎星”原是中国古代二十八宿之一，称为“奎宿”，亦称为“奎”、“天豕”、“封豕”。有仙女座九星和双鱼座七星。后被称为主宰文章兴衰的神。道教也尊之为神。因汉朝纬书《孝经援神契》中有“奎主文章”之说，后世遂建奎星阁以崇祀之。顾炎武《日知录·魁》：神像“不能像奎，而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故魁星神像头部像鬼；一脚向后翘起，如“魁”字的大弯钩；一手捧斗，如“魁”字中间的“斗”字；一手执笔，意谓用笔点定中式人的姓名。旧时很多地方都建有魁星楼、魁星阁等建筑物。当然，有些地方的魁星楼的“魁”字，又写为“睵”字。
　　不管怎样，地处偏僻一隅的旧州建有文昌阁，凭直觉推测，想必曾有过比较兴盛的文化事业，因为文昌阁毕竟是文人、书生心目中主宰功名禄位的神庙。而能够建有文昌阁的地方，多半应该是地域性的文化中心。作为非民间信仰崇拜的庙宇，文昌阁与官方的行政级别息息相关，至少是县级以上的行政中心才有资格修建。当然，即使单从旧州地名来看，亦有令人可以深究之处，何谓“旧”州？旧州的地名是如何演变而来的？与其他乡村无异的旧州，何以称旧州街？
　　然而，对于旧州，我基本上处于白板(thetab u l a r a s a)状态。当然，这种白板状态，古人亦有过，如清末江西人石学重在《睶官张天宗墓碑文》中说，他连对旧州有开草昧之功的张天宗事迹，也是“阅及州志，始详颠末，并悉其墓故在旧州”。同样，清光绪年间归顺州学正邓锡俊在《睶官张天宗论》中也说，“予校阅归顺旧志，而知此邦开草昧者为张天宗”。因此，针对旧州而言，许多外来者似乎都有对旧州和张天宗事迹从不知到知悉的过程。
　　第二次来旧州，住了十几天。我对旧州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
　　文昌阁建于清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拱门上原有知州宋庆和所题匾文：蔚起南州。古阁因年久失修，历经百年风雨，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已破败不堪。一九八四年初，旧州街群众捐款捐物，并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将文昌阁重新修缮一新。至于旧州文昌阁为何建于鹅泉河中？据传说，古代文化繁荣，国家昌盛。魁星公和文昌公两人是亲密朋友，魁星赴京赶考。尽管魁星公文采很好，但因相貌丑陋，未被录取。结果，魁星公愤懑至极，一时想不通，竟投河自尽。文昌公为了纪念好友魁星公，于是在魁星公投河自尽处建庙。显然，这一说法勉强能够解释旧州文昌阁为什么会建于鹅泉河中，但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其他地方的文昌阁却建于陆地上，以及文昌公为魁星公建庙却叫文昌阁。
　　对于旧州建有文昌阁这个疑问，通过考察不难发现，原因在于旧州原是归顺州州治所在地，过去地方文化相对比较发达。如前所述，建造崇祀文昌神的官方信仰体系的文昌阁，必须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而旧州原先的州治治所的地位，正是建造文昌阁所需的行政资格。正如清嘉庆九年(一八○四年)归顺州知州李宪乔在《改建怀远楼记》所说，祀典文昌帝君的怀远楼，“为一州之镇，前临交夷，旁抚四睶八甲，州民之气运关焉”。尽管他说的是州治已经从旧州搬迁到今靖西县城的怀远楼，但对于原先的旧州文昌阁来说，所蕴涵的意义则是一样的。
　　起先，归顺州的地界为顺安睶，驻地为那签，即今旧州，处于高度自治和封闭状态。弘治九年(一四九六年)顺安睶升为归顺州，驻地名江城(今旧州)。这表明蛮荒边徼之地主动放弃自治状态，向帝国纳土请降，显示出边陲对中心的向心力。顺治七年(一六五○年)州治正式从那签迁移到计甲(今靖西县城)。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改土归流，政化涵濡，终结羁縻。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提升为归顺直隶州，基本上各方面都比于内地。一九一二年废归顺州，置归顺府，次年废府，降为靖西县，取广西西部边陲安静之意，表达出国家对南国边境安宁的诉求。可见，旧州地名沿革深刻反映了靖西边徼一隅的行政地位变化，并可清晰地看出，旧州所以叫“旧”州，原因是州治旧城。查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版归顺州知州颜嗣徽主持编撰的《归顺直隶州志》(六卷本)，说得很明确：“州治旧城在今西南二十五里，元时置，后废为睶。明弘治九年复建，周围一里，四门，无雉堞濠堑。天启七年，被交夷莫敬耀攻破，日久颓塌，移计甲作州治(卷三)。”又明白指出，“州治西南二十五里曰旧州，土官衙址，张、岑二睶官墓，皆在焉(卷二)。”
　　这就清楚地表明，旧州原本是边疆重镇，只因明时不断受到安南的侵扰，不得不北迁计甲。“计甲”或“计睶”，均指现今的靖西县县城。至于张、岑二睶官，即指原先的两位旧州土官。先说张睶官，指在旧州开疆辟土的张天宗，旧州的早期开发史实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志书上说，“吾州初名顺安睶，宋末张天宗始辟”，并确切指出，“顺安睶，即今之旧州也”。那么张天宗又是什么人呢？说来令人赧颜，来旧州之前，我对他真是毫无所知，查阅《归顺直隶州志》之后，才大致知悉张天宗事迹：
　　张天宗，江西广信府广丰县人。宋端宗景炎元年，起义兵从文天祥。二年，天祥北去。天宗走粤西，元兵破静江，复率众奔安南，越山迷道，抵归顺。度疆土，开阡陌，创庐舍，号其地曰顺安碒，聚处为那签。六年，民众悦服，推天宗为碒官。九年，作亭田。人十为家，家十为亭，有长，有仓，有社。开辟五碒，命所部许元掌频碒，许遂掌计碒，张受掌诚碒，侄浚掌禄碒，侄浒掌华碒(卷一)。
　　张氏后裔张龙在明永乐十年(一四一二年)被镇安府(治今广西德保)土官岑志纲次子岑永福刺杀于那签，岑永福遂尽有顺安睶地，张氏灭。张氏从张天宗起至张龙止，传五世，共历一百三十六年。张天宗及其后裔墓群就在旧州街的东南角，土司墓群规模宏大，墓壁四周用灰色石灰岩浮雕筑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顺安睶第一代睶官张天宗陵墓，墓前矗立着一块巨大墓碑。由于年代久远，风雨侵蚀，碑文依稀难辨，但主墓的石碑上镌刻着：“大宋上大夫总理阁省兵权开辟睶主讳天宗张公墓”。原先曾经建有专祠，以慰英魂，如今只有一间简易平房为小庙，供奉张公。当然，原本还建有归顺州庙，众人绘像，将张天宗祀为社神，今已不存。不过，在离旧州五里路的东利村弄卜屯进村口处，以一间民房简单布置为归顺州庙，小屋内挂满了旗幡，香火鼎盛，据说比较灵验，时有虔诚者在此过夜，以求显灵。
　　然而，张氏事迹曾经一度几乎湮没无闻，以至坟茔荒芜。当清光绪年间石学重与同城官吏前去寻找张天宗墓时，但见“一睷犹在，而蔓草荒烟，几于没灭！若不及早修理，数十年后，求所谓蔓草荒烟者，亦不可得矣！”于是，石学重首倡捐款，筹集资金为张天宗修坟茔，建碑表，勒石为垣，种松夹道，以壮观瞻，而妥毅魄。终于，恢复旧规。然而，张天宗陵墓，“文革”期间又迭遭破坏，颓败不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政府拨款修葺，加以保护。清明时节，不少地方的群众都自发前来扫墓拜祭，寄托对开疆辟土的先人的缅怀之情。
　　对张氏开疆辟土之功，清人多有论及，清嘉庆年间的归顺州知州宋庆和在《旧州怀古二首》诗中对张天宗拓土开疆之功，吟颂不已：
　　卷甲当年入瘴乡，岭云边树郁苍茫；
　　长驱势已输中土，壮志穷犹奠一方！
　　六岗溪山新负郭，千军旗鼓旧勤王。
　　那签伪猎悲蛮触，谁共牛魂塞夕阳？
光绪年间的归顺州学正邓锡俊在《睶官张天宗论》中更盛赞道：“此州自开辟以来，迄今六百余载，一再易姓，计历四朝，风化盛行，人才蔚起。近且改升为直隶州，遂使蛮烟?雨之乡，得睹化日光天之盛，向非当日之大启尔宇，则人迹罕至，声教亦何由通哉？是天宗之大有造于斯土，不待论而彰彰矣！”
　　除了张氏土官之外，影响旧州历史更长的则是旧州另一土官——岑氏睶官。岑睶官即指灭掉张氏土官的岑永福这一支归顺州土司而言，岑氏传十三代，凡十六土官，共历三百一十八年。岑氏土官墓群在旧州以西农赞山麓，约五里路左右。共有五座墓，墓冢为圆柱形和八边形，用石板嵌成，其上浮雕有各种吉祥动物图案，墓前有祭台，两旁有华表、石鼓、石麒麟等。因“文革”期间的破坏，加上保护不力，盗墓严重，岑氏土司墓群损坏十分严重，荒草丛生，破败不堪。那些显示岑氏土官生前显赫地位与身份的华表、石鼓、石麒麟等，如今都已荡然无存。
　　与其他以少数民族土著为首领的土司(土官)不同，无论张氏土官，还是岑氏土官，旧州的土司原先都是由江南迁居边徼地区，并得到地方拥戴，逐渐成为地方强势群体的。像岑氏即由浙东迁徙至此，明清时期，岑氏势力遍及桂西南各地，支系繁多，盘根错节，而归顺州这一支岑氏土司，只是其中的一支岑氏势力而已。
　　不过，通过在旧州的田野工作，才获知旧州的岑氏土司家族中，曾经出过明代抗击倭寇的女将瓦氏夫人(一四九七——一五五五年)。明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年)倭寇大举侵犯中国东南沿海时，瓦氏夫人应征率骁勇善战的广西“睸兵(即土兵)”六千余人赴江浙沿海剿倭。在王江泾(今浙江嘉兴北)一役中，与湘西永顺、保靖“土兵”联合作战，大败倭寇，歼灭倭寇三千余人，获得抗倭以来的一次重大胜利。此后，瓦氏睸兵又屡立奇功，以致在江浙地区盛传“花瓦家，能杀倭”的赞语。据传瓦氏夫人自幼不爱女红，而爱习武，年未及笄嫁给田州(治今广西田阳)土官岑猛为妾，由于两人同族同姓，为避同姓相婚之嫌，故以幼时乳名氏瓦(氏，壮语地方词汇为“女”)为姓，改为姓瓦。或者因为按照父系观念，女既字，妻为“来归之妇”，冠以夫姓，列入夫宗，总之，瓦氏夫人的事迹在她原籍的《归顺直隶州志》反而没有记录。如今，也许认识到旅游价值了，靖西县正在瓦氏故里的旧州鹅泉河畔文昌阁边筹建瓦氏夫人纪念馆，并计划将岑氏土司衙门遗址开辟为瓦氏夫人故居，以供游人瞻仰凭吊。
　　然而，过去旧州毕竟偏处南国边陲一隅，原本蛮荒瘴疠之地，与帝国文化中心远隔，虽历经多年的汉化历程，但毕竟“开化”历史不长，仍然保留着许多边地民族的特殊习俗。如宗教方面，妇女“然多信巫觋，遇有疾病，辄令祷禳，酣歌于室，此风牢不可破”。对于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村民在孩子满月，请巫婆做仪式，巫婆双腿交叉坐于蒲团上，头带一张箍，一幅红绸遮脸，左手拿一串铜链，不时抖动，发出声响；右手执扇不停地摇晃，口中念念有词，通宵达旦。此外，有些边地习俗确实令人闻之色变，尽管并非一定是在旧州：“乡村中，妇人或有不得于夫，或妻妾争宠，因诣道巫求符，以取容悦。久之，遂变为蛊。时时常随其身，朔望辄放以毒人，如外人无可毒，即家人六畜亦必毒之，否则，蛊饿，索食无已，本身不安。被其蛊者，或咽喉肿胀，不能吞饮；或面目全黄，日就羸疾；或胃间有积物，咳嗽时作。”(卷三《风俗志》)好在此习，今已不传，否则想起蛊祸，能不令人毛骨悚然！
　　但不管怎样，作为州治所在地，过去旧州文化相对兴盛显然是肯定的。“蔚起南州”、“人才蔚起”之类的赞誉，即是明证。
　　不论今日旧州只不过是一个边境小村落，还是因提升行政待遇与地位而改名叫旧州街，在我眼里，旧州只要有了文昌阁，就不只是一个乡野，更不再是一个蛮烟?雨之乡；有了建于流淌着鹅泉河水之上的文昌阁，旧州就有了灵光的文化气息。看着那灰砖青瓦的文昌阁，在我心目中，片片砖瓦仿佛都是秦砖汉瓦的故事。因此，无论旧州如何开发旅游业，无论怎样用着生态旅游的现代话语，也无论精致的绣球多么传情动人，但假如没有将深厚的文化根基挖掘出来，那么旧州的山水就不会显得灵秀，反而会黯然失色。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文昌阁都是旧州文化之乡的一种象征符号，一种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