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位值得纪念的长者

　　我知道郑超麟先生的名字很早，三十年代初期，我在北京读高中，因为接触到校内外的进步力量，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社会政治活动，接触到一些当时被目为“反动”的出版物，如当时中共共青团办的《中国青年》杂志，在该杂志一九二四年某期上看到过他翻译的列宁的《论青年团的任务》，据我所知，这是我国最早从俄文直接翻译的列宁的文章。从此，郑超麟的名字就深深地藏在我的脑海中。但是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我才有机会跟他认识。那时候上海书店要编一套《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由我的朋友范泉先生任主编，我被列名为这套丛书的编委之一。一次负责丛书的编辑郑晓方给我讲她是郑超麟的孙女，我对她说：“见到你爷爷时，请代为问候。”时间不久，晓方来给我讲：“爷爷说他知道你，过几天他自己要来看你。”我说：“郑先生是我的前辈，我应该先去看他。”晓方后来告诉我，郑先生是从一九五五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上知道我的名字的。那时候他已被抓到提篮桥监狱里关了三年。“反胡风”时监狱里要犯人学习时“理论联系实际”，犯人们为了“戴罪立功”，于是他这个老托派便挨了一顿打。他开玩笑说：“我知道贾植芳的名字，还挨了一顿打呢！”无独有偶，一九五二年“肃托”时我对郑先生也有所耳闻。当时我已经到了复旦大学教书，正是学校大考的时候，我正在监考，外文系的俄文教授西门宗华先生突然跑到教室门口，把我叫出去问道：“贾先生，怎么你还在，昨晚没有让抓去？”我吃了一惊，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原来你还不知道，昨天晚上抓了很多托派分子。”我说我又不是托派。西门先生说：“怎么你不是托派？我一直以为你是呢。”于是就告诉我谁谁都让抓进去了，他自己也很着急担心。其中就提到了郑先生的名字。
　　这位西门宗华先生和他当时也在复旦大学外文系教俄文的妻子樊英都是二三十年代留俄学生，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不少介绍苏联的专著。“文革”结束后，我一次在国权路上与他相遇，他显得更加衰老了。我问他，这些年日子过得怎么样？他叹了口气说：“像我这样的人能有好日子过吗？”他告诉我，他已经平反回校被调到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苏联农业经济。至于他的妻子樊英，因为早年在上海苏联办的塔斯通讯社作过记者，“文革”中被打成“苏修特务”，已被迫害致死。这一次路遇后，就再也听不到西门先生的信息了。
　　却说过了几天，我们夫妇就和友人谢天振教授及博士研究生张业松去郑先生家里专程拜访。郑先生一九七九年平反后，从监狱里出来，在政协里挂了个委员的头衔，就住在政协分给他的位于普陀区一条普通弄堂里的两间房子中。我们去的时候，因为事先打过招呼，加上是公休日，晓方也在家。平时她照料郑先生的生活，也当郑先生工作的助手。后来听说除过公休日之外，白天就他一个人在家，孙辈都上班或上学去了。他给我们讲，平时午饭也就自己一个人弄点东西吃，有时候邻居也来照应他，帮他弄点东西吃。只有在晚上与公休日，孙女与重孙女都回家了，一家人才可以聚在一起吃饭，享受天伦之乐。因为知道我们要来，所以他已经在等着。他坐在轮椅上，扶着手杖，穿了西装，打了领带，头上戴了一顶黑色的贝雷帽，耳朵上挂了助听器。(后来知道他平时就穿西装、打领带，这是他多年的习惯，并非因为有客人来而特意打扮的。)房子里的陈设也很简单，半新不旧的，只是还有一些外文书，显示出其人曾经有过的修养和身份。我们来以前就听说他虽然年已高龄，但仍笔耕不辍。当时他拿出一本《郑超麟回忆录》对我说，这本书在国外有好几种译本，又拿出一本日文的《托洛茨基研究》，里面有介绍他的文章，日文他不懂，就让我给他翻译。天振还为我们照了几张像，临走时他又送我一本《怀旧集》，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史料。那时候我还注意到八十年代后期，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俄国梅勒什可夫斯基的小说《诸神复活》的中译本，后来才知道，这本书是他三十年代坐国民党监狱时翻译的。梅勒什可夫斯基和他的妻子诗人吉皮乌斯，这对作家夫妇在十月革命后因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流亡西欧，成为俄罗斯侨民文学的重要作家，最终客死他乡。郑先生在国民党监狱里呆了不少时间，直到抗战开始，国共合作，他才被放了出来。解放后，一九五二年抓托派，他又被抓进去，直到一九七九年出狱，前前后后在监狱里呆了二十七年。郑先生早期到法国巴黎留学，是“少年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同是最早的参预者。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有几次提到他的名字，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第一集里也有对他采访的三个镜头。他后来从法国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外语很好，通晓好几种欧洲语言。一九二九年后他赞同托洛茨基的观点，成了中国有名的几个大托派之一。托派有这么一个理论观点，即托洛茨基等人认为俄国由于社会经济条件落后，基本上还是农业国家，又有长期的沙皇专制政治的历史传统，“俄国一国建设不成社会主义”，如果强行建设的话，很可能会出现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复辟。事实上，列宁早期也有这样的担心，因为根据马恩经典理论，只有社会由农业经济发展到以工业为主体的工业社会，才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后来列宁的想法有了改变，认为在布尔什维克的坚强领导下，人定胜天，可以跳过商品经济阶段，直接建立社会主义，俄国一国也能建成社会主义。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当权，宣布托洛茨基理论为非法，并把他放逐到墨西哥，又派间谍暗杀了他。对国内被目为托派的人加以无情的镇压。中共三十年代在苏区和长征后到达延安，以及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时，都对托派镇压过，比如著名的“王实味事件”——王氏就是被以“托派”罪名逮捕处决的——托派分子被称为“托匪”。可是后来托洛茨基的理论却真的在苏联的历史上不幸而言中，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也证明了这种理论的正确性。三十年代上海有个王礼锡在神州国光社办了个《读书》杂志，专门出了三个特辑，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当时也有人认为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除了沿海地区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外，绝大部分是农业经济地区，要建成社会主义，必须经过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否则可能导致封建主义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这显然是比那种所谓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社会主义要明智而且人道得多。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也是为了避免出现像苏联那样的结局。郑超麟有篇《九十自述》的文章，里面说他一直觉得苏联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加上俄国长期的沙皇专制主义历史传统，建设不成社会主义，除非英法等发达国家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再扶助苏联。郑先生为了他的思想而数度被捕入狱，半辈子在监狱里度过，但却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我自己也曾数度入狱，但跟搞实际政治斗争的人不同，我从未参加任何党派，我虽然是当时左翼政治力量的“同路人”，但我始终清醒地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我不是务实的现实主义者，而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或者说我只是个始终站在民间立场上的知识分子。我只作为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追求社会进步和个人思想自由。但郑先生的这种坚持自己思想的凛凛风骨我是非常佩服的，他相信自己、相信历史，好在他高寿，晚年终于看到自己坚持的理论观点变成生活现实。
　　那天从他家里回来以后，他又托晓方给我带来一本《郑超麟回忆录》。他的居住条件也有所改善了，搬到赤峰路上。由于我们的经历有些相似之处，此后我们就有了一些来往。但遗憾的是，我还来不及去他的新居看望他，就在今年七月，晓方突然打来电话，说郑先生病危，住进了医院。我立即打电话给谢天振，告诉了郑先生的病危情况，并请他马上来我家，陪我去医院看望郑先生。我们到了医院，问讯之后，才知道郑先生住在高干病房。进了病房，房内已有几位来看望他的人，其中大半我不认识，也大都上了年纪。晓芳对他说：“爷爷，贾先生来看你来了。”他躺在病床上，双目紧闭，呼吸很急促，说不出话，但头脑似乎还清楚，听了他孙女的话还能点点头。我们进病房之后不久，陈思和也闻讯赶来了。我想不宜多打扰郑先生，妨碍他休息，坐了一会儿，向晓方询问了郑先生的病情，并一再嘱咐她好好调护，并随时和主治医生联系，就和天振告辞出来了。但万万想不到，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相见的最后一面。我从医院回来后的第三天早晨，晓方就打来电话通知噩耗，说她爷爷于当天凌晨四点钟停止了呼吸，并说定于八月七日进行告别仪式。我也上了年纪，不能远行到龙华殡仪馆为他送行。但我心潮澎湃，就根据我对郑先生的人品事业和生活遭遇的理解，写了一幅挽联：
　　文章垂青史；
　　风骨映千秋。
并找到我的一位工于书法的老学生周斌武代为书写，随后又叫我的学生张新颖将我的挽联送到郑先生的新居，面交晓方，聊表我们夫妇对郑先生的哀思。新颖为学林出版社的“印象书系”丛书编的《陈独秀印象》一书选录了郑先生的两篇有关陈独秀的文章。他和晓方有所接触，互相熟识。我特意嘱咐新颖，请他代我在郑先生的遗像前鞠三个躬致哀。直到上海政协给我发来郑先生的讣闻，我才知道告别式的时间突然提前了两天，改在五日举行。后来又听说告别式由原来的八月七日下午三点提前到五日的十一点，属加场。我接到讣闻后，又给政协有关部门打了电话，请他们代我们夫妇为郑先生送个花圈。再后来才听说，由于告别式的时间临时改变，所以来吊唁的人不多。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告别仪式上各方送的挽联一律不准挂出，只能摆花圈。看来郑先生一直到去世，也没有受到公平的待遇。由于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惰性”，在某些人心目中，他还是个有“前科”的“异类”，虽然苏联已经被我国媒介称为“前苏联”，像我青年时代俄国被称为“旧俄”一样……
　　郑先生在监狱里过了几乎半生，可是他宁肯长期坐牢，也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但他作为一名知名的知识分子，还可以在监狱中从事各种翻译活动。除过上面提到的以外，像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一书，也是他三十年代坐牢时翻译的。一九九六年我应邀到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又看到台湾盗印的他与王凡西合译的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事先，郑先生也看到了这个盗印本，所以他托我给他找找这个出版社，以便索要样书与稿费。我托自己熟悉的出版社的老板打听，才知道盗印书的是一个“野鸡”出版社，这事只好不了了之。就我们看到的郑先生译著，我发现他无论是译政治性的读物，或文艺性的读物，都以契合他的政治理想和人格追求为依归，是有所为而为。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他高尚的人格境界，真正做到了文如其人、人如其文。郑先生晚年还写了不少的回忆性文章，都是秉笔直书，向历史负责，绝不因时势变迁或处境险恶而曲笔成章，“改造”历史或自我欺骗。这也是他的风骨的具体反映与表现。他到底著译了多少东西，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统计。他的孙女郑晓方女士来看我时，我让她整理一下郑先生的著译书目。过些天，她送来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第一卷)，其他几卷还没有印出来，其中收录了他的回忆性的文章。这本书不但印刷得很精致，而且内容也比中国大陆出版的要全，大陆版中被删掉的部分，这里采用的都是未经删节的原文本，因此很有历史文献价值。郑先生坎坷一生，临终还能有机会留下历史的见证，也算聊可告慰英灵了——只是遗憾的是他未来得及见到这本书，当样书从香港寄回时，他已于这天凌晨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也是命运对他的不公正吧！可是不管怎样，郑先生的著作与遗作会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留存下去的，因为它们有继续存在的思想和历史价值。他的风骨也会受到后人纪念的，因为作为一个关怀自己国家的命运，有自己独立的人生追求，并为之付出过沉重的生命代价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确实值得人们永远纪念。想到这一点，我和朋友们送的挽联即使没有被挂出来，也就不算什么了。
　　郑超麟先生，我的前行者，您安息吧！
　　一九九八年九月中旬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