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我看美国新经济

　　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美国是否出现过“新经济”？如果出现过，其性质如何？造成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有何后果？对于这些问题，人们、特别是经济学家们是有不同看法的。大多数论者都认为二十世纪后期美国出现过新经济；而且除少数学者认为这种新经济是奠基或肇始于里根时期外，一般都认为是出现于克林顿政府时期。但我认为，大多数模式都没有对新经济带来的增长作出准确的衡量。学术界对美国新经济评论比较谨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四日，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文章《新经济有多真？》认为：“真正问题在于高科技产业的崛起与扩张是否会让整体经济更具生产力。”虽然从理论上人们认为是这样，但统计工作没有跟上时代，现有统计数字尚不能证明这一点，因此问题仍无定论。同年八月上旬，伊夫·马穆在法国《世界报》发表《美国是一种新型经济的典范吗？》一文，其中综合美国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道：“它涉及到两个阵营，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个阵营包括一些企业的经济学家、市场理论家、政治家、专业记者人士。另一个阵营则包括那些不愿意看到经济理论的各项基础受到动摇的比较刻板的研究者。”前一个阵营的人认为，信息技术及其在家庭、工业、行政部门到服务业的大规模的应用，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导致经济和经济理论发生彻底的改变。后一个阵营的人则反驳道：尽管在新技术领域投入了成百亿美元，生产率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近二十年来只提高了一个百分点。前一个阵营的人们则认为那些统计数字是错误的，现在工业生产率的衡量标准不适应以服务业和高科技为主的新经济。经过一个时期冻结后，最近两年，每年的生产率增长了两个百分点。马穆据此断言：这也说明我们为那些新经济学家喝彩是有理由的。我也同意这种看法。
　　什么是新经济？众说纷纭。但是，有些论点过于简略片面，我们这里只举出几种较有分量的主要论点。倡议新经济较早的美国《商业周刊》主编斯蒂芬·谢波德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该刊宣称：谈“新经济”时，我们的意思是指这几年已经出现的两种趋势，第一种是经济的全球化，第二种是信息技术革命。经济的全球化实际上指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展，全球中的市场力量增强，贸易更加自由化，管制的普遍放松甚至解除，而美国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则在这种趋势中迅猛发展，在美国经济生活中日益起突出的作用。信息技术革命则以传真机、移动电话、个人电脑、调制解调器、互联网的使用以及信息的数字化为代表。但是这两种趋势只是造成新经济的主要原因，而不是新经济的本质。一九九九年秋，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发表的研究报告《新经济指数——了解美国经济的变革》认为：“新经济是以知识和思想为基础的经济，在这一经济中，创造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关键是体现在服务和制造业产品中的创造思想和技术。在这一经济中，风险、不确定和持续的变革是法则，不是例外。”这种论点接近于当时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的看法。二○○○年五月十日，萨默斯在旧金山举行的第二十八届大通H&Q科技年会上发表题为《国家的财富》的演讲，认为新经济是“由生产实体产品的经济转移到奠基于知识的生产与运用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商品价值决定于它们内含的知识，而非实际重量”；“生产任何商品的惟一诱因是为了取得暂时的垄断力量，因为缺乏这种力量，价格将会被压低至边际成本，而无法弥补高昂的初期固定成本。于是，不断追求这种垄断力量成为新经济的核心动力。”这种论点是从本质看问题的，但未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大多数经济学家接受的新经济定义是这样表述的：在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预算平衡(或国际收支平衡)是很难甚至不可能同时实现的。几乎所有的经典模式都认为，经济增长会导致工资增长，工资增长会引起物价上涨和提高通货膨胀率。一九六○年以来，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就断定，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一种此起彼伏的关系。因此，大概自一九七○年以来，美国的经济学界和经济决策者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假定：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极限约为2.25%—2.50%，失业率的低极限约为5.5%—6.0%。这就是所谓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和自然失业率，亦即宏观经济调控的临界点。要想实现维持低失业率的经济增长而又不引起通货膨胀，就不能超过这种临界点。但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如何呢？直到二○○○年十二月克林顿任期结束时，美国经济连续增长了一百一十二个月，超过了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增长期。特别是一九九六年起，年实际增长率达到4%，而且与此同时，美国经济保持着较低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一九九九年这两项指标分别为4.2%和1.9%，基本上实现了经济学家们梦想的零通货膨胀率下的充分就业水平。这就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宏观经济四大目标不能同时实现的论点和菲利普斯曲线的假定，也否定了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和自然失业率，这种经济就是新经济。我以为，把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这种美国经济称为新经济是合情合理的。
　　尽管直到今天仍有人对美国新经济提出质疑，但我认为，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经济不仅打破了传统的经济运行理论，而且取得的成就也是出人意料的。在国内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上，美国的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一九九二至二○○○年，美国重新恢复并保持世界竞争力首位，自一九九五年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一直超过竞争的主要对手日本和德国。
　　造就美国新经济的原因很复杂，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总的来说，这和克林顿政府“宏观调控，微观自主”的总经济政策有关。这种政策既不同于罗斯福“新政”以来形成的国家干预、管制过多的政策，也不同于里根、布什政府强调自由放任的政策。它力求通过宏观调控使美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良性运行，趋利避害，同时又保证和促进个人和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有所创新，人们称之为新凯恩斯主义或克林顿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或克林顿经济学就是把凯恩斯主义、现代货币主义、供应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与政策主张综合在一起，并在执政后制订与实施经济政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更广泛的新综合。
　　在克林顿政府这种总经济政策的影响下，促成美国新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几种主要的具体政策是：一，以削减和消灭预算赤字为核心的刺激供给和控制需求相结合的财政政策。克林顿上台后，根据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将共和、民主两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结合起来，促使国会通过《综合财政调整法》，既刺激供给，也重视需求。但不同的是，他刺激供给不仅靠减税，必要时也增税；减税对象主要是低收入者和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增税对象主要是高收入的个人和公司。他重视的需求是有控制的需求。比如在联邦开支方面，他一方面增加用于基础设施、教育、发展高科技、医疗卫生、帮助有能力而又愿意工作的人就业、复兴市镇等方面的开支；一方面却大量裁减联邦机构和雇员(截止一九九七年已裁减三十万人)，冻结联邦雇员工资，削减非生产性联邦预算开支项目。总之，他推行了一种加强经济增长潜力与削减非生产性开支同时并举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其结果，美国财政赤字大幅度下降，克林顿向国会递交的美国二○○○财政年度联邦预算报告预计，一九九九财政年度盈余可达八百亿美元，二○○○财政年度可达一千一百七十亿美元，未来十年累计可达二点四一万亿美元。在离任前夕克林顿对记者说，他的经济计划是把创纪录的联邦预算赤字转化为创纪录的财政盈余；这种转变已使美国政府步入轨道，使其能在二○一○年底以前完全消除公众的债务。
　　由于美国财政出现了这种有利的变化，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人民逐渐加强了对经济前景的信心，美国利率一直很低，股票市场长期兴旺，投资市场繁荣，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二，灵活而有效的货币政策。克林顿政府的财政政策，得到以艾伦·格林斯潘任主席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有效配合。
　　一九九四年，格林斯潘为了防止经济过热而造成通货膨胀，出人意外地在一年之内七次上调利率，被人认为“简直是疯狂”，结果美国经济平平安安软着陆，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经济上升期奠定了基础。一九九八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沉着应战，三次削减利率，不仅使美国摆脱了全球金融危机，而且最终遏制了那次金融危机蔓延的势头。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这十二年来，尽管他坚持反通货膨胀主义，但他也勇于突破经济理论的束缚。传统理论认为，经济过热必然引发通货膨胀，但他注意到大规模的高科技投资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因此在推动新技术革命方面不遗余力。格林斯潘还突破了理论上最佳失业率限制。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失业率高于6%将导致经济萎缩，低于5%将触发通货膨胀，而美国的失业率达到4%时，经济仍在稳定增长，也未出现通货膨胀。
　　因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灵活的货币政策有效地保证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率，与克林顿的财政政策是相辅相成的。
　　三，开发和应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科技政策。我以为这是造就美国新经济的最重要原因。据赫伯特·斯坦研究：自由主义者在认识到其标准信条中的不足之处以后，曾于一九八○年大选后开始寻求替换的或者补充的经济政策，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或口号，称为“产业政策”或“高技术政策”；这个出于新政治口号需要而出笼的观点，受到两种现象的激发，一是美国夕阳工业——如钢铁和汽车制造业——就业和产值停滞不前，甚至每况愈下；二是一些朝阳工业——主要是与电子技术有关的工业——就业与产值正在上升，而且在世界各地上升，尤其是在日本，而美国对这些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则不断在增加。
　　其实，里根和布什政府也利用了这一观点的部分内容，着手开发和应用高科技产业，但是克林顿任期率先提出了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设立了以商务部长为首，由副总统戈尔、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电讯工业界代表以及一批经济、技术、法律专家参加的信息基础设施特别小组，制订了促进信息高速公路实施计划；并于一九九四年成立以克林顿为主席的国家科学委员会，将信息技术正式在全国范围推广，在政策上扶持高新技术大规模应用，帮助它迅速形成美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一九九七年，美国政府又启动新的“网络建设五年计划”，目标是建设一个传输速度比现行互联网快一百至一千倍的网络。和里根与布什年代不同，克林顿政府将“产业政策”当作讨论国民经济的一个严肃课题，要求加强对国家资源在工业布局方面的全面管理，积极地指导资源配置，以加速经济发展。
　　四，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经营管理方式的调整和优化。造成这种调整和优化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由于高新科技的开发和应用，使得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得到巨大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了地区经济结构，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企业方面在企业结构和经营管理方式上的调整和优化，从企业结构方面说，主要表现为并购与缩减规模这两种趋势。从一九九三年起，再次掀起的并购浪潮的特点是：规模大，涉及各个行业；大企业的强强联合和兼并，尤其是跨国横向联合和兼并。通过这种联合和兼并，企业得以扩大经营规模，降低经营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份额。缩小规模的目的，同样是为了降低成本，加强企业的竞争力。
　　除企业结构优化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也得到优化。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企业经营和管理的内涵也发生了迅速而根本的改变。工业时代的基本的商业原理已不再起作用，一种全新的经营和管理战略与理念正在出现，以知识为基础组织生产和经营已成为新型企业的象征以及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这首先表现为企业管理结构和管理方式的调整，亦称企业重构或企业再造。所谓企业重构，乃指对公司及其经营过程进行根本性再设计，以节省成本和缩短生产时间，并改进质量。其次表现为企业经营战略的调整。主要是利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重视和占领国际市场，并随之调整企业内部经营模式。
　　五，充分利用冷战后的国际形势，一方面力求获取最大量“和平红利”，另一方面利用经济全球化进程，实行以开拓国际市场为核心的外贸政策。在谋求“和平红利”方面，克林顿政府为削减和消灭财政赤字，大量削减军事开支。
　　从造就美国新经济的作用来看，利用经济全球化进程，实行以开拓国际市场为核心的外贸政策，当然远比谋求“和平红利”为重要。根据谢波德的说法：全球化进程和信息技术革命一道，是造就美国新经济的两种最重要因素。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克林顿政府非常重视加强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扩大美国国际市场的问题，实行了以新贸易主义为核心的外贸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此政策是自由贸易和新贸易理论的混合物，其特点是既强调维持开放的贸易体系，又积极帮助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它要求强化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扩大出口，带动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实施此政策，克林顿政府制定了国家出口战略：加强对出口的干预，积极开展国际经济外交；改革机构设置，为出口商提供出口经贸政策、法规、市场特征、出口战略等方面的全方位优质服务；帮助企业扩大出口融资预算，拓宽融资渠道，加强对出口的金融支持；还放松了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
　　显然，克林顿的这种“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冷战后国际形势的背景。因为冷战后俄罗斯及东欧各国等转型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都实行开放政策，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提高了发展经济和开放政策的力度和水平。据此，美国商务部认为，除欧盟、日本、加拿大等传统贸易伙伴外，美国国际贸易应将重点放在开发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的“新兴大市场”方面。
　　由于重视新兴大市场，克林顿政府除积极促进出口外，还努力推进双边、区域经贸合作及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它一面通过双边贸易谈判迫使贸易伙伴对美国开放市场，比如以减少贸易逆差为名，要求日本开放大米、汽车零部件、银行与保险业、航空服务等市场；一面积极推动亚太经合组织十八个成员间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扩大“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范围以期纳入“南锥体共同市场”，还努力推动由三十多个国家参加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其目的，当然都是为了利用美国经济优势来维持和扩大其出口市场。
　　这样，从一九九二至一九九六年，美国出口总额的年平均增长率达6.2%，高于全球5%的平均增长速度。自一九八七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33%以上来自于出口，出口的扩大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外贸易的扩大还为美国提供了大量价格低廉的进口消费品，从而使之能在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的同时，避免因工资增加过快而推动的通货膨胀。
　　六，放松和取消政府管制，发扬企业自主和创新精神。克林顿政府在强调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同时，主张企业微观自主，积极创新。克林顿的这种主张，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经济思潮演变的影响下形成的克林顿经济学(亦即新凯恩斯主义)决定的。在这种经济学中，国家宏观调控和企业微观自主是相辅相成的。
　　七，大量移民与美国的移民政策。关于移民对美国的影响，在美国人中是有不同看法的。那些认为要防止外国人败坏美国文化的、孤立主义的共和党人，那些坚持认为移民抢走美国人工作的工会民主党人和那些种族主义者，都认为移民对美国经济没有好处。在这些人的煽动下，二十世纪以来美国不断发生排外运动，通过反对移民立法。直到一九九六年，美国国会的反移民势力还通过一项综合议案，对移民的几乎每个方面都做了严格的规定。显然这都是偏见。实际上，美国今天的繁荣就是移民建设起来的。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新经济，移民也作出了一定贡献。首先是加强了美国高新科技的人力资源。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以来，美国高新技术企业都迫不及待地渴求优秀的科技人才。这些人来自全世界，微软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研究及技术人员中，就有7%出生在国外，特别是来自香港、台湾等地的华人和来自印度的科技人员，非常活跃。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各个领域每年平均吸收约十万名技术人员。预计外国技术人员的人数，从一九九○年算起，到二○○一年底，达到一百二十万人。一九九八年据美国科学基金会说，在科学和工程领域持有博士学位的美国居民中，有23%是在外国出生的。同年，人口学家说，美国全部男物理学教师的三分之一是移民，移民占全部女医生的四分之一。因此，布朗温·兰斯指出：“我们现在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是由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明显优势推动的，正是由于许多世界上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来到我们大陆后作出的创新，这种优势才得以持续。”
　　其次，是有助于缓解美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和通货膨胀。到二○○○年六月止，十年来至少有一千万移民进入美国，大都找到了工作，缓解了美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二○○○年一月，当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被批准再连任一届时，参议员们要求他支持一项议案，促进外国高科技人员的流入。这可能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试图把移民作为货币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移民的大量流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能早就不得不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而控制经济增长了。此外，非法移民为许多美国人不愿意干的粗重活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六百万名非法工人从事了大多数粗重劳动，所得报酬往往低于最低工资。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经济越强劲，经济学家就越紧张》一文，作者路易斯·尤奇特尔说：一九九五年开始的这个繁荣时期，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许多美国人渐渐相信，它就像一台永动机，每个部分都在推动其他部分继续运转，而且无限地运转下去。经济学家把新的体制称为良性循环”。美国摩根－斯坦利－迪安－威特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说：“我们这些本来持怀疑态度的许多人开始相信，这一切会永远持续下去。我真的拿不出充分的合乎逻辑的理由来证明应该持怀疑态度。”不过，持这种激进看法的经济学家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是比较谨慎的。
　　我也同意谨慎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周期来看，它已不像战前那样鲜明；在走出周期谷底后，不久又进入复苏阶段，中间既未出现萧条时期，后来也没有突出的高涨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信息技术革命时代的到来，各公司可以随时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迅速调整生产规模和速度，保持比较合理的库存量，消灭大量积压现象。这样，传统的描述经济周期的经济危机理论，似乎确有修改的必要。不过，这并不表明经济周期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消失，国际经济形势仍动荡不定，即使是美国新经济也难摆脱这两种束缚而永久继续增长。而且，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美国新经济并不能避免衰退。二○○一年二月三日上海《文汇报》发表驻联合国记者朱国秋的文章指出：从二○○○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受阻，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仅为1.4%，是五年半来最低增幅，同时所有重要经济指标还在向不利方向发展；虽然还未出现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情况，不能说美国经济已进入衰退期，但已处于衰退边缘。到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美国公认的确定衰退时期的权威机构全国经济研究局宣布：美国经济从二○○一年三月起已进入衰退期。两天以后，小布什总统也予以确认。综合以上所述，我认为：美国新经济并没有也不可能消灭经济周期，但由于新经济的经济增长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贸易增长推动的，美国经济周期已发生重大变化：它的频率减少了；经济衰退到来的时间推迟了；程度减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