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化的宿命还是历史的宿命？

　　甲午海战之创，是中华民族胸口永远的痛。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六十余天以后，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消息传回国内，“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今天，几乎每一本历史辞典和教科书，都会这样沉痛地告诉我们这些后来者：《马关条约》是对中国空前严重的浩劫，表明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形成。
　　是的，北洋水师甲午败绩，海权沦丧，影响后来中国之历史发展至深且巨。也正因为如此，研究者曾反复探寻北洋水师甲午败绩的前因后果。然综而观之，却发现在诸多论述之中存在一种思维定式：甲午之败，意味着中国近代化历程的中断或者说被破坏，意味着洋务运动“中体西用”发展战略和精神方向的错误，意味着中华文化传统的腐朽和民族生命力的隳颓。尽管自五四运动以来，这一理论解读不仅支配着大批知识精英的思维，而且影响着大批政治精英的决策。但是，我要说它是荒谬的。
　　因为，首先，在这一组逻辑链条的起点处暗含有这样一种预设：能否制服夷狄即能否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乃是判定洋务运动成败，特别是其发展战略方向和精神对错的最高标准；其次，一切都取决于一场战争——依此逻辑，若北洋水师获胜，则历史改道乾坤大挪移。“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告诉人们，具体的政治、军事事件乃是某种“具有相当程度稳定性的结构”之影响作用的外在表现，所谓历史学的“阿基米德点”，常常只不过是见识浅薄者的幻觉。
　　姜鸣先生的《龙旗飘扬的舰队》，初版于一九九○年。经过十二年积累，在对晚清海军购舰、经费、教育、训练、法规、机构设置、基地建设以及人物、战争诸专题进行深入细致探讨的基础上，最近又出版了该书的修改本。这部晚清海军史的一大特色就是，将晚清海军的发生发展和挫折，深嵌在洋务运动的活动框架之内加以观照评议。这使得它即使作为一本关于洋务运动的专著，也具有某种特殊价值——至少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思想，而不是作为一种现实的活动和努力给出的，而关于思想的评价我们又有太多的偏见与自负。
　　这部海军史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对于历史的叙述十分平实，非常深入具体，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实证性资料，充分反映了近年来发掘中国近代史料的新收获。历史多彩，史学无华。对于历史的叙述越是平实无华，越是深入具体，越能给人提供更大的思维伸展空间。这正是严肃史学的内在“张力”。
　　这两个方面的优势，为我们反思那个长期存在的思维定式，提供了新的条件，给了我们一次新的机缘。
　　反省上述思维定式的基本前提是，首先找出甲午海战失败的直接原因，然后讨论它与洋务运动及其发展战略和精神方向间的相关性。
　　关于直接原因，其实早在一九九○年该书初版的序言里，姜鸣就给出了结论——败于军事战略：尽管北洋水师有了足够吨位，但由于“战略中并没有增添海洋意识，从而注定了海军近代化的失败命运”。具体而言，就是“始终把海军建设仅仅看成是保卫本土海岸线及港口要塞的辅助力量”。
　　严格地说，这一结论并不是作者的发明，作者的贡献是在书中对此给予了最具说服力的证明：一九一○年前后由留日海军学生主办的《海军》杂志即已指出这点；王家俭、戚其章诸先生均在各自著述中，通过引用“我之造舰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一语，分别点明了由李鸿章所设计的海军战略要害就在一个“守”字。
　　当然北洋水师甲午之败，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比如，清政府的腐败，决策机制的落后等等。但从军事的角度看，守势战略的确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抓住它就抓住了关键。
　　为什么历史的年轮会已如彼辗过，为什么北洋水师偏偏是走进了这个而不是那个房间？我们以交战国日本为参照进行分析，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导致北洋水师长期奉行防御性战略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人特定的生存状态。
　　中华帝国长期雄踞东方，特别是宋明以后建立宗藩朝贡体系，天子大臣志得意满。到了晚清，虽然只是形式的地区性头号强国，但清政府心态骨子里仍然是守势。因为它没有什么比现今位置更高的目标可追求，其最大利益就是维持现状。中国传统上属于大陆国家，世代以农立国，海洋主要是阻挡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而不是获取财富的途径。有些商人虽已开始海外贸易，但朝廷并不将他们视为子民，海外利益远不足以主导政府的决策，广大民众也缺乏海洋意识。这种生存状态决定了，清政府建海军的主要动机，绝不是为了保护和拓展海外利益，也不是为了改变东亚既定的战略格局，海军没有必要向其他对手主动挑战，没有必要走向大洋、走向世界。李鸿章等人建北洋水师，主要是西方的坚船利炮给逼出来的，是出于维护东南沿海安全的考虑。说得极端一些，就是建了一支农民的海军，而不是商人的海军，是一支守土的海军，而不是经略大洋的海军。这样的海军奉行守势战略，当然是惟一的选择。
　　从历史地理因素考察，日本属于海洋国家。由于生存空间不足、经济物产贫乏、安全环境复杂，日本在拓殖海外领土方面具有持久强烈的冲动。对日本来说，海洋是对外交往的生命管道。在日本人心目中，海洋首先意味着财富或关于财富的憧憬。十九世纪末的国际关系，是典型的弱肉强食。对此“丛林规则”，日本自然心领神会。作为单一民族的海洋国家，从列强处遭受情感屈辱和利益损害的大和民族，时时刻刻都体验到一种向比自己相对弱小的邻邦寻求发泄补偿的焦虑。明治政府急于改变长期以来，以中国为宗主的东亚朝贡秩序体系。面对清朝内外交困的机遇，岛律齐彬高喊“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福泽谕吉叫嚣要“永为东邦盟主”。日本军国主义者清楚，要经营四方就必须“开万里之波涛”，要开万里之波涛就必须提升海军的战略地位。制海权观念，由此深深地印入日本决策层的脑海。山本兵权卫草拟的“作战大方针”，其核心就是通过夺取黄海的制海权，再由陆军长驱直入北京城！
　　可以说，正是十九世纪中日两国不同的生存状态，以及当时的特定战略格局，决定了日中军事战略——进攻——防守的区别。这样两种迥然不同的生存状态，及由此产生的集体无意识，对两国海军发展的影响，确实值得深刻反省。
　　应当承认，文化观念确实对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生存状态作用于战略决策，经常要通过观念这种中间形态来发挥影响，或者伴随着思想观念的影响。对于文化观念的影响，绝不是可以忽略的。然而，文化宿命论却存在根本的缺陷。它看到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进而夸大了它的作用和影响，却忘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定律，无视文化本身又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
　　把甲午之败的原因，归结为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政治保守主义加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战略和精神方向，显然不是理性思考的结论。抱怨文化？它主要是民族的认同标志。这种单向线性的思维方式，虽可以把问题简单化绝对化，但最终只会使问题无法解决。“中体西用”固然打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其作为一个救亡图存、政治改革和文化创新之方案的核心理念，其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不可低估，更不容抹煞。我觉得，评价洋务运动，是不是应该在其方向、战略与具体事项之间加以区分，用后者遭遇的挫折来否定前者是不足取的。因为它不仅将陷入民族虚无主义，逻辑上也不成立：运动之起源于国势之危，即国势之危是洋务派发愤图强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结果。我们不妨如此反向设问：在当时情境下，我们认为的最好方案应当如何？与洋务派的主张在精神和操作上会是怎样一种关系？如果当时没有曾、李、张诸公，则中国的局势又将会怎样？陈寅恪先生说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者，良有以也。
　　还是让我们到年鉴派史学寻找启示。布罗代尔在其著名的《地中海与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把那不知不觉中引导着人们的意识，左右着事件的发生的经常性力量叫——地中海。作为当时整个区域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包括地理、历史等各种力量及其关系的总和，它仿佛一个有生命的结构，影响支配着菲力浦二世时代地中海世界的风云变幻。在我看来，整个东亚结构体在殖民时代开始的流变，才是从根本上决定晚清时局的终极性力量。正是以此为基底，种种偶然性事件才噩梦般次第发生，成为历史的宿命。
　　“开卷爱国心，掩卷忧国泪。”我同意姜鸣所说，“中华民族的崛起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们通过我们这一代人、几代人的努力，中华民族应该能洗刷自己身上的屈辱，重新成为世界民族之林当中强盛的国家”(与网友的对话)。同时，我也坚持，只有对过去那些似是而非的思维定式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认清问题真正的症结，把文化的源头活水导入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的努力才会变得更加自觉持久、深刻有力。
　　我与姜鸣是同事，是朋友。我对他的了解，是从他作为一名证券人，却始终不放弃对史学的痴恋开始的。他不计功利，孜孜以求，经常利用节假日，南北来回奔波，只为了查得一件史料，弄清一个问题。为其精神感染，写下这段文字。
　　(《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增订本)，姜鸣著，三联书店二○○二年版，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