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知识的争议性与面向生活的敞开性

　　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叶曾一统社会学天下，以至于美国社会学协会前主席戴维斯在一九五九年曾半开玩笑地说，功能主义分析与社会学就是一回事。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年，米尔斯以其振聋发聩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发起了对帕森斯的挑战。经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硝烟弥漫的猛烈攻击，帕森斯到七十年代被社会学界普遍抛在了一边。塞德曼(S.S e i d m a n)回忆说，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大学学社会学时，老师就从未指定他读帕森斯的书，他当时所熟悉的，是古尔德纳在《西方社会学即将来临的危机》中对帕森斯的攻击。这么说来，社会学的帕森斯时代早已过去，如今我们是生活在众声喧哗的后现代了，谁还会有兴趣去鞭尸帕森斯呢？
　　然而，自承是“六十年代的精神产儿”的塞德曼却敏锐地发现了存在着两个帕森斯：一个是作为功能主义集大成者的帕森斯，另一个则是作为社会理论道统形塑者的帕森斯。虽然前一个帕森斯已经备受冷落，但后一个帕森斯的幽灵却一直徘徊在我们身边。比如，一九八九年美国社会学协会在旧金山召开年会，诸位理论家一方面对“微观—宏观的关系”高谈阔论，另一方面却对日益严重的艾滋病危机视若无睹。这种情况让塞德曼坐立不安地感受到了帕森斯主义的幽灵。因此，塞德曼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有争议的知识》绝不是要提供一部内容周全、叙事平和的社会理论教科书，而是要以另类的知识观动摇乃至瓦解帕森斯等人所代表的社会理论道统。
　　在塞德曼看来，社会理论道统首先是一个“理论自治”的道统。他所谓的“理论自治”，指的是理论生活脱离了日常生活，蜕变成理论家在象牙塔内孤芳自赏的玩物。
　　在孔德、马克思这些最早的社会理论家那里，既有着对现代社会秩序问题敏锐的现实洞察，又有着对未来历史发展充满生命力的想像。他们身为学院外的理论家，一方面努力地奠定了社会学研究的科学基础；另一方面又赋予了社会学以一种强烈的世俗性格甚或说是救世性格。紧随其后的古典大师涂尔干和韦伯尽管都是学院中人，但他们的理论关怀与现实社会的重大问题、与普通人群的日常生活有着根本的关联。
　　进入二十世纪，社会学的重心自欧洲转入美国。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得以成功地制度化；然而，与此同时，理论也开始具有越来越强烈的自主性和封闭性。这尤其是表现在帕森斯的社会理论中。在帕森斯那里，“社会”是“社会体系”的一个类型，它具有体系性、抽象性和自主性的特质。帕森斯在理论初创时期虽然借重欧洲的古典社会理论特别是韦伯的理论，但他却对韦伯的理论进行了“去历史化”和“实证主义化”的改造。也就是说，他抛弃了韦伯理论中那种在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的强烈张力，而将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单单确定为规范秩序，对事实秩序或生活秩序却弃之如敝屣。借用英国社会学家洛克伍德的概念来说，帕森斯的理论仅仅处理系统整合问题即社会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却全然不顾社会整合问题即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帕森斯式的社会理论就不是如塞德曼所期望的那样“能够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所不同”(“前言”第5页)，反而是树起了日常生活的一面屏障，使我们在获得专业地位的过程中不断丧失着社会学的想像力，使我们在精心构建理论象牙塔的同时放任着经验感受力的萎缩，使我们始终高居云端、傲慢地将理论的逻辑加之于生活的逻辑之上。
　　阿里斯多芬在《云》中放的那一把火，促使曾只问自然不问城邦的苏格拉底回到人间，实现了从轻狂的哲人到审慎的政治哲人的转向；但是，米尔斯当年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要“帮助宏大理论家从没有实际意义的空中楼阁走下来”的立旨却未能如愿。相当多数的社会理论家特别是美国的社会理论家，无论是尖锐批评帕森斯的，还是对帕森斯不屑一顾的，更不用说继承帕森斯衣钵的，却都自觉不自觉追随着帕森斯所奠定的“理论自治”传统，躲进理论成一统，管他艾滋与战火。
　　塞德曼对社会理论道统的进一步批判是，它迷信实证科学、隐藏道德关怀。应该说，科学与价值之争早在欧洲古典社会理论家那里就存在着。一般人多认为这种争论分别体现在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涂尔干和反实证主义的代表韦伯那里。但塞德曼却指出，科学与价值的张力在他们两人那里同时存在着。对涂尔干来说，他努力寻思着解决“怎样使科学成为承担纯粹真理的载体，又能够对社会产生助益”的二难困境，因为“不太关注社会问题的有关社会的科学似乎没什么意义，过分贴近公共冲突的科学又有可能纯粹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而失去它的道德权威”(第37页)。而就韦伯来说，他所提出的“价值自由”也具有十分复杂的含义，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社会科学家不应采纳任何道德评价，社会行动者的价值和评价不是社会科学的主题等等。实际上，韦伯的“价值自由”既有狭义上的“超脱价值判断”之义，又有价值关联和“诸神之争”的含义。当他意指前者时，是说应该区分经验事实与学者本人对事实的评价，教师应该坚持科学的精神，而不应在课堂上布道和宣传。当他意指后者时，是说人为赋予的意义必然引导我们的社会行动以及对社会现象的认识；而这种意义的赋予又与我们被迫在诸神之间所做的选择直接相关。尽管涂尔干的实证主义方法使他更强调要不带感情色彩地去看待社会事实，但他并不掩饰其强烈的道德关怀；尽管韦伯的反实证主义方法使他较强调人为自己的社会行动赋予意义，但他同时也坚决地捍卫着科学的精神。
　　帕森斯等人所开创的现代社会理论道统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消解科学与道德的张力，然而，他们却要刻意掩藏自己的价值立场，以凸现其理论的科学性。我们在这里应该注意到，塞德曼的批判锋芒所指向的，并非这个道统中所包含的科学精神本身，而是科学精神在这个道统下演化成了科学神话。它以真理惟一的全权代表自居，排斥一切非科学的东西，个人的价值观完全被看作妨碍科学认识的东西，理论展开的方式必须尽可能接近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论证的方式才能确保它的科学性和精确性。因此，不足为奇的是，我们今天随手打开一期《美国社会学评论》或《美国社会学学刊》，几乎每篇文章都布满了图表，因为这些数字和线条是赋予这些论文以科学性最重要的标记之一。说句玩笑话，《美国社会学评论》恐怕恨不得自己变得像《美国经济学评论》那样高度的数学化，而《美国经济学评论》恐怕又暗想自己如果能像(美国)《数学评论》那样全盘的符号化，那才叫登上了科学的巅峰呢。用台湾大学叶启政教授的说法是，科学性成了继承这个社会学道统的人在学界到处挥舞的“法器”。显然，当科学性变成法器的时候，科学本身也就变成了神话和宗教。塞德曼借用福柯等人关于权力/知识的洞见，戳穿了社会理论道统的科学真理梦，让人们看到了在那些号称普遍的知识探求背后躲躲闪闪的个人道德取向和讳莫如深的权力诉求。塞德曼所谓“有争议的知识”，正是要表明，理论与其说是为人们提供客观而普遍的真理，还不如说是为人们展示面对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的种种可能性及其限制，“提醒我们注意潜在的社会危险，告诉我们可能的补救方法和社会进步的前景”(“导言”第4页)。
　　与前面的批判相关的，塞德曼还批判这个道统用专业教育替代了公共教育(或可说是公民教育)，社会理论家只是埋首于专家的实践，而放弃了公共道德教育的责任。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那个著名的预言(“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言犹在耳，我们似乎已经在美国大学高度发达的专业教育中感受到了“专家没有灵魂”的危机。“科学社会观占据的优势地位经常阻碍社会学发挥作为公共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的作用。社会学的科学化已经使得社会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社会学理论越来越被狭隘的学科问题所左右……已经失去公共发言能力”(第103页)。如果一个大学无法培养起师生共同面对社会、面对生活、面对自身进行深入探究的精神传统，而只是沉迷于帕森斯式的“宏大理论”或拉札斯菲尔德式的“抽象经验主义”(米尔斯语)，沉迷于那些刻板的理论教条和同样刻板的实用技艺，那么，它就只会沦落为一个传授雕虫小技甚或贩卖混世文凭的场所，而不会是一个培养“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的地方，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审察世事、批判社会、引领思想的中心。
　　应该说，塞德曼对帕森斯等人所代表的社会理论道统的批判是比较到位的。而在中国学界正在积极与国际接轨的时候，在中国高等教育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和美国化的背景之下，《有争议的知识》中译本的出版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洞悉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社会理论道统的某些根本的弊端，使我们的社会学的想像力不为那种奉科学为宗教的道统所羁，而是面向生活世界敞开，保持理论生活与日常生活、科学知识与道德关怀、专业教育与公民教育之间的高度张力。
　　不过，塞德曼的这本书也还面临着一个根本的困难，那就是他所采取的相对主义(“我将社会学的假设、概念和知识相对化了”，前言第4页)与历史主义路向(“思想应被看作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文化和制度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导言第7页)能否彻底破除那种社会理论道统塑造的科学神话，能否真正填补那种道统所留下的道德虚空。在列奥·斯特劳斯看来，韦伯等人所代表的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必然导向虚无主义，它们都是在现代性之树上结出的果实，既无法动摇现代性诞生的重要基础——现代科学的神话地位，也根本不可能解决道德在现代社会与社会科学中缺失的危机。我们也许不能完全同意斯特劳斯对现代性、对韦伯思想的批判，但我们不能不看到，不仅塞德曼对现代社会理论道统的批判深度远不及斯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批判深度，而且，塞德曼力图在所谓“后现代理论”基础上所重新确立的人文科学道德视角恐怕还无法经受得住斯特劳斯对虚无主义的锋利批判。如果要能够真正回应斯特劳斯的批判，或者说，如果我们要能够真正论证塞德曼所说的后现代性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胜利(第229页)，我们就必须走得比塞德曼更远。
　　既然谈到“后现代”，我们还可以顺便指出这本书的另一个问题，这就是采用“后现代”这个说法带来的问题。像塞德曼用讲故事(尤其是其中还穿插了作者不少的个人经历和感受)的方式来展开社会理论的做法，显然是不为美国社会学主流所容的一个异类。不过，讲究科学的那个道统倒也并非完全不给异类生存的空间，它把塞德曼这类人统统装进了一个名叫“后现代”的箩筐中。看来塞德曼本人也乐得直接拿起“后现代”的武器来与“科学”的法器对抗。然而，我认为塞德曼对“后现代”说法的接纳在某种程度上恰会削弱他的理论力量。因为在当下科学神话依然盛行的语境中，“后现代”成了一个剩余范畴：差异、断裂、游戏、无主题、去中心、去道义、非科学、讲理论故事……凡是这些难以被深受科学神话熏染的人所理解的玩意，一旦加上了“后现代”这个说法，往往就可以被轻松地给打发走了，人们便不再去面对那些看似费解的说法或怪异的写法背后的真问题，不再去认真思考那些东西对主流或正统真正的挑战所在。其实，塞德曼在这本书中始终坚持对道义的担当、对启蒙的承诺、对进步的眷念和对美好的追求，这些与多数人印象中的“后现代”并不太相合。如果塞德曼不给自己的理论贴上“后现代”这么一个易招来过多误解的标签的话，也许可以引导更多的人去进行更严肃的思考。
　　二○○三年三月于中国政法大学
　　(《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塞德曼著，刘北成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二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