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社会主义的急先锋”

　　音乐，当袅袅的余音消灭时，
　　还在记忆之中震荡——
　　花香，当芬芳的紫罗兰凋谢时，
　　还在心魂之中珍藏。
　　玫瑰花瓣，等花时尽了，
　　用落红为它们的所爱铺成锦床；
　　对你的思念也如此，待你远行了，
　　爱情就枕着思念进入梦乡。
　　这是英国十九世纪初革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一首抒情小诗。一些流行的英国诗选(如派尔格雷弗编的《英诗金库》)大多只选雪莱的这类抒情小诗。我国读者则更加熟悉《西风歌》中的名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但是，雪莱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吗？他实际上也是十九世纪初叶欧洲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实践家和哲学家。因此，马克思称他为“社会主义的急先锋”(见《马恩论艺术》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261页)，恩格斯誉他为“天才的预言家”(见《马恩全集》第二卷，第528页)。最近(八十年代初)英国出版的一些《哲学词典》中已有了雪莱的条目，可见作为杰出哲学家的雪莱也已得到了公认。近年来，英美方面，还陆续发现了雪莱早期一些从未发表过的诗稿，如“艾斯戴尔家藏雪莱手稿”等，此外，雪莱的书简，到六十年代为止，已收集到近一千封。因此，对于全面理解雪莱诗和他的思想，已经有了较多的史料。
　　雪莱的散文著作，数量相当多，但在我国一直很少介绍。就我所知，除了他的文艺论文《诗辩》已有一二种中译本外，其他散文著作都还没有翻译出版过。本文就想简单介绍一下雪莱的一部分政论和哲学著作，这些译文都已收入拙译《雪莱政治论文选》一书中。
　　雪莱于一七九二年生于英国苏塞克斯郡，一八一○年十八岁时入牛津大学。在研究哲学、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之余，他投入了政治实践。雪莱对于英国金融资本(当时还不是产业资产阶级当权)和教会相勾结而形成的当时的正统观念一贯十分仇视，他在牛津住了不到半年之后，就自费印行了一本叫做《论无神论的必然性》的小册子，不但发行，而且寄给每位主教一册，请他们反驳。在当时的英国，不但在宗教上，而且在政治上，无神论者是被认为大逆不道的。因为宗教在当时就是政治的化身。雪莱在这本短短数页的小册子中用科学和逻辑的论证，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是荒谬的。
　　他立刻遭到牛津大学当局的开除。他同时还受到他的世代贵族家庭的迫害。但他在原则上始终不肯屈服。此后第一件事，就是偕了他新婚之妻等人一起去爱尔兰从事又一次政治宣传的实践。他同时在爱尔兰发表两篇洋洋洒洒的《告爱尔兰人民书》和《关于成立慈善家协会的倡议》。
　　雪莱为什么要到爱尔兰去呢？他说：“……我努力让我自己更确实地了解公众对于那些不合理现象的重大问题的心理状态，就是这种情况引导我选择爱尔兰作为一个舞台，对于宗教与政治自由的坚定友人进行活动来说，这儿是一个最广阔和最美的舞台。”
　　早在伊顿学校上中学的时代，由于不满和反抗恶势力，他就熟读了法国百科全书派的著作，他熟悉启蒙主义思想，尤其爱读英国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一书。他已经渐渐地从对于英国贵族资产阶级正统思想的个人厌恶走向立志为全体受压迫人民献身的道路，这从他后来回忆少年时期思想的诗篇中可以看到。雪莱向来被称为“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自离开牛津大学后，不断地从事政治实践，决不是偶然的。
　　在《告爱尔兰人民书》和《关于成立慈善家协会的倡议》二文告中，雪莱简直象一位老练的革命实践家似地一再强调：“最有意义的莫过于这样的时机，那就是激励人们产生仁慈热情的时机，这种热情把私人感情概括和扩大为公共的感情，使得个人的心弦不仅仅为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朋友而颤动，而且为后代，为人民而颤动，直到整个世界成为他们的祖国，一切生灵成为他们的家族为止。”
　　二十岁的雪莱非常注意群众的觉悟，他说：“最鲁莽、最无头脑的无过于为任何特殊的学说而独断独行；必须首先使广大人民群众相信这一学说的理由，这样你就不致于独行其是了。”(《告爱尔兰人民书》)
　　在《告爱尔兰人民书》这篇文告中，开头部分分析了英爱联合对爱尔兰民族的损害，以及天主教徒的解放等具体问题，但在文章的后半部，雪莱向爱尔兰下层人民提出了贫富不均和未来社会的设想，他说：“尽管看来也许与你们目前的处境没有多大关系；我不能不同你们谈一谈这个题目：……密切关系到你们的儿女、儿女的儿女们的幸福”。他提出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设想，但是他客观地估计道：“我们不能希望亲眼见到道德和理性完成了的伟业；我们只能够为我们的后代打下基础。”当然，他受了葛德文等人的影响，在当时，他是不主张暴力革命的，他认为“由于人们的邪恶，才使政府成了一种不可缺少的坏东西。如果所有的人都成为善良而聪明，政府必然会自己消亡。”“一个人如果不是真正有道德，就不可能真正有智慧。精明和智慧是非常不同的两件事。精明的人是精细考虑他自己利益的人；智慧的人是精细考虑他人利益的人。”从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见解中，也可以发现崇高的思想火花。雪莱被拜伦誉为“最不自私自利的人”，就是因为他一贯考虑他人的利益。
　　总之，作为出生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二十多年的一个革命家，雪莱的思想离开科学社会主义还很远，但是由于他仇恨贵族资产阶级统治，同情被压迫的下层人民，他的社会政治观点中仍有许多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例如，就在《关于成立慈善家协会的倡议》这篇文告中，他有力地驳斥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样的见解，出诸一位年仅二十的诗人笔下，而且在马克思诞生前好几年，实在是令人钦佩的。当然也可能比雪莱更早就有人表示过对马尔萨斯理论的异议，但这总是表明了雪莱具有深刻远大的眼光。
　　《驳自然神论》一文，有数万言的篇幅，在雪莱的论文中，是比较完整的一篇哲学论文。在这篇以对话体裁写的文章中，雪莱为了彻底摧毁有神论的偏见，运用了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大量论据，可以说是雪莱的一部重要哲学著作，其中不但巧妙地揭穿了有神论的自相矛盾，而且提出了堪称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哲学观点。例如，他说：
　　“吸引和排斥的法则，欲求与厌恶的法则，就足以解释道德世界和物理世界的每一个现象。”用不着再来假设一个不必要的上帝来作为宇宙的主宰，如果有一个上帝，那么还需有一个更高明的上帝来创造他，这样必须有无穷多个上帝。
　　他说：“心不能创造物，心只能感知，心灵是接受感官所受印象的〔容器〕，如果没有外界事物的作用，我们将不仅被剥夺掉一切关于心灵本身存在的知识，而且将全然无能力认识事物。因此，很显然，心灵必须被认作是运动的结果，而不是运动的原因。”他主张用“运动法则和物质本质来解释现象”。
　　雪莱不仅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方面有丰富的知识，他的自然科学知识，按当时水平来讲，也是惊人的。据近人英国金—海尔(King-Hale)考证，雪莱所用许多天文学数据竟同我们二十世纪的相差不远。在《驳自然神论》和《论无神论的必然性》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雪莱对于牛顿、赫歇尔(Herschel)、拉普拉斯等天文学家、数学家的著作是曾经有所涉猎的。
　　雪莱在两次去爱尔兰进行政治鼓动工作失败(特务已经注意到他的行动，现有档案可查)，归来之后，仍然不断地为当时英国一些政治问题发表大胆的抗议。例如，由于出版潘恩《理性时代》一书第三部分，出版商伊吞被判处徒刑，这个事件发生后，雪莱就公开发表了《致艾棱巴罗勋爵》的公开信。一八一七年，英国社会群议哗然，评论选举制度不合理，这时雪莱又发表了《关于在整个王国实行选举制度改革的建议》的小册子，他号召当时所谓自由之友和“改革之友”们立刻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他个人愿捐献一百英镑作为会议的费用。
　　一八一七年，本将成为英国王位继承者的夏洛蒂公主突然死于产褥，有些寄希望于她的人纷纷表示哀悼。雪莱立刻发表了一篇《为夏洛蒂公主去世告人民书》。在这篇文告的篇首，他引用了潘恩的一句话：“我们怜惜鸟羽，而忘记了鸟快死了。”这句话总括了雪莱文告的要旨。
　　一个皇室的公主死于产褥，又算一回什么事呢？英国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英国人民的“自由女神”倒真的死了。英国人民早已失去了自由。雪莱在这篇文告中科学地分析了英国当时的经济政治形势。他说：
　　“在我们这个国家，在美国战争爆发之前，一直存在着对于这种危害倾向(按即浪费和流血)的约束，虽然这种约束确是十分薄弱而松弛。……〔但是〕在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中，……到了现在，光是这笔公共债务利息的数字就达到国库用于维持常备军、以及皇室、领恩俸者和官吏所需的庞大费用的二倍之多。这一笔债务的后果是造成了生活资料分配上的悬殊，从而破坏着社会集体和文明生活的基础。它使贵族特权分子增加了一倍……它造成了比以前多了一倍的人可以过奢侈游惰的生活，靠了劳动者和穷苦人民的生产。……这种社会制度的结果是，那些计日取酬的劳工现在一天劳动十六个小时所得，还没有以前八小时那么多。……耕地和织布的劳动者，除了养活他们的妻儿之外，还必须负担那些人的奢侈舒适生活的全部费用，这笔费用就是英国民族每年付出的四千四百万镑巨款。……政府面临着一场很难演的戏。”
　　人民不满、骚动了，于是“间谍就出动。这些东西是从最无价值和最卑鄙的人中选拔出来的，他们被派遣散布到饥饿和不识字的劳动者大群中去。他们的职务是如果没有什么不满情绪，那就去制造它。”他们要造成错觉：“饥饿的大众就会作乱”，他们要拿这些错觉去武装内阁大臣，使他们的论据更充分：暴政是永远需要的。
　　这样，就在夏洛蒂去世的同时，特务间谍们设计“哄骗某些无辜的、轻信的乡巴佬犯罪”，有意让这些人说些不满当局的话，而其刑罚则是可怕的死。于是在夏洛蒂公主去世后一天，在一八一七年的十一月七日，英国当局处死了三位贫苦的工匠，把这些劳动人民送上绞刑台，然后再从尸体上砍下头颅，悬挂示众以恫吓人民。雪莱洞察了这一切，写成了这篇血泪的控诉书。他用诗的语言告全国人民：
　　“英格兰人民志哀吧。穿上庄严的黑色衣服吧。让钟声响起。想想死亡和变故吧。让你们自己默默地沉入神圣的悲哀的阴影里吧。……哭泣——伤恸——哀号吧。让这伟大的城，让无边的原野响彻悲号之声……奴隶们啊，我要求你们不要用任何卑微的伤痛来扰乱我们深沉而庄严的忧伤。”
　　不是一个小小公主的死，而是政府屠杀无辜，“人们杀害了自由之神”！当自由之神死时，“在每个人的头上和心中响起了普天之下共遭灾难的感情”。
　　他描述了三位无辜的工匠被残暴的统治者屠杀之后，说：这是“一场全民族的大灾难，我们竟容忍有些人骑在我们头上统治我们，他们批准阴谋诡计造成的一切后果，这种阴谋诡计为了达到其目的，而让人类的血和苦痛象江水般倾流。”
　　我在译雪莱一百多年前的这些文字时，竟也感到相当的诧异：盎格鲁—撒克逊人民一向号称爱好自由，但现在为什么仍然让几十家(至多几百家)豪富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为所欲为，而每家人都钻在自己的小小安乐窝里——什么汽车、小洋楼、旅游……你们的先人象雪莱、莎士比亚的书，究竟还在你们的图书馆里藏着啊！物欲上的小小满足，难道就可以甘愿让大垄断资本家们永远骑在你们的肩膀上吗？这是我对雪莱著作的一点译后感和读后感。
　　最后，说几句不太相干的话吧。过去写过一篇短文，叫做《诗艺以外》(载《海韵》第5集)。那是说象雪莱这样的诗人，除了有精湛的诗艺之外，还有许多别的条件，才能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雪莱有政治实践、有先进的政治观点、有哲学修养、有自然科学知识。如果认为只要靠点灵感，靠点巧妙的、奇特的比喻，古怪的用语，就能成为好诗，那恐怕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真正的诗的产生有许多条件，除了最根本的诗艺之外，还需要有“诗艺以外”的许多条件。例如诗人得有一颗“大心”，不能被束缚在个人的悲欢里，甚至迎合部分读者、编者的打算里。当然，诗人最好也要具有哲学、科学等方面的知识，但这并不是绝对必需的。象英国的彭斯，读书似乎就不太多，但是，他有一颗同老百姓密切相连的心。
　　(《雪莱政治论文选》，杨熙龄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四月第一版，0.8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