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重估萨维尼的价值

　　在西方法学界，萨维尼或许是遭后人非议最多的一位法学家。萨维尼及其历史法学派几乎成了保守、倒退甚至反动的代名词，备受冷落和抨击。然而，透过浓浓的学术迷雾，我们愈来愈清晰地发现萨维尼及其学说的深刻价值。
　　在萨维尼看来，法律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和语言、风俗一样，是“民族精神”和“民族共同意识”的体现。法律是民族意识的有机产物，是自然而然逐渐形成的。法律起源于习惯，习惯是法律最初的不成熟的表现形式。法律是自发地渐进地演化而成的，而不是立法者有意识创造的产物。
　　萨维尼这种法律观的哲学渊源是进化理性主义。进化理性主义认为社会、语言和法律都是按照演化的方式自然发展而成的，而不是由任何人依凭理性设计出来的，因而社会、经济、法律制度都不可能以演绎推理的方式加以重构。除萨维尼外，科克、梅因、哈耶克也持这种进化理性主义法律观。蒂鲍的观点则显然受到盲目推崇人类理性的无限能力的建构理性主义的影响。建构理性主义基于对人类理性具有无限能力的盲目自信，主张一切社会、经济、法律制度都是由人类伟大的理性创造出来的，既然人类自身创造了各种制度和文明，那么人类也就能够按照理性设计随心所欲地对它们进行重构和改造。“假如你想要美好的法律，那就烧毁那些你现有的法律，同时你自己制定出新的来。”(见伏尔泰《哲学辞典》“法律”条，重点号系引者所加)伏尔泰的这句名言实在是建构理性主义法律观的形象写照。应当承认，建构理性主义的确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沦为她的俘虏之后还往往“不识庐山真面目”。
　　萨维尼表面上主张一种消极立法论，认为法律犹如原野之草木，可以无须任何辛劳而生长；实质上其主旨在于反对古典自然法学派的那种急功近利式的立法观念，强调制度设计之前的成熟的理论探讨。在立法方面，萨维尼始终对人类僭妄的理性持高度的戒心。萨维尼花费了近四十年的时间潜心研究罗马法理论，为后来制定著名的《德国民法典》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从萨维尼开始阻止立法到德国大规模编纂法典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之久，可见萨维尼成功地阻止了当时急功近利的法典化思潮。
　　建构理性主义在当前我国法学界的突出表现就是一种所谓法律万能论的抬头。不少法学界人士热衷于探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构问题，寄奢望于建构一个万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而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秩序的培育。意料之中的是，中国立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有时一天之内竟然有六、七部法律同时表决通过。这种深受建构理性主义影响的立法观片面地强调立法(尤其是经济立法)的超前性，追求立法的数量和规模，似乎法治大厦只需用立法这台万能机器生产的法律之砖便可垒成。同时，盲目迷信法律移植而无视法律本土化所依赖的民族文化传统。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法律自身的局限性，所谓法律万能的论调是无知且危险的。当代中国经历了从五十年代的法律蒙昧阶段，到六、七十年代的法律虚无阶段，直到八十年代的法律工具阶段，如今法律万能的神话又开始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流行。我们需要废弃传统的法律工具论，也应破除新的法律万能论。所谓法律万能论其实是法律工具论的变种，只不过是将法律奉为一种无所不能的工具，实质上是盲目迷信人类理性的建构理性主义的怪胎。
　　中国市民社会在其孕育、生长的初始阶段，尤其需要一种“消极”的法治观。这就犹如幼苗的生长自然离不开水、阳光和土壤，然而过量的水、过强的阳光、过肥的土壤都可能致其夭亡。这种有意义的“消极”主要表现在立法(尤其是私法的制定)应当遵循客观规律，变片面追求立法的数量为注重立法的质量和效益，同时应当尊重社会秩序所依附的道德规范、民俗习惯等民族文化传统。“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83页)许多无比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法学家却往往把马克思这一极其深刻的忠告当作耳边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