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民主帝国”的多重协奏

　　我居住的旧金山被称为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也是全美最自由化的城市，嬉皮士运动就在这里起源，市议会一半左右的议员是同性恋者。反对最近这场伊拉克战争最凶的也是旧金山，市议会早早就通过了反战决议，生怕该纪录被他人夺去。反战运动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示威民众之暴烈，旧金山也一定坐头一把交椅。这里90%以上的登记选民是民主党人，其中极端自由派的激进人士又占多数。许多美国保守派人士和共和党人对旧金山几乎是“恨之入骨”。极端保守派的共和党参议员杰森·赫尔姆斯(Jason Helmes)宣称他终生都不会来旧金山。布什总统也几乎根本不踏足这个城市。与之相比，克林顿在其任期内来旧金山整整六十次，最后把女儿也送到旧金山附近的斯坦福大学读书。
　　而列奥·施特劳斯最喜欢的城市却是旧金山。在他逝世前的两个月，他再次来到旧金山，在仿造罗马宫殿而建的“发现宫(Discovery Palace)”徘徊许久，离开时丢下一句名言：“旧金山最大的缺点，就是她让人不忍离去。”这句话被经常印在旧金山的旅游手册上。我捏着鼻子在这里住了十二年，因为这一句话，我现在有些释怀了。
　　施特劳斯之对旧金山的态度，反映了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它是西方文明圈新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环节，而非仅仅是美国特有的民粹保守主义现象。和任何文明(如中华文明)一样，西方文明圈也始终存在“重塑辉煌”的冲动。每一个民族和文明都在琢磨自己的前景，而且有些是实实在在地以最直接最实惠的枪炮来实现这个“复兴”的目标。一切政治行为在本质上都是文明扩张力的外在化，最后也一定会归结到枪炮上来完成“致命的飞跃”。施特劳斯恐怕没有想到他的思想和学说会成为这个“致命的飞跃”的主要推助剂。施氏死于一九七三年，当时美国正陷在越南战争的泥沼里无可自拔，美国处于极度的自我怀疑和沮丧的气氛中，看不出弘扬和推动西方文明价值体系的雄心。施氏可能有些心灰意冷，来到美丽却总是寒意逼人的旧金山，在仿造的罗马宫殿里，重酌“淡烟梦陇曾拾草，残阳心境不摘花”的旧往意趣。整整三十年后，他的学说被坦克履带和精准炸弹，展施在西方文明发源的始初地两河流域原漠上。若他九泉有知，会做何感想呢？
　　二次大战中美国占的最大便宜是从欧洲特别是从德国涌来的一批后来改写美国和世界历史的犹太难民知识分子。从爱因斯坦开始不一而足。施特劳斯也是其中之一。施氏一八八九年出生于德国西部索林根市一个犹太店主家庭，在柏林大学期间受教于著名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获得博士学位后在柏林“犹太研究中心”从事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一九三七年流亡美国，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在纽约新政治研究所任职，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七年任芝加哥大学教授，退休后又在克莱蒙男子学院和圣约翰学院担任荣誉教职，直到逝世。
　　施特劳斯被很多人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施氏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将历史学和政治学结合起来，对人类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进行重新诠释。在施氏看来，历史是一系列政治意识、政治行动和政治决策的聚合与滚动。人们的任何社会文化行为和意识倾向都含有政治因子和政治脉络。文明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无数政治选择和总体社会政治取向之间的功能运动。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历史或文明史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部政治史。历史的演进，文明的分化，社会机体的变换都是政治运动或运作的表象。在每一个社会形态中，都不可避免地出现足以支持社会结构和机体运作的多层级社会制度形式。社会结构和制度层面中的一部分成员必然倾向于主张现有社会机体运作方式是“合理”的，因为他们能够从这个机体和运作方式中较其他成员获得更多的社会活动成果以及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而另一部分成员必然倾向于否定并主张革新这种结构和制度形式，因为他们认为其获得的社会成果和支配社会成果的权力少于其他成员。这些社会成员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们之间认知态度和选择倾向之间相互对抗的激烈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实际付诸实行的社会活动的烈度，都会决定一个现有社会结构，机体和制度运作的有效程度、完好程度以及存续与否的根本选择问题。一般的结果是，那些倾向肯定现有社会结构，机体和制度“合理”性的人群，会以其所拥有的社会成果与社会资源分配和占有方面的优势，来说服甚至强迫其他社会成员采取同样的态度。在这些人群利用强大社会成果和社会资源的支配优势进行运作的结果下，很可能会产生一种结果，即许多社会成员对社会结构、机体和制度采取的根本态度往往和他们所能占有社会成果和社会资源的现实局面相背离，亦即他们的认知和根本态度会产生扭曲。
　　施氏特别强调“政治态度”的不可避免性：这种“政治态度”在根本上就是一种文化态度，是对置身其中且自身为其一部分的社会文化总体及其外在化的社会结构、社会机体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和恒久性的评价。这种态度有一种强大的历史刚性，很难迅速地转变。而这种态度发生转变，特别是发生大幅度群体性转变时，必然引起一些重大的社会文化波动，施氏以此来解释希腊时期突然出现的文艺繁荣，欧洲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施氏认为，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传统的始源应该从雅典和耶路撒冷两个城市中去寻找。西方文明就是在这两个历史中心长期以来相互交汇、摩擦、碰撞和沟通的过程中架构起来的。当时已经占领耶路撒冷的波斯帝国对希腊的征服，最初并没有带去多少耶路撒冷—亚细亚文化，譬如犹太教等。但是它却促使分裂的希腊聚合在一起，打碎了希腊原有的社会结构，使希腊社会在强迫的动态中，引发了喷薄的统一希腊文明，也促进了希腊的世界主义视野。而亚历山大的反向征服，则是把亚细亚地区希腊化，也导致持续了数百年的移民浪潮。亚历山大逝世后，他的庞大帝国因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治理系统而分裂，也导致了希腊文明的区域多元化。亚伯拉罕的犹太教是在第一次希腊文明沦落后的黑暗孤独时期，在封闭状态中自我形成的。但是亚历山大的希腊化历史运动所带来的世界主义文明观却刺激了耶稣学说和基督教的产生。而耶稣学说又通过罗马殖民化下高度发达的交通和文化交流机制再度反流向欧洲，终至成为欧洲的基督教体系。这两个文明中心之间的交互沟通和镶锲显然大致构成了欧洲文明或西方文明演化的基轴。
　　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其最大的作用在于在一个广大的地域内形成了一个牢固而共同的文化认同体系。这个文化认同体系导致了影响后来世界历史最为深刻的三个文化现象：纯粹逻辑思辨型的真理观念，与神性相对应的人性主体意思和律法意识(广义自由体系的基本框架)。而只有这些文化现象和希腊遗产的相互结合，才能够有足够的动力去促发以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主要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大滥觞，以及深刻改变世界和历史面貌的欧洲社会运动的历史浪潮。在某种意义上，希腊的“民主”遗产和基督教的“自由”传统，是西方或欧洲文明内涵中无可替代的主题。施氏强调，在这个主题面前，任何社会科学家都不应该回避做出道德判断和规范评价的历史责任。任何西方社会科学家都不能脱落于这个基线之外。一旦脱落，西方文明便无从辨识，也无从伸张。
　　施氏几乎死里逃生般从纳粹德国来到美国。他的个人经历以及对俄国革命和纳粹德国大屠杀的刻骨铭心的个人感受，无疑加强了他的这个观点。他异常悲愤地说道：“当我们被迫和这些惨无人道的悲剧面对面站立的时候，当这些超乎历史上最伟大思想家们之想像力的惨剧实际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时候，我们的政治科学显得多么苍弱无力！”他曾试图在文明论的基本框架之外，亦即文化偶发论角度上解释这种现象，譬如日耳曼蛮族在入侵罗马帝国时普遍存在的文化自卑，以及从大规模社会和经济行动中去超越这种文化自卑的倾向(施氏甚至以此来说明德国人追求清洁、严整、宏大和壮伟场景的军旅式文化偏好)；长年生活在文明边沿和冲突地带的高加索民族高度的不安全感等。但是最后他承认，这些假设都过于宽泛而软弱，不足以强有力地说明如此鲜明而具有压倒性的历史现象。他指出，一定是“我们”引以自豪的西方文明的本质性成分导致了这些惨剧。施氏认为，在社会结构的“政治行动”中，必然存在社会成果和社会资源方面的优先占有者试图以自己的机体判断和认识来引导甚至操控社会整体走向的现象。一旦对抗的努力崩溃和瓦解，这种现象就会急速膨胀为持续全面的社会扩张运动。人们由于胆怯、迷惑、丧失自主判断力，由于追随的惯性，由于利益的计算，而最终容忍并接受这种社会运动。在这种氛围下，那些主导这些运动的政治领袖，也会产生必然的文化幻觉：他们越来越相信自身对社会机体结构和制度层面的判断就是全体社会的判断，也越来越相信自己能够主导这个进程，而且创造出超越历史的巨大的社会变换和社会结果。在这种氛围中，领袖人物人性层面最隐晦的部分就会决堤而出，造成严重的文化心理病态和意识倾斜。有些心理学家将这些现象称之为“恶性自恋症”。这是一种具有绝对权力的政治和社会领袖们不大能免疫的心理病症。
　　施氏指出，社会科学家们对这种局面负有部分的责任，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在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旗帜下，将判断、认识、做出结论和设计行动方案的权力拱手让渡给了那些比较没有这些资格的政治和社会领袖。而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往往就会导致文明的浩劫和倒退。因此，重新伸张希腊精神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必须确切而实质性地保证社会成员有均等的机会，对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结构和机体机制的现实局面进行完全自由和自主的思考、认识和判断；自由地决定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采取何种行动；在采取行动时遵循理性和利益均衡至上的原则。社会成员在进行思考时应该有权利得到最充分的资讯，以保证其判断和认识最大限度立足于事实和理性的基础上，同时社会应该提供一个能够尽量隔绝各种社会和意识干扰的环境，使得社会成员的判断和认识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必须进行充分的公共辩论，以保证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同判断和认识得到最充分的交流，社会成员必须保持一种随时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采取社会行动的意愿。而采取行动必须遵循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均衡的原则。人们的社会行动如果不遵循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均衡的原则，便会导致社会失序。
　　施氏在芝加哥大学期间建立了他不可动摇的政治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巨擘的地位。他的同事爱德华·希尔斯教授(Edward Shils)从康奈尔大学请来著名政治哲学家艾伦·布鲁姆教授(Allan Bloom)，请他一道张起施氏理论大旗。布鲁姆教授和另一位施特劳斯追随者、数学家、核战略学家阿尔伯特·乌尔斯泰特教授(Albert Wohlstetter)曾经共同指导过名叫保罗·沃尔夫威兹和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的学生。这两位人士是将施特劳斯主义带进布什政府的主要推动者。
　　有人曾生动地描写过这些“新保守主义”人士：“他们往往都是学者，往往居住纽约，往往是低姿态的犹太人，往往最初是左翼人士。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仍声称自己是民主党人。他们经常随身携带文学著作或政治杂志，而非《圣经》。他们身穿咔叽布裤和休闲西装，而非南方电视传教士兵那种正式的深蓝色西装。他们在许多社会和道德议题上持开明和自由派态度。他们支持堕胎，不喜欢校园祷告制度。他们的野心处处可见。”
　　在很多人看来，美国的保守主义是极端的南方式基督教新教忠诚和中西部牛仔精神之间的组合所形成的纯粹“大美国主义”，它强调宗教道德观，强调美国价值的宗教层面，以及在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中塑造起来的自由革命精神和带有北美民粹色彩的资本主义市场观。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在美国社会文化议题上的保守态度：如反对堕胎，反对禁止或控制枪支，反对具有照顾少数民族性质的大学平权法案，反对移民，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反对大麻合法化等。布什总统可以说得上典型的此类保守派人士。但布什总统周围的决策圈人士，包括副总统切尼，国务卿鲍威尔，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女士，以及沃尔夫威兹等核心决策官僚大多不是这样的人，而是以施氏学说为中心的“新保守主义”人士。他们大多不是来自南方，而是来自相对自由化的东北部和中北部，有些是黑人，他们都不大像布什总统那样热衷宗教教义，而且具有广泛的世界事务经验和知识。
　　这些施特劳斯主义标签的“新保守主义者”执著的毋宁说是广义的西方和欧洲文明色彩的民主价值观。在他们看来美国只是另一个希腊而已。克里斯托曾强调：“真正的施特劳斯式政治保守主义是具有公共精神的。他一直教导我们尊重政治并追求普泛的利益。”施氏强调强者自胜的自然法则，认为西方应该赢得大多数冲突，而且“保持西方世界信心的惟一途径就是让恐怖敌对力量对西方的力量产生敬畏”。但是他却不赞成“西方的凯旋”，并强调全面的领土占领的危险性。他也曾多次强调各种文明共存的价值，因为西方文明可以胜利，却无法全面凯旋，“文明的最低定义是，即使是最低级的人，也愿意继续做一个和自己的人民‘一样的人’，而不是成为和占领者一样的人”。他也有所预料地提醒后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曾伸张其世界主义主张，最后却满足于在世界上共存。”
　　四十年后，这两个文明最终还是相冲撞了。西方赢了。在这种文明冲撞中，我是一个局外者，但在“新保守主义”的谈论中我却不是。“书生参政”莫此为甚。我说不准他们是否“参”得过了头，但他们“参”的结果却能让人吓出一身冷汗。不过，这也使我在重新阅读施氏著作时有一种恍然大悟之感。我也体会到施氏在旧金山发出的感叹中含有的深远意义。最近，我时常驱车到金门大桥去凝视旧金山的skyline(我始终不能将这个词翻译成贴切的中文，天际线乎？城市轮廓乎？)，想发现一点施氏的空谷足音。今日风和日丽，又该去了。
　　可是比尔·克里斯托的一席话，却总让我有些心神不宁：“如果人们说我们是帝国力量，好啊！”
　　二○○三年五月于旧金山郊区肯特菲尔德镇
　　(里昂·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年出版；《古代与现代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