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闲话”的态度与权力

　　中国新文学史上以“闲话”著称的当数新月派的自由知识分子陈西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他在《现代评论》杂志的“闲话”专栏撰写文章，一九二八年六月又将这些文章编定成集，交新月社出版，书名就是《西滢闲话》。但是，陈西滢的“闲话”受到了鲁迅的批评。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写的那篇就女师大风潮驳斥陈西滢的文章，题目就是《并非闲话》(收入《华盖集》)。受累于鲁迅“修理”的陈西滢，“闲话”似乎也有些“负面”。不过，鲁迅本人不久也与“闲”字有了关涉。创造社干将成仿吾，在一九二七年一月的《洪水》上发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指鲁迅的文艺为“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三个“闲暇”给鲁迅留下了深刻记忆，他在随后的《“醉眼”中的朦胧》、《在上海的鲁迅启事》、《头》等杂文中多次重提“三闲”。五年之后，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夜，他为刚刚编定的杂文集《三闲集》写“序言”，在“序言”中说∶“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这虽然是与成仿吾较劲儿，倒也确认了《三闲集》所收文字的“闲话”性质。
　　想起并重读《西滢闲话》、《三闲集》之类，是因读了《四帖半闲话》。
　　《四帖半闲话》是李长声的又一本谈论日本的随笔集，今年一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一如既往的“李长声文体”——博而杂，简洁流畅，激情加幽默，既感性又理性。李长声的感觉与表达都颇为奇特。美丽的樱花在他这里变成了“泼妇”——所谓“樱花像泼妇，哗地开了，又哗地落了”；“俳圣”松尾芭蕉的名句周作人译成“古池呀——青蛙跳入水里的声音”，到他这里就变成了“青蛙跳进老池子，扑通”。《四帖半闲话》中的文字适合“坐读”，更适合“卧读”，名副其实的“闲话”。与《西滢闲话》相比，《四帖半闲话》丰富得多也熟练得多。这是理所当然的。陈西滢说“闲话”是在“而立”前后，稚气尚未褪尽，而李长声说“闲话”的时候早已过了“不惑”，连“天命”都知道了。
　　李长声谈日本的文字是新时期中国人认识日本的途径之一，九十年代他在《读书》杂志上开的专栏“日知漫录”影响广泛，读者众多。那些文字一九九八年编辑成集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集子的名称依然是《日知漫录》。与从前的文字相比，《四帖半闲话》具有自觉的“闲话”意识。这“闲话”与“四帖半”结合在一起，于是就越发“日本”，并带了几分禅味儿。
　　《四帖半闲话》所收文章的首篇为《闲话“四帖半”》，算是全书的“序”。“帖”是计算日式房间榻榻米(草席)的量词，又写作“叠”，一帖大约两平方米。四帖半的房间不足九平方米，可谓“窄”矣。新时期中国人开始“世界大串联”之后多有“串”到日本者，第三世界的穷人进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住不起大房子，便寄身四帖半或六帖的“和室”。十多年前李长声初到日本时也许曾经蜷居四帖半，但“十年河东转河西”，现在他已跻身日本的“地主阶级”，“四帖半”已经成为“想像”。对于李长声来说，现在依然钟情于“四帖半”并非“牢记阶级苦”，而是固守一种认知日本和认知自我的方式。他说∶“认识日本的‘小’，看一眼电视上预报气象的地图即了然，但要获得切肤之痛，还应该住住‘四帖半’。四面碰壁，人就只好反省。在狭小的空间里的确很容易找到感觉，更明白地发现自我。这时别处的‘大’对于你就只是一个茫然，像灯光映出的身影，布满一墙。”
　　日本确实“小”(“窄”)，因此把“小”(“窄”)作为认识日本的切入点是行之有效的。日本论者概括日本文化特质时所谓的“缩”或“藏”，本质上都是“小”(“窄”)的变形或延伸。如李长声所说，自从美国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以“耻”与“罪”比较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便多有学者试图用一个字论定日本。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就是韩国学者李御宁的《取向“缩”的日本人》。富永仲基提出、加藤周一激赏的“藏”亦属此类。李长声对李御宁和富永仲基的观点做了介绍并进行了阐发(见《日本人的缩小》和《藏》两篇)，介绍是精练的，阐发则将他自己的理解和中国背景带了进去。李御宁把折扇作为日本人“缩”的一种方式提出，而李长声将日本人石川丈三写富士山的汉诗与中国人黄遵宪写富士山的汉诗做比较，揭示中日两国人思维方式的差异。在我看来，黄遵宪那句“二千五百年前雪”不仅表现出中国人的夸张，而且表现出中国人的“马虎”。富士山上的雪每年夏天都化光，所以才有深秋的“初冠雪”，何来“二千五百年前雪”？当然，诗人本有想像和夸张的权力。李长声把谈中国人的夸张、马虎的文字与谈日本人“缩”的文字编在一起，体现出比较中日两国人思维方式之差异的自觉性。大(多)与小(少)确实与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直接相关。手指头数得清，而头发数不清。数得清的东西会经常数，数不清的东西不会去数。日本人的“精细”与其“小”不无关系吧。中国人如果和日本人那样把什么东西都“数”得清清楚楚，可能会累死。李长声还在日本人的“缩”与历史认识问题之间建立联系，说∶“‘缩’来‘缩’去，某些日本人拼命缩小南京大屠杀的数字也就不足为奇。当然，我们不好说人家是民族性作怪。关于缩小，司马辽太郎在随笔集《历史中的日本》里还留下这样的话∶‘看东西，把自己缩得极小，可能的话，变成空中的一点，这时能看得最鲜明。’以缩小数字为能事的人也不妨试试，先缩小一下自己。”表达这种民族意识的时候李长声非常“中国人”，虽然他去日本已那么多年。我甚至怀疑他对相扑(日本的“国技”)的讽刺与否定背后，隐藏着中国人常常怀有的“文化帝国主义”心态。
　　二○○二年底，旅日中国人刘晓峰、刘燕子、秦岚等人在大阪编辑的双语纯文学刊物《蓝·BLUE》第七、八期合刊用专栏的形式对李长声的作品进行了介绍，发表了李的一组“闲话”，同时发表了大陆学者王中忱、孙郁的评论文章。王文题为《跨国写作之一种——李长声随笔阅读札记》，在跨国写作的背景上分析李长声随笔的文体特征；孙文题为《轻轻松松看日本》，解读李长声把握日本的方式。对于李长声在知识的层面上对日本的介绍，两位都给予充分肯定。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位熟知大陆学界状况的学者都将李长声与大陆写作者(应限于学界)对比。王中忱说∶“长声的随笔并不止于幽默、机智，而更多地透露出豪情和血性”，“但时代确实在变化，有豪情有血性的文字确实越来越少见了”。孙郁说得更直接∶“培养一个教授、讲师，在大学里并不很难，但遇到一个像长声这样的闲人，却很不容易。中国当代的书写者文字越发粗鄙，似乎匆匆忙忙。可在李长声那里，我们却得到了休息。”这就涉及李长声与大陆写作者的差异。
　　我想，这差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闲话”。“闲话”作为一种“准文体”，属于散文、随笔的范畴，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感受、把握文化的方式。支撑“闲话”的，是非功利的、自由的立场，对于一位真正的写作者来说这种立场至关重要。我总觉得鲁迅的冷静、尖锐、深刻与其体制之外的“闲话”生存状态直接相关。在北京时虽然当过教育部的官员但仅位及“佥事”，大学里的教职不过是兼任，南下厦门、广州转了一圈到上海之后，成了专业写作者——即今之所谓“自由撰稿人”。《三闲集》所收文章作于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间，是“闲暇”状态的产物。不求什么也不在乎什么，就可以率性而写。鲁迅认同夏目漱石提出的“有余裕的文学”，也体现了对“闲话”式写作状态的认同。李长声的生存状态也有些“闲话”。“跨国”跨出新的知识领域，并且跨出另一种自由来。读书和写作并非职业，并非为了评职称、分房子，而是为了满足内在的冲动。从生存方式和心理状态来看，李长声更像一位自由知识分子。但是，对于被体制化的教授、讲师们来说，“闲话”的状态和心态却难以轻易获得。这“体制化”并非仅仅指外在的制约，同时也是指内在的欲求。著书只为稻粱谋，知识和学术堕落为一种权力、一种工具或“饭碗儿”，就难免没话找话、故弄玄虚、自欺欺人，甚至搞“圈地运动”。知识、豪情、血性消失之后，剩下的大概只有“粗鄙”和“学术垃圾”。不过，“粗鄙”后面有一些无耻、一些无聊，也有一些无奈。
　　王中忱的文章谈及李长声的读书随笔对上个世纪初梁启超在日本“月旦东籍”传统的接续，结合《四帖半闲话》来看，李长声的随笔也延续了中国新文学的“闲话”传统，并且在延续这种传统的同时丰富了周作人的随笔体现出来的中国“闲话”与日本随笔的关系。李长声在《藏》一文中说∶“加藤周一是我最为佩服的评论家(不单是文艺评论家，并且是社会评论家)，也是我素来景仰的日本人之一。”“我爱读他的随笔，如《山中人闲话》、《夕阳妄语》，知识赅博，论点明达。”在“知识赅博，论点明达”这一点上，李长声的“闲话”与加藤周一的“闲话”颇为一致，他应当是受到了加藤周一的影响。而从中国新文学与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关系来看，周作人、李长声等作为留日、旅日者所受日本随笔的影响与陈西滢作为留英中国人所受英国散文的影响构成了对称关系。
　　一位日本学研究者曾经发不平之言，曰∶“李长声在东京这么多年，也没有进入日本主流社会。”此言差矣——“差”在误解了日本，也误解了李长声。日本主流社会本来不是“外人”(日语用这两个汉字指称西洋人为主的外国人，中韩等亚洲国家人士不在此列)能够随便进入的。本来就小，自己都在“缩”或“藏”，怎能让“外人”轻易进入？而且，根据我的了解，自称“不解老庄，却自以为信奉”、来无影去无踪的李长声未曾打算进入、并且一直在回避“主流社会”——无论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惟其如此，他才能够获得并保持“闲话”的态度与权力。独往独来，两眼充满自信并且有些蔑视、有些茫然地看着远方，或者在想像中把自己的影子投在“四帖半”房间的墙上，倒可以把世界和自己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