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十年磨剑白了少年头

　　说来这是上世纪的事了。
　　一部厚厚的书稿荒废在纸堆里，已经十五年了。满腔热情，一番苦心，连同万般的无奈，就这样默默地躺在尘灰里，忍看春去春来，早已不再是期待了——出版遥遥无期，而终于成为了一种谴责和警示。
　　谴责会时时冒出来，折磨着良知。
　　愧疚的心永远无法面对的第一位长者是姜椿芳先生。
　　一九八五年底，我从《外国戏剧》杂志调至中国戏剧出版社主持外编室的工作。在社长兼总编王正和副总编杨知的直接领导下，制定了五年出版规划，其中主要的工程是有计划地推出两套丛书，一套是介绍外国戏剧理论的，展示外国不同的戏剧观和导演表演的各家学说；一套是介绍作品的，尽量收入世界名家名作。编这两套书的目的都是洋为中用，给我国戏剧工作者以借鉴。邀请了在京的专家学者讨论了多次，很快就开列出这两套书的书目。为确保这两套书的质量和学术价值，决定敦请戏剧界和出版界的前辈担纲主编。理论的那一部分请了葛一虹先生主编，作品的这一部分，老领导刘厚生的意见是想请姜椿芳先生出山坐镇。
　　转过年来，一个飘着小雪的日子，我随杨知先生来到北京西城南丰胡同七号，这是一座大宅门，院中套院，原来必定也是很繁华过的，现在早已成了大杂院，其中一个院落，便是姜椿老的寓所。客厅很大，中式厅堂，拆去了中间的隔断，高墙上悬挂着几幅古今名人的中堂条幅。姜老在午睡，外面雪花静静地飘落，客厅里也很静，等了一会儿，老人家出来见客，还连连道歉。
　　我们陈述了来意，诚恳地请他担任《外国当代剧作选》和《世界名剧精选》两套丛书的主编，老人又很仔细地看了我们开列的书目，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愿意担任这套书的主编。这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原来还担心老人年迈体弱，又忙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事(姜椿芳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创始人)，不会参与这件小事。
　　姜老不是徒有虚名的主编，他既尊重我们的意见，又及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他共事的感觉概括起来就是“学术平等，如沐春风”。
　　我提议这套书的出版宗旨由姜老主笔。不久，我就接到了姜老的回信：
　　一星同志：
　　要我写的稿子，一直没有提笔。来信催索，匆匆写了三短篇，其中现代剧作选有一、两稿，均供参考。
　　这样的东西要言简意赅，初稿很不成样子，要多些人参加推敲修改，故先行寄去，请你们共同修改，然后一起定稿。本来的意思，写得简短些，一写又写成拖泥带水的杂乱之章，故请多加讨论再为加工。如何？请厚生同志也参加修改。问好！
　　姜椿芳　三·十八
　　姜老信中所说的稿子，是应约为《外国当代剧作选》写的出版说明，文字简短明确，后来这套书陆续出版了六册，每册卷前都有这段文字，现在读来，依然能想起到老人家生前的音容笑貌。
　　他一直关心惦念的是另一套规模宏大的《世界名剧精选》，我现在还保留着他给我的一封信：
　　一星同志：
　　关于《世界名剧精选》选题计划已经收阅。
　　我因治疗青光眼，于四月二十九日进同仁医院，五月二十日右眼动手术，最近还要给左眼动手术，恐怕还要一阵才能出院。
　　《名剧精选》包括各国的著名戏剧，我手头没有资料，无法对每个国家的名剧提出肯定的意见。需要查阅、核对各国有重大影响的、在戏剧艺术上有巨大成就的剧作，请你们向熟悉各国戏剧的专家征求意见，找出论述各国戏剧的专著，参考各国百科全书中有关戏剧的专条，反复掂量，然后最后选定。不符合标准的剧作一个也不能随意选入；确有意义的力作一个也不应该遗漏。当然我们有我们的选择标准：既要选择反映各该国特点的作品，又要对我国戏剧事业有参考价值；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前进发展的观点来选择。
　　等我出院后，我们再共同仔细讨论，现在是否不公布所有的剧名。
　　关于对于世界早已有定论的著名剧作家，如莎士比亚、莫利哀、奥斯特洛夫斯基、萧伯纳、易卜生、奥涅尔等以及古希腊、罗马的悲剧和喜剧，印度以及其他古国的古典名剧，当另行专门出版全集或选集，不列入《世界名剧精选》丛书，这一点应当在丛书的前言中说明。
　　所有这些拉杂的意见，仅供参考。有些事情等不及我出院商量，请你们自己决定着办。
　　有关当代戏剧选和戏剧理论文集请和有关同志商量酌办。
　　向你和编辑部的其他同志问好，致敬！
　　姜椿芳(女儿尼娜代笔)
　　我一直记着他的教诲，未敢稍懈，也许是太过谨慎，也许是工程太过浩大，也许是我没有勇气去面对市场的冷酷，《世界名剧精选》始终没能如愿完成，如今姜老已经去世多年，这也成为了一种永久的遗憾。
　　就在这套书尚未走出第一步时，中间有了一段插曲，这段插曲一下子拨亮了我们心中的火花。原以为它会给我们和姜老带来某种新的契机，成为《世界名剧精选》问世前的辉煌序曲，没想到在奏响前几个音符之后，等来的竟是长长的沉默。
　　一九八六年底，我到上海出差，在上海戏剧学院召开了一个专家座谈会，陈恭敏院长主持。我向与会者谈了姜椿芳先生的意见，大家很兴奋。会后上海戏剧学院汪义群教授向我建议，在这套大书出版之前可否考虑编一套介绍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的书。这和姜先生的意见有相通之处，我当时明确表示可行，而且说干就干，因为我深知汪的品格和学问。
　　汪义群是熟人了。还在《外国戏剧》编刊物时便有过接触，记得当时汪远赴英国专攻欧美戏剧，曾给我们寄来两篇在英伦观剧的文章，一篇是《我所看到的英国话剧形势》，一篇是《在莎翁故乡观莎剧》，学成归国后，到编辑部来，第一面的印象是他的儒雅和谦恭，绅士派和书卷气配合得恰到好处，后来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学问扎实，又不刻板，见解深刻，又不乏飘逸的灵动，我觉得汪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此次在沪他提出的选题显然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否则他不可能用几句话就道出编选的宗旨：按写实主义戏剧、象征主义戏剧、表现主义戏剧、叙述体戏剧和荒诞派及其他流派的戏剧分类，全面介绍西方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中叶代表作家的代表作，除作品外增加专题论文和作家简介。我们一起确定了这套书的题目——《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
　　回到北京后，我向杨知先生汇报了这件事，得到了肯定，又请示了姜椿芳先生，姜老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值得先做起来，于是我和汪便开始了一段漫长的路程，谁也没想到这段路程走得竟是如此艰难，走了十五年还没有走到终点。
　　汪义群的倾注投入，编辑的辛苦，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说清的。我们在京沪两地往来的书信就达上百封之多。我的信不知他留没留下，但他给我的信一直保存着，我视之为我编辑生涯中的一笔财富，也是一段友情的记录。
　　随手拣出几封信，摘录几段。
　　在南京期间，曾将《流派剧作选》目录(英文)请几位美国戏剧界著名人士提了些意见，看来他们对我们的编排基本上持肯定与赞成态度。尤其是Toledo大学的一位教授不无羡慕地说，美国至今尚无如此完美的剧作选。他们的激赏当然增强了我以后几卷工作的信心。
　　这段话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套书的价值。
　　选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不少，其中版本的搜寻就很费周折，记得左拉的《戴爱丝·拉甘》就是从未有过中译本的，汪义群托人从法国找到原文翻译成中文，下面这几段文字摘自不同时期的来信，从中可见编者的用心良苦：
　　拙编《流派剧作选》第一、第二卷早已交稿，目前正在加紧编第三、四卷。现已收到两个译本，但有几个表现主义的剧作(德文)国内找不到，已写信去国外托人寄来，估计书不久将到。反正此事我会抓紧的，务必使整套书较快推出，缩短每卷之间的出书间隔，这样，在学术界影响会大些。
　　《阳台》一剧我一定设法在退稿时找到现成剧本补上。万一《阳台》找不到，就找日奈的《女仆》或其他已译好的现成剧本代替。日奈是荒诞派的重要作家，缺了他就不是完整的了。
　　第三卷已编好，正在装订，以免散失。明后天即可寄上。只是其中尚缺石琴娥的《通往大马士革》及另一篇巴拉赫的《死者》。石琴娥是因为国内无原版书，已去信请国外寄来。据说要至三月底才能译好。巴拉赫的那个剧本，也是国内找不到原本，后我去信美国朋友，终于寄来了复印本。谁料译者译至一半来电话告知：复印件缺了一页。故只得再去信请对方添印一页，至今仍无音信。所以我只得先将前言及其余八个剧本以及所有小传全部寄上。那两个剧本待补齐后再奉上。为了追求剧本的新，在搜集资料时真是困难重重。其中的甘苦实在一言难尽。第一卷中那篇左拉的作品，也是寻遍了上海、北京等图书馆，然后再托人从巴黎寄来的。但我想，正因为如此，比起随便挑几个译好的现成作品，学术价值总要高一些吧。只得如此自慰了。反正编过这套书后，我实在不想再搞类似的东西了。
　　有了选本就看翻译质量和编辑水平了。汪义群十分注重译文的质量，下面这封信集中体现了一个学者必备的素养和严谨的学风：
　　第二卷《剧作选》已编排好，本打算亲自赴京交稿，忽然发现一个问题：所选《沉钟》一剧译笔太差，恐要请人重译。
　　《沉钟》原来选的是现成的译本(袁可嘉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并已全部印好粘贴在稿纸上了。最近又读了一遍译文，觉得质量太差。现随手摘几个例子：
　　一、“哭泣？怎么样呢？”(305页)
　　二、“你对于我是有怎样的吸引力呀？”(304页)
　　三、“用你那多可爱的腕，把我从硬地面上解脱出来吧！”(305页)
　　四、“结起圈子跳滚圆的舞吧！”(315页)
　　五、“从在他的胡髭里，射下孩儿的瞳子那么优柔的光芒。”(318页)
　　六、“(高挥她的手)”(320页)
　　七、“不同的一类吗，比较好一类的男子。”(303页)
　　八、“灵魂的证明的原像因之尔消失。”(358页)
　　以上句子是我随意翻阅摘下的，如果说前几句只是译笔过于老化，那么第八句简直就不知所云了。为此，我考虑再三，为保证质量起见，还是请人重译，并尽量争取在一月二十日前交稿。
　　在另一封信里，他说：
　　我约了戏剧学院一研究生译的叶芝的剧本(《心之所往》)，发现译文准确性不够理想。但是约稿，随便退掉又不好，我想对照原文再亲自仔细校订一遍，务必保证质量。……从叶芝的译文中，我确实应引出些教训，看来在以后的几集中约稿之前一定要对译者的译笔与水平有更多的了解。
　　现在这样的工作态度似不多见了。至于编辑上的往来推敲更是细致入微了。我在读稿件时发现有不连贯之处，去信询问，汪回函说：
　　附来任生名两页首尾部分，已交他本人，由他校对后直接和你联系。马传禧的《皇家太阳猎队》的两页首尾部分也已寄去，并附上我的说明。他办事很认真，一定会尽早给你回信的。此事是我的疏忽，给你添麻烦了，真过意不去。《皇家猎队》我读了不止一遍(因写文章需要)，当时并未感到剧情有跳跃之处，估计也是抄稿时的疏忽。
　　往日的信件勾起许多回忆，再回首不堪回首，这套书搁浅了多年，真对不住汪教授。
　　《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陆续于一九八九年，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出了一、二、三卷，后两卷也已编好排成校样，但至今未能出世。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只是来自两方面的困扰始终无法排除。一是图书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二是出版社不能面对市场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怨天尤人不是勇者的态度，怪不得市场的残酷，只怪自己底气不足，不务正业，投机取巧，害得堂堂中国戏剧出版社五年之内三次遭到停业整顿，能怪谁呢？满腹委屈，不说也罢。
　　说几句题外的话。我国的演剧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吸取外国戏剧的营养，在打破斯氏体系的一统局面之后，接触了梅耶荷德、布莱希特还有诸如荒诞派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和手段，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学者们和艺术家们的热情研讨和出版物的引进介绍上，在舞台实践上突出的几个艺术家也掀起了一阵探索之风，其代表人物是林兆华、胡伟民、王贵等导演，他们的成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胡伟民英年早逝，令人感叹不已。这几年实验戏剧又活跃起来，一批年轻人在舞台上纵横挥洒着才气，张扬着自己的理念，演出的热烈似乎胜过当年。后生可畏，孟京辉这代导演已不可小觑了。但是，如果翻一翻《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会隐约觉得，在他们的先锋档案里，好像还没有更新的东西。这就需要对先锋一类的东西来一个检阅似的梳理、借鉴、吸收、发展。所以这套书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在图书市场上，这么厚厚一套剧本集，问津者能有几个？肯定不像通俗读物那样招惹人，或许要寂寞一阵，也未可知。不过说到剧本，我忘不了姜椿芳老人说过的一番智者之言，那是在定下出版这套书后的事。老人在电话上说：都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这话只对了一半，当然剧本是供演出用的，但剧本首先是文学的一种体裁，要会读剧本，当作文学去读，不考虑演出的事，读进去就会得到一种和看戏不同的享受。他说的原话记不准了，但大意如此。姜老还表示他要专门写文章阐述这一想法，可惜他走得过早了。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读过几部剧本，曹禺的戏，我都是先读的剧本，深深体会到姜老所言实在是经验之谈。我读过席勒的《阴谋与爱情》，始终未看过演出，但阅读的过程带来的感受未必不如看演出，这也是实在的体会。至于阅读莎士比亚，则必陶醉于文词的典雅，高声吟诵，其乐无穷。这些年健身成为时尚，练什么的都有，吃各种营养品，买五花八门的健身器，却不见有人在阅读上下功夫，阅读剧本其实不失为是一种健身健脑，调节精神的好法子，剧本是在很短的篇幅内最集中展示人物性格和命运的，静下心来阅读，犹如进入气功状态，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不愉快的人和事，在字里行间和不同的人物意会神合，品人生的种种滋味，对活动大脑，激励思维，定有补益。
　　今年“五一”长假，去江南转了转，到上海的那天给汪义群家打了个电话，老宅易主，换了人家，心下怅然，淮海路上正风雨交加，心绪忽然变得凌乱起来，五月的天，有点凉。
　　回京后试着给他写了封信，寄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半个多月了，还没见他回信。这些年我们彼此经历了很多的事，他由上海戏剧学院调到外语学院，又到了出版社，现在不知是否仍在那里，下落不明。翻检我们的通信，时光倒转了十多年：
　　第一卷已在上海新华书店看到了。等不及你的书了，先买了十本送人。买回一看发现一大纰漏：怎么老兄的责任编辑没有印上？这是不该有的疏忽。这套书的出版是我们十分愉快的合作的一个纪念。看到它，不禁想起两年来你为这本书所花的心血。别的不说，单是你的信，在我抽屉里就积了一厚叠。还没有听说过哪个编辑会如此认真地坚持不断地与作者通信。当然，我们在工作中成了朋友。但这些信毕竟十有八九是“公务性”。(难得的是你的每一封公务信里都透露出那么温馨的人情！)
　　言犹在耳，宛如昨日，当年我还不到四十岁，汪义群长我几岁，也就是四十出头，如今都已是五十以上奔六十去的人了。真是十年磨剑，白了少年头，一部书稿竟印上了诸多的人生的况味，始料不及。其中最让我无法消解的就是愧疚——汪义群的心血和劳动被白白搁置了十几年。到了这分上，望着那一堆默默无言的文稿，惟一能安慰我的，就只剩一句老话了：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于北京翠微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