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另类的声音，另类的路

　　当前的学术圈，有一股旨在与主流的西方学术接轨的强势声音，流行的治学路径是经院式的：从既有的理论(一般是外来的)出发，以社会现象为注脚，以完善和建立一种理论或模型为目的。而对于本土现实则很冷漠，把它看作维护、解释或修补理论的工具。这种流行导向体现在对中国农村的研究上，就形成了学术界的农村是理论的农村而不是真实农村的现象。但是，《新乡土中国》的作者贺雪峰却发出了另类的声音。
　　作者呼吁：返回国情中来。人多地少的压力，城乡二元结构的加深等基本国情应是理解、解决一切问题的制约性前提。针对近来连续数年农民收入增幅下降，流行的大话语是：因为国家政策或制度安排上的问题，将农民本来可以增长很快的收入抑制了。所以，认为国家一系列农业和农村政策不好的学者说，应该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业信贷，国家应投资兴修水利等；而认为制度不好的学者说，应将农民放活，农业放开，让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和完整的土地产权，在市场经济中自主寻找增加收入的办法。但作者却指出：当前农民收入问题是结构问题而并非政策或制度问题。因为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衡量一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农业份额占国民经济总额的比重下降；另一方面，农民要大规模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是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如再过三十年，按照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即使从农村中转移出四亿人，城里的人达八亿，根据现有的人口净增率，到时仍会有八亿人在农村，仍有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占有越来越少的农业份额。可见，作为一个整体，农民收入增幅下降是由经济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的极度不协调而决定的。
　　作者还呼吁：返回常识中来。作者引用吴毅通过对建国后集体化过程在双村经验的调查得出的一个常识性结论，即：在双村农民的历史意识中，中国农民关于国家的公的观念和关于个人的私的观念是能够协调的，农民并不怀疑集体经济所有制的真实和完整性。而从西方产权理论来看，合作化的过程即是土地产权收归集体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必然发生农民集体抗拒，并由此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损失；但是，只要尊重诸如双村等农民的常识性经验，就会发现：与其从产权制度上说是集体化导致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不如说是在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初期，因为管理不适应(经验不足)而产生了效率损失。作者进而认为，应实际地理解人民公社及其所取得的巨大农业成就。
　　作者再三强调：返回个案中来，在对个案的细致研究中进行不同类型的比较，在比较中予以分类。中国地域广大，情况复杂，各地方传统资源不同，区位不同，具体的社会、自然基础不同，农村在当前的大变革中处于不同的分化状态，所以，没法用同一标准对农村进行普适性的理解。他认为，如果不能对数量庞大又发展不均衡的中国村庄进行适当的分类研究，农村研究就很难提升一个层次。
　　作者进而提倡，农村研究应精细化。个案和分类研究就是精细化的一种努力。经过精细化研究，作者得出了一些独到观点。如，作者认为当前农民抗争的特点是：非对抗性、针对乡村两级、有区域特点、主要限于经济要求；而且进一步认为，只要中央继续稳定当前均分的土地承包制度，逐步减轻和规范农民负担，农民的抗争行为可能不仅不成为大规模反抗的导火索，反而成为释放农村社会不满，沟通农民与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的减震器。他一再强调，乡村治理其实就是让制度与惯例或乡村既有资源不断试探、接触、融合，从而双赢，达到善治的过程。所以，善治不只与外来的下乡的制度有关，更与当时当地既存的惯例、习俗、传统资源等社会基础有关。
　　作者不仅提出这些理念，更重要的是他提供具体的视角。如，他提出村庄社会关联的概念，用以说明村民可以具体建立起来的关系及这种关系应对事件的能力，再如，他认为，当前农村的权力网络运作的依托有越来越理性化和利益化的倾向，这显然是传统的宗族、亲情、面子、声誉、道德、信仰以及共通的是非标准的缺失而造成的结果，所以，如何为权力运作提供合法性实在是一个有挑战性的工作。作者还着力谈了村民代表、村民小组会议、村民小组的治理等，因为村级治理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现在恐怕还应该关注一些村民小组的治理。
　　通观全书，作者所关注的重点、真正的兴趣在于真实的世界，在于如何解读复杂无比的现实的“三农”。因此与主流的大话语相区别，我们把埋头走这种路的学者发出的声音，叫另类。既然乡土中国处在新时代、新背景、新变迁之中，既然越来越多的明白人愈益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尤其是乡土中国的发展所不可复制的，那么，就应该有与主流话语并存的另类声音存在并发展壮大的空间。
　　(《新乡土中国》，贺雪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二年十二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