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裁剪给“巴尔扎克们”的脉脉秋波

　　在阅读当代批评学者的理论文字时，我时常会在文章中的术语面前晕头转向。尽管我努力结合当代文化语境和自身的阅读经验苦苦探寻，仍然稍觉这些针对时下文化批评的词汇太过高深莫测，直到我看了那样一部影片，这些似懂非懂的文字才在我的心中犹如流水一般得到了融会贯通，而那部功不可没的影片叫做《小裁缝》(又名《巴尔扎克与小裁缝》)。
　　这部由法籍华人导演戴思杰本人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近期成为了新闻热点，首先在二○○二年美国金球奖评选上荣获最佳外语片奖提名，接着又在号称艺术至上的戛纳电影节及香港第二十五届法国电影节上享受作为开幕电影的殊荣。与同样获得金球奖提名殊荣的国产大片《英雄》不同，《小裁缝》并非国内投资出品，乃是扬着法国的旗号前去参赛的，并且在此之前戴思杰的法文小说《巴尔扎克和小裁缝》也已经在西方诸国获得轰动，成为年度畅销小说，据戴思杰本人亲口所述：“我认为产生反响的原因有三：一是幽默、诙谐的笔调；二是西方人认为当知青非常恐怖，却发生了一段如此美好的故事；三是暗恋却不背叛，西方人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甚至是神奇的心理现象。总之，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形成了这部小说的最大特色，也是西方人钟情这部小说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部有关知青生活的电影为什么会在西方世界引起如此广泛关注？为什么跟风媒体会纷纷以“经典、启蒙、文学、小资”这样的噱头作为影片推广口号？究竟这类似乎早已过时的题材会带给西方和东方何种的审美感受？西方的巴尔扎克和中国的小裁缝到底谁在看谁？
　　影片以下乡知青罗明和马剑铃在湘西凤凰山区插队为时间背景，叙述了他们与乡下女孩“小裁缝”之间朦朦胧胧的青涩情感以及他们为了改变小裁缝的愚昧处境而借用西方音乐(小提琴)和西方文明(法国小说)进行文化启蒙的故事。剧中的小裁缝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现代文学名著《边城》中的翠翠：同样的懵懂爱恋，同样的璞玉天成，同样的三角关系，同样的生命本真。但是在翠翠的世界中，凸显出的是一个少女在剥离了文化与世俗之后，所呈现的生命成长的自然本真状态，而并非文化在她身上的成长；而小裁缝则很不幸，在本真的生活中接触了所谓的文化启蒙，并且借由这种灵魂的提升开始思虑自身生命的价值，终于在顿悟之后走出大山，迈入了外面的世界，虽然这种结尾稍嫌简单，但是却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隐喻，即愚昧/纯朴——文明/异化的二元复合型结构。
　　影片中的某些情节很值得人回味。在罗明和马剑铃插队的农村山区，文化生活极度贫乏，连一本菜谱都被称之为资产阶级的腐朽产物而遭到焚烧，更不要说其他的文学著作了，在这种禁忌的生活中，年轻知青们能自发组织并且充满热情的活动，在影片里隐隐约约给出了两种选择：一、吃。在影片中表现为知青“四眼”即将返城，众人杀了耕牛为其送行，在夜晚一边观看少女们的忠字舞，一边等待分吃牛肉的场面(姑且不论在那个年代宰杀耕牛本身就是一件违法的事，单看“四眼”对待耕牛前后迥然不同的态度，就能看出影片里面“知识分子/文明”对“农民/野蛮”的深仇大恨)。二、对异性的渴求。在罗、马所在的山区有一眼“一线天”温泉，附近的未婚少女经常拉帮结伙去那里裸浴，而影片里面的罗、马在知道了这个众人皆知的秘密后，悄悄前去偷窥，也正是在那里遇见了小裁缝，并且导致两人不约而同对她萌生爱意。由此可见，在匮乏文明的山区中，人的生存除了每天重复艰苦的劳动之外，只剩下饮食男女的最基本欲求，这就是影片所宣告的中国农民在“文革”中的面貌，针对这种未开化的状态，用什么才能拯救他们的蒙昧灵魂呢？编剧兼导演给了我们如下答案：那就是书，并且是以法国文学为代表的经典作品。更重要的是，产生了重大成效：原本愚昧的少女在经历了文学的滋润后确实成长为了独立的女性。以巴尔扎克为符号的西方文明再一次成功地充当了人权英雄。而谱写这种神话的，乃是中国人自己。
　　这种展现解放的动机正如那些愚昧而又纯真的少女的露天裸浴，我很怀疑她们这么做是不是故意为之，原因很简单：一、山高路险；二、不洗浴却嬉戏打闹；三、露天裸浴这个秘密众人皆知；四、发现了男知青偷看并不气愤；五、集体未婚。她们的举动早已超出了洗澡的含义，而似乎有意无意充当了一种展现者角色——即借用良辰美景充分展示自身少女的美，而这种被观赏是需要观赏者的，自然，年轻知青很荣幸成为了看的一方。于是衍生出如此的逻辑：少女们洗澡就是为了故意在别人面前展现自身，而这种性暗示在知青那里却变成了一种对纯美的欣赏，对于纯朴天然的一种赞叹和惋惜，并且希望借由文明的力量对她们进行开化，并在这种教育中充当导师，享受给与的乐趣。
　　影片里面的这一层隐喻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仿佛也暗示了影片本身的命运，以展示东方古老落后文明而博取西方人的窥视欲望，同时运用西方文明进行启蒙，并使落后一方为之改变，在欣赏了奇风异俗之后进而满足先进一方的虚荣心和优越感，这样专门提供给西方人的精神大餐怎么能不在西方世界好评如潮呢？
　　我并不主张狭隘的民粹主义，也绝不抱残守缺拒绝西方文明，问题是：怎样的东西文化交流才是合理的？或者说在东西文明的撞击中，如何理解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走向？姑且不去用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论”来危言耸听，在如此一部有法资背景并由法籍华人编导的影片中，我却感到了理论存在的现实基础。当然在当前全球化的趋势下，泾渭分明地去寻找纯粹的东方和西方，都是不可能的，也是徒劳无益的。旅美学者陈晓梅在《西方主义——后毛泽东时代的反抗话语理论》中指出，西方话语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在中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是陈晓梅着重强调的乃是任何一种话语实践都要放到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去加以考察，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任何文化研究都不能忽视其本土化对象的日常生活经验。所以，在关注中国农民文化以及“文革”特殊时期的文化结构的时候，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和启蒙者的身份叙事，毋庸置疑会坠入到《小裁缝》的尴尬境地。
　　影片在这方面着力甚多，不仅杜撰了一个婉转动听的中国茶花女现代传奇，更在很多体现中国民俗风貌的场面上子虚乌有。年逾古稀的老裁缝在听了知青讲述《基督山伯爵》的故事后，大展想像力，给生产队的女人们剪裁出了具有法国风格的长衫短裙，于是出现了一幕全村老少穿着法国水手风格的新装和银行家夫人式镂空长裙之类的场面，作为一个电影场景，固然富有情趣，但是在文化涵义上却不伦不类。另外一个场面是小裁缝在经由《高老头》启蒙后，为自己裁剪了胸衣在女伴们面前展示，并且传播“野蛮人只有情感，文明人除了情感还有思想”的小说精神。显然，她将穿上胸衣视作文明的一种方式并据此区分她和愚昧的其他人的不同，这种肤浅的表面理解只能导致纯朴的山村少女迅速被都市文明生活方式同化，并将这种生活方式视作个性解放的必由之路，这样她在走出大山，去深圳乃至香港淘金的结局就符合人物成长内在逻辑了。殊不知这种成长正是以放弃自己的本真生命为代价的，而对她的这种崇洋心理的着力刻画导致了整部影片内涵的狭隘，使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作家的西方经典文本彻底丧失了其内在的文学精髓，而沦为了和女士胸衣、小提琴等价齐观的西方文明符号，这种虚伪的追求恐怕也只有当代的文化小资们才能充分意会，因此在“回到经典”的宣传口号中蜻蜓点水、泛泛而谈，将西方名著中的人文价值和批判精神曲解误读，形成一道独特的当代文化景观。
　　在文化荒漠的时代中，知识分子的确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压抑，但是并不能以此为由去丑化农民。正是由于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使得缺失话语权的农民兄弟们至今仍然戴着“愚昧落后、自私自利、传统僵化、尚需启蒙”这样的评语。片中出现的生产队长是作为那个时代的典型农民形象设置的，他没文化但却能干，肯豁出命抢救主席像但又以公权谋私利(威胁罗明替自己拔牙)。这个形象看起来是丰满的，但却处于先进力量的对立面而存在，他烧毁了知青惟一的一本文字材料——菜谱；把小提琴当成资产阶级狗崽子的玩具欲烧之而后快，并且，以他为代表的全体村民无知愚昧，处于被嘲弄的位置，属于尚待文明开化的层次，只能被动地接受官方意识形态强制灌输，在别人引领下高呼口号不辨真假。整部片子对于中国农民和中国乡村文化操着轻蔑和惋惜的口吻，即使是那部让全体村民动情的县城电影，也是朝鲜的《卖花姑娘》，中国文化在此仿佛一无所有。
　　那么作者为什么如此设置情节呢？无限拔高西方文化，无限降低中国文化，这期间的落差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空白为某类新的角色提供了舞台，他们就是带有启蒙者色彩的知识分子。
　　显然，在影片里面扮演这种启蒙者的是两个年轻知青——罗明和马剑铃。他们的出现固然构筑了一种与小裁缝的三角关系使电影增加看点，更在象征层面体现了一种更大意义的隐含意味。罗明长于读书，以经典复述者的身份进行文学启蒙；马剑铃喜欢拉琴，以音乐演奏者的身份进行艺术启蒙，他们俩仿佛是文学和艺术的使者，携着手亲密无间地走向未开化的山村，给人们带去启蒙的希望和可能。台湾《破报》一篇评论曾臆断罗、马之间有同性恋关系：“罗制造故事，马营造意境；罗提供生命(精液)、马结束生命(堕胎)，恰似有一回罗蓝衣橙裤，而马橙衣蓝裤，既‘同’又‘异’且‘互补’的暧昧。”我们姑且不去探究这种情感的纠葛，单从罗、马二人日常表现的亲密无间来看，在某种程度上也恰巧契合了文学和音乐形而上的紧密结合与相得益彰。
　　影片中当愚昧农民想火焚小提琴的时候，罗明挺身而出，编造谎言，以《莫扎特想念毛主席》这一“合理”名称取代《莫扎特奏鸣曲》这一非法语汇。而当马剑铃开始演奏《莫扎特奏鸣曲》之时，村民们则睁大了混浊的双眼，在这一仿佛天籁的美妙声音中，灵魂得到了升华。另一方面罗明偷梁换柱，故意以巴尔扎克小说内容代替政治电影内容向村民传达，全体村民在罗明的蒙蔽下，举手高呼“巴尔扎克”。这种屡见不鲜的革命群众喊口号场面以这样的方式被再一次重复，自以为体现个性的罗明则根本没有发现，其实这些农民根本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灌输给他们的内容从极左意识形态转变为西方话语形态，而农民们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根本不会去思虑自身的解放乃至所谓个性的意义，在他们头脑中只有生产队长的那句话才是金科玉律：“在山区里面，只有辛辛苦苦地劳动，才能吃上玉米馍馍和大白菜。”
　　在对全体村民的启蒙中，知青罗和马不知不觉扮演了传道者，他们有意识地同农民划清界限，把自己摆在了先进文化的地位上，时时彰显自身的优越性和中心感，虽然在表面上顺从，但实际暗地里轻视甚至仇恨农民(“四眼”喝公牛血一节很明显地外露了这种情绪)，这种潜隐在影片之中的情感趋向正是当代知识分子阶层某种无意识的情感表露。
　　文学启蒙思想，艺术升华灵魂，尽管作者在这里着力刻画以法国文学为代表的西方经典对中国愚昧山民的开化，力图推导出文化拯救人性的终极理论，但是由于作者对东方文化的狭隘化理解(在电影中，惟一正面出现的中国文化是一部不适合小裁缝阅读的《红楼梦》，而对《水浒传》、《聊斋志异》和鲁迅著作则不屑一顾)使得影片构建了一个空中楼阁，自我炫耀，自我吹捧，片面强加于人。影片把掌握知识的知青地位无限拔高，对落后的农民无限轻蔑，而对由无知发展到有知的小裁缝则采用了一种暧昧的态度，因为她的无知在两个知青眼中是可以改造的，无论是她好奇拆毁闹钟还是她向往山外捏造飞机模型的行为都说明她的“灵性”，更重要的，她是个年轻的女子，她的魅力吸引了知青。小裁缝的纯朴和村长的愚昧虽然在认知程度上没什么不同，但是在年轻知青眼中却是迥异的，因为小裁缝除了拥有无知，还拥有纯真、希望和美，这些正是最终令小裁缝争取到被启蒙权力的重要原因。对于小裁缝来说，她甘心情愿接受这种新式启蒙，甚至不惜舍弃自己的贞操。
　　西方文明在企图同化东方文明的同时，还以一种好奇的眼光去欣赏东方传统的奇风异俗和传奇历险，在影片中缝纫机补牙、鬼节祭祖、土方治病、偷书、民歌等诸多因素满足了西方人窥视新奇的欲望，正如中国的瓷器和艺术品在西方人眼中不外乎是作为另一种古老的唯美的异民族珍宝而存在一样，影片中纯朴民情的设置无外乎也仅仅增添了中国乡俗的神秘，作为另一种“被看”而存在。依靠东西方的媾和达到虚伪的意义升华，在影片中象征式地体现为罗明对小裁缝的肉体征服和马剑铃对小裁缝的肉体补偿，这种显然无耻的成就在更大意义上则代表了西方对东方的强暴、规范和改造。
　　影片结尾，当罗、马二人以教授和法籍音乐家的身份再次回忆那段蹉跎岁月时，除了象征性的对那段历史怀念之外，恐怕更多伤感的还是自己的经历。老村长依然愚昧，凤凰山依旧原始，只是作为过客的知青们却都已经锦衣玉食，被他们启蒙的小裁缝则在寻找自我的堂皇旗号下从深圳融入香港那样的现代都市淘金去了！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究竟是东方看西方经典而全面启蒙？还是西方看东方落后而文化霸权？这还真是一个难以言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