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视点与沟通

　　七十年代初抵美国，我无意间接触到一本《创新传布》，当即惊为“奇书”。作者罗吉斯(E.M.Rogers)地毯式搜集两千篇相关实证研究，一半以上是在第三世界做的，然后整理出框框条条的理论假设，逐一归纳统计每个假设获得百分之几“跨文化”研究的证实。后来我才怀疑罗吉斯援引那些貌似客观的“跨文化”研究，本质上莫非把深植于美国文化土壤的理论挪到国外去“再生产”。
　　一个时空背景下的非学术主流，可能跃居另一个时空背景下的主流。在不同的语境下，相同的概念可能产生特殊的意义，形成不同的因果关系。有人潜意识里老觉得，外国学者提供普遍理论，中国学者只能证明那个理论在特殊环境的真伪。果其然，我们搜集材料岂不只为给西方理论当注脚？
　　美国社会科学愈来愈拘泥于技术问题，对于宏大叙述不感兴趣。我无意把技术问题和宏大叙述黑白二分，宏大叙述必须以技术和证据为基础、为衬托，技术问题最好有宏大叙述的关怀，它们彼此层层渗透，应该有辩证的联系。
　　我服膺莱特·米尔斯(C.W.Mills)的为学态度，他认为社会学者必须念兹在兹，结合个人的兴趣和重大的社会议题，而且置社会问题于历史为经、世界为纬的坐标上。这个说法对“做怎样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甚有启示：从个人最深刻的经验向外推，思考扩及普遍的社会现象，最后竟联系到一些根本的关怀，以至于发展成一种学术志业，那么学术工作就构成一个整体，不是割裂。基本关怀(例如自由、平等)必是每个社会永远存在而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需要因时因地从各领域注入新的内容和诠释。社会科学属于公共领域的自由独立论述，一旦疏离于社会实践，则滋长知识的专横。
　　鉴于当今中国众声喧嚣的语境，我得赶紧澄清可能的误会：我反对“假、大、空”。在华人学术社群里，许多人论多证少，有人甚至只论不证。他们没有传统朴学或西方经验“技术”的严格训练，但凭直感和空话铺成一篇篇“应该(should)”如何如何的论文，独独说不出“是(is)”什么。然而未知“是”，焉知“应该”？他们不但缺乏看问题的理论架构，也很少落实到“技术”的层面──包括建立严谨平实的论据，关照搜集证据、证明假设等一连串明辨的过程。大陆最欠缺朴实的技术训练，港台学者则要把技术问题提升到终极关怀的境界。
　　法兰克福学派诸子避“二战”于美国时，与美国重实证主义的文化土壤格格不入。阿多诺最早寄居哥伦比亚大学，拉查斯斐尔特(Paul Lazarsfeld)邀请他合作，希望用量化的方法“验证”法兰克福的社会理论，但因想法实在南辕北辙不得不分手。法兰克福诸子后来陆续学习一些实证方法，阿多诺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发展出一个量表，测量法西斯的“权威人格”。战后他们当中多数回到德国，在面对论敌时，反而站出来为实证方法辩护。他们用实证的技术阐发宏大的叙述，相反相成。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芝加哥大学开山的社会学家们开辟了原创的媒介研究，以杜威的实践主义(pragmatism，或译实用主义)为引导，把媒介当作社会有机体的制度，联系都市化、工业化和大量移民引发的迫切问题，例如罗伯特·派克(R.Park)研究各移民报纸如何促进民族大熔炉，处处表现了淋漓的社会改革精神。“二战”以后，美国的势力如日当中，社会学重心东移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拉查斯斐尔特发展的大型调查研究，受墨顿(R.K.Merton)的中距离理论和结构功能论引导，取代芝加哥学派，跃居主流，基本精神从批判改革变为给美国持盈保泰。
　　整个美国社会科学过分追求专业化，忽略通观通识，学术的崇山峻岭纷纷变成了丘陵起伏，隔行如隔山，甚至连同行也壁垒分明，纷纷为技术化和窄化推波助澜。最糟糕的，传播学走入“天真的经验主义(naive empiricism)”削足适履的胡同，凡是跳出它狭窄范围的都不是问题。社会批判的刀锋磨蚀殆尽，研究旨趣和社会脉络脱节，最多枝枝节节地给权力机制(政府和商家)提供合理化的解释。直到六十年代末，激进的社会抗议风起云涌，少数学者正面挑战保守的结构功能论，回头去芝加哥学派找灵感(但此时芝加哥的旨趣已经远离媒介)，并期望借这座桥吸取欧陆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神髓。
　　实证主义旨在把复杂的宇宙化约为最精简的元素，并建立当中的因果关系。这是近代自然科学的主要方法。但社会科学要是“完全”模仿自然科学，接受实证主义，最大问题是人间事除了客观规律，还有一层一层的意义必须主观阐释。实证主义追求理论的普遍性，甚至把普遍性扩张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不惜抹煞历史的特殊性为“例外”，殊不知社会科学的“例外”有时比“常态”更有意义。实证主义者也不太理会本体论和知识论，往往把看问题、看世界的“方法论”简化窄化成为研究技术，以为这就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或最后的标准。他们从头起就冻结第一层次的根本问题，径向美国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基本假设靠拢，并以这些假设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在建制的范围内只顾回答一些技术的问题。他们在“科学”的旗帜下，关起宏大学术思潮的活水源头。他们在既定的范围内埋头经营，山头愈分愈支离破碎，使有意义的对话沟通成为不可能。
　　我心仪的美国的“主流”传播学者遍布各学科，既能见其大，又能见其小，宏观和微观并举，经常纵横几个山头领域；有实证的、非实证的，也有反实证的；有自由派的，也有激进派的。但他们几乎很少采取国际的视野。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美国学界过分“专业化”，只问耕耘自己的田犛，不管外面广大天地的气候变化，目光愈变愈窄，关怀愈变愈技术化，因此社会理论的重心已经从美国渡海转移到欧洲去。过去二三十年来，英国学者吸收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结构学派和意大利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又融合本土的激进思想，形成统称为“文化研究”的传统，与美式媒介研究一方面分庭抗礼，一方面互相渗透。有趣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大师们俱属文化精英，集中火力批评通俗文化和文化工业摧残精致文化的品位；英国文化研究大师多出身寒微，他们追求文化霸权的解放，并认为俗文化和媒介是文化霸权的重要制造者(说到底，美国总以实证主义为基调，即使英国文化研究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陆续渗透到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它还是被吸纳到自由多元光谱中的一点，始终是非主流，只能从弱势的边缘抗衡实证主义的支配霸权)。
　　文化霸权的“压迫点”大抵包括阶级、性别、种族。但文化研究这么激进富生命力，都只看到阶级，不及于性别或种族。先驱大师威廉斯(R.Williams)出身威尔士的铁路工人家庭，学术旨趣聚焦于英国阶级和“内部殖民”的压迫，但他向萨义德坦承“帝国主义”从未进入他的学术意识范围，这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另一位大师霍尔(S.Hall)，牙买加的黑人移民，一辈子环绕英国的阶级问题转，近年才回头认真反省种族、肤色的文化意义。可是，到头来，女权主义者统统怪罪这两位大师忽略性别的压迫。最后，我不得不再指出两点：其一，英国文化研究仍以欧洲为本位，并不是那么“国际化”，不能简单移植到别的文化土壤；其二，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批评”的传统，有时未免令人觉得“文学”太少“批评”太多，文化批评也不应该限于意识形态的批评。
　　这个世界需要多元的文化视野。华人学术圈什么时候能够了解美、英、法、德思潮的精髓，又能共同提出原创的问题、方法和理论，什么时候才可以建立主体性，脱离学术殖民地的境地，而站在平等的立场与强势的学术传统对话。
　　华人传播视野建立于“共同民族文化”的基本假设上面。什么是文化？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接受文化研究者的立场：文化是一般俗民过往生活的经验以及他们日常活生生奋斗的过程，而不光是陈列或尘封在历史博物馆的文物，更不仅止于供奉于庙堂之高的一部部典籍。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笼统的“华人视野”，将来也不会有。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生活经验和传播视野势必多元、复杂而矛盾。我不喜欢把东西解构到绝对或虚无的地步，毋宁相信文化有稳定性，有共同性。但这个共同性不能抹煞特殊性，这个稳定性是经历动态变化的过程，不是静止不变的状态。用佛家语，就是展现“无常”之“常”，我们捕捉的正是“常”与“无常”的辩证性。
　　民族性不能定于一尊，不能压抑民族内部次级团体的各种观点，更坚拒以任何政权功利的霸道立场为准绳。大陆、台湾和香港面临殊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内部条件的差别很大，传媒研究的路向也是有同有异，顶多求同存异。大陆内部的发展失衡，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陆的矛盾显豁，广州看到的中国和青海看到的中国是两样的。北京向“一国”的倾斜，正如香港对“两制”的维护，这在媒介论述看得很清楚。
　　在某些问题上面，“华人”的传播视野未必是问题的第一位，阶级、性别和种族的观点也许才是主要的矛盾。上海新贵的时尚向纽约或巴黎看齐，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翻一翻《上海壹周》那些花花绿绿的名表、LV皮包、化妆品、内衣和红酒广告也过足瘾，社会心理学家说这是“替代式参与”欧洲小资的消费幻象。他们跟辽宁的失业工人、安徽的农民有多少灵犀默契？但碰到若干议题(例如民族主义)，这些阶级群体可能短暂会合，可见立场的分合因脉络和条件而定。
　　一般人拿所谓的“国际”理论来套取“本土”经验。“国际”理论为“体”、本土经验为“用”的迷信不破，主体性的建立无期。在方法论上面，管见以为华人传播学术圈除了熟悉实证主义，在现阶段不妨多多探讨韦伯式的卓识。韦伯式的方法出入于实证论和现象学之间，可以两头兼顾实证的因果(抽丝剥茧，执简驭繁)和现象学的意义(多元、复杂甚至矛盾，殊堪玩味)。换言之，实证主义假设宇宙、社会只有单一的、可知的外在客观规律，研究者的任务在于发掘这个客观规律，这是第一性。现象学先注意不同群体建构不同的意义系统，然后研究者进场接通理论和这些意义系统的联系，但研究者只是第二位，是助缘，不能取代社会演员的主要角色。由于它所建构的是“多元现实”，有利于我们争取主体性，有了主体性再寻求和西方学术平等对话。
　　最实事求是的，莫过于平时深入了解“西方”(这个名词尚待解读)的主要社会理论、学科理论(例如社会学理论，有别于社会理论)的脉络，熟悉它们的重大辩论，以储蓄学术理论资源。当我们面临思考具体的问题时，则不妨先跳进去参照自己生存的场域，从中提出最有意义的问题，接着反刍平时留心的理论，一方面分析，一方面综合，从小见大，见微知著。上焉者，如萨义德，提出了另类和针锋相对、分庭抗礼的解释、理论和视野。中焉者更清楚烛照文化的特殊意义，并联系理论的规律。主流理论通过了严格考验仍巍巍屹立，起码证明它的文化霸权不足为畏。说来说去，最根本的在掌握文化脉络里的内在理路，然后援引外在理论，刺激我们思考问题，帮助我们解释证据和意义。
　　一位教哲学的朋友说我属于脉络学派(contextualist)，我想了一想，欣然接受。我常觉得社会理论很少有绝对的是非，通常是角度变化，观点自然不同。在一个脉络之“是”，可能是另外一个脉络之“非”；在同一个特殊的脉络里，甚至可能亦是亦非，端看条件、时间、议题而定。为了减少一些可能的误会，容我喋喋补充几句话：我不赞成绝对化，要把问题“适当”相对化，但不是漫无边际、“绝对”相对化。即令“无常”还是有“常”的一面，而那个“常”在我看来就联系到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基本价值上面了。
　　我强调主体性，又强调对话与沟通，完全没有排外的意思，更反对闭关自守。然而，对话权和沟通权不是天赋的，只能靠弱势者不懈争取，不能靠强势者施舍或让渡。鉴于西方长期占领学术霸权，我们需要发挥文化的特殊性，去消解它们(也是我们)“西方就是世界”的世界观。我们争取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平衡，反对以西方垄断的普遍性来压抑甚至取代我们的特殊性。在世界的脉络里面，许多人视为必然(普遍性)的“西方”经验，其实可能只代表历史或地理的偶然(特殊性)。以“西方”本身而言，贝灵顿·穆尔(B.Moore)指出，英国、法国和德国走过的现代化道路截然不同，查尔士·提利(C.Tilly)也说西欧在十八世纪建造民族国家的过程未必能“复制”于当代的第三世界。没有普遍性不成为科学，但究竟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普遍性绝非一成不变，值得我们常常停下来思考一番。自然科学只有规律的问题，社会科学却牵涉规律和人文意义两个问题，所以社会科学界需要而物理学界不需要强调华人的主体性。
　　归根结柢，我们的视野应该既是华人的，也是世界的，联系普遍理论与具体情境，随时争取对话和沟通的可能。这种对话“既回响着不同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回声，又同时受到现代人的诠释和检验”(乐黛云语)，而且也要用现代性语言在世界文化语境表述独特的文化风格与价值。我赞成后现代主义戳穿一些虚妄浮夸的、教条的全称命题，但倘若因此而无限上纲，甚至把民主、自由、平等、解放这些宏大叙述都一并解构，则将不知置学术关怀于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