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公平性与中国教育问题追问

　　二○○四年一月七日，中央电视台“新闻早八点”报道的教育部长周济有关教育问题的讲话中谈到了一个观点：“教育的产业化不适合教育的公平性。”这句话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近几年以来，一些所谓教育专家、政客不顾中国国情，热心“关心”教育，希望教育“跨越式发展”，也许用心是好的，但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坏的作用。他们“生产”、“制造”和“包装”了时髦的观点：中国的教育，不仅是一个很大的产业，而且中国的教育要产业化。这一观点导致较长时期以来，教育的乱扩招现象、乱收费现象、高价读书现象，甚至教育腐败现象一浪高过一浪，打破了相对稳定的招生和读书秩序，弄得教育斯文扫地，信誉下降，引起了中国工农大众一部分群体和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就拿笔者所在的云南省来看，二○○三年下半年，有关领导据说是到玉溪、昆明、曲靖做了调研，经过“科学”决策，提出要加快云南教育发展，特别要加快高中阶段的发展(这当然与“高中是中国教育发展瓶颈”的认识是相吻合的)，提出高中要收费上学，人为地规定了收费读高中的试点学校。这还不算，而且提出学校要公司化、私人化、校长化，要你干就干，不要你干靠边站，只要你听话，哪管你才干。一时间，教师紧张，无所适从，自己素来只管干教学，又不会吹捧领导，这下咋办？其他省份我不甚清楚，就拿云南省来说，教育的公平性早已打破，昆明的几所重点中学如师大附中、昆一中、昆三中，玉溪的玉溪一中，曲靖的曲靖一中，这几年的指标生(正常招生指标)越来越少(包括初中)，自费生、高价生越来越多。就笔者所知，云南师大附中高中招一个自费生收三万元(有一定的分数线，比如六百六十分招收指标生，六百三十分收自费生，三万元，分数若在此以下又想要自费读师大附中就得以五十至一百元买一分，如六百二十分想要读师大附中，就要交三万一千元，其他各项当然照交)。理由很简单，想读就交钱，多多益善，而自费家长普遍的认识是自己的孩子只有一个，孩子是希望，忍饥挨饿也不能苦了孩子的教育。多么苦涩啊！
　　再看教师收入的情况。以云南师大附中为例，老师每月的总收入(包括隐形收入)基本是四千至六千元。昆明不上晚自习，有些老师(主课)可能还被大亨、老板请去为其子女补课，每节课五十至八十元不等。一年可能就是五万至七万左右的收入。曲靖某中学，据说要拉大教师的收入差距，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分配原则，实际做法是发红包，教师去领工资，不准看别人的，只要拿你该拿的红包就行了，其余的一概不要过问，问了就要倒霉，轻则“批评”重则扣罚。这些学校是当地最好的学校，工资收入与当地一般学校的老师收入相比，简直是“一个在天上遨游”，“一个在水中望月”。看看乡村学校老师的收入：除了正常的工资外，(不拖欠就算老天保佑了！)没有半点额外增加收入的机会，倒是要从自己本不愿、也不该拿去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献爱心”、关心贫困学生。西部地区比较贫穷，有些农村娃娃，素质好，天分高，就是家里太穷，读不起书，老师理智上无能为力，感情上又舍不得(老师还得考虑让一个学生辍学就要扣老师工资多少多少的土政策)，做学生的工作，不得不拿自己的工资垫着给娃娃读书，还要出义务教育费、公路修建费、职称过关科目学习费、电脑培训费……这正常吗？！
　　这仅是地处偏僻的云南教育现状之一角，至于广州如何，深圳如何，武汉如何，上海如何，北京如何，笔者不得而知。因为现在不是强调普遍而是强调特色、省情、地情、县情、乡情的时代嘛，不注重整体全局发展，只注重局部特殊少数利益，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嘛。
　　可以说，以上种种事实和现状，触目惊心，引人深思。我认为，这些与近几年中国教育改革过快，政策制定欠科学，教育过度紧跟政策有关。尤其是一些观念误导愈演愈烈，如教育公司化、教育产业化就是典型。照这样下去，教育如何稳定发展？教育公平性何在？教育是按自己的规律发展还是成为政策、政府官员好大喜功、“形象工程”的附庸和政策注脚？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如何保持教育的人文性、理想性、公平性、独立性？怎样平衡调动重点学校教师的积极性(也不是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而是主要科目的老师，甚至是与领导关系好的老师)与打击、抑制、限制伤害大多数坚守工作岗位、尽职尽责的一般学校、乡村学校老师的积极性？
　　周济先生“教育产业化不适合教育的公平性”观点还能引发对中国教育公平性与中国教育问题更进一步的追问，期待能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认真地探讨如何合理地解决这些日益严峻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关乎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