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发展是对人的全面自由的追求

　　二十世纪，人类在政治民主、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仍然存在大规模的剥夺、贫困和压迫。不仅有老问题，还有很多新问题。各种各样形式的剥夺都可以在富国和穷国观察到。发展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即贫困、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以及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度干预等。克服这些难题是发展的中心目标。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以自由看待发展》(Deuelopment As Freedo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之一)，重新审视了各种发展的实践与发展的理论，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上论述了发展与自由的关系及其相关问题，对发展中涉及的民主、人权、自由、市场、国家、文化、社会安排与社会选择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理论总结。
　　实质性民主思想认为，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对经济学和发展过程以自由为中心的理解，是面向主体的观点。作为自由、自主的主体的人，不应被首先看成是精心设计的发展计划的利益的被动接受者。森以实质自由的价值观念为中心视角，以社会安排的信息基础与人的可行能力为两个基本考察点，构建了关于发展理论的全新框架，复兴了长期以来被个人主义化的市场经济行为和观念统治所湮没的实质性民主思想，使我们认识到各种形式的自由对于解除各种苦难所能发挥的作用，因此，改变了狭隘发展观的旧范式。
　　以公民享有的实质自由来看待发展，对于我们理解发展过程以及选择促进发展的方式和手段，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在评价层面上，这意味着需要从消除使社会成员痛苦的各种不自由的角度，来判断有关发展的要求。实质自由把人——特别是贫困群体与低层民众——的可行能力的培养，作为发展的主体，同时阐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应该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的原则，体现了森被阿罗称为“经济学的良心”的一贯社会关怀。森是世上少有的独立思考与研究弱势群体实质自由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之一，更是世上少有的积极从事探索解决这类问题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实质自由视角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与经济学的人文关怀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方法。
　　书的主旨是讨论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同类型自由与发展的相互依赖性，既讨论了积极因果的相互依赖性，也讨论了消极因果的相互依赖性，阐明了公民拥有更多的自由是发展的关键所在，论证了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等众多方面的一个综合过程，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它意味着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森提出，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把个人自由视为一种社会的承诺。他还就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文化与经济、政治参与和经济进步等之间的互补性关系进行了阐述，强调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而且经济成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根据大量的经验研究资料，森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如人口问题、饥荒问题、粮食问题、收入贫困、妇女问题等，阐明在实践中富有成效的解决途径。在强调市场机制、全球化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基础性重大贡献的同时，他指出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在人的生存、保健、教育等领域承担责任，更需要人作为发展的主体在全面的社会交往和变革中发挥主动作用。
　　森对于发展的一个特定视角，即把发展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实质自由的过程，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分析和辩护。自由的视角既被用在评估变化结果的评价性分析中，也被用在把自由看作是产生快速变化的一种有效的动因的描述性和预测性的分析中。作者也用这一视角对公共政策进行了分析，并说明这一视角对理解一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联系的意义。森指出价值观的形成、社会伦理的产生和进化也是发展过程需要注意的一部分。森的研究试图理解和分析这样一种互相关联的结构，并且从这一广阔视角去总结发展的经验教训。森认为通过把发展看做是扩展那些相互联系的实质自由的一个综合过程，能使我们的观念起决定性的变化。他在书中阐述并检验这一观点，并运用这一观点把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考量结合起来，综合研究发展的过程。
　　特别是，森从社会安排的信息基础出发，分析了实质自由的两个命题，即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自由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比较了各种价值标准，论证了他的自由观是信息基础更广、包容性更强的价值标准。这既体现了信息基础的改变、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对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工具性作用，又体现了信息基础的技术、方法与观念的发展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广泛影响和对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建构性作用。信息基础的改变使自由得到了发展，使国家治理的信念发生了变革，这既体现在发达国家，也体现在转型中的国家。信息化催生政府在观念、技术和制度上进行创新，实行电子化政府方案，扩大公民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促进政府与民众的广泛沟通与相互理解，扩大人们的自由基础，提高政府政策的国民可接受度，而保障使社会走向健康稳定的持续发展。这对转型期的国家尤为重要。因此，我们可以说，奠基在广泛信息基础上的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森在书中不遗余力地强调这一点——自由的建构性作用。他说，就政治权利而言，政治参与本身就是发展的目标的一部分，缺此无以谈发展。市场与人的基本自由相联系，只从效率出发赞扬市场机制是不全面的。市场的重要，首先是因为自由交换是优于后果考量的权利，而不是因为市场导致或不导致效率。这一点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集权的计划配置资源的国家是尤其需要反省的。
　　自由的意义，还在于它的手段性作用。森具体分析了五种工具性自由，它们分别帮助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过有价值的生活，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做贡献。
　　第一，政治自由。森最广为人知的研究结果是关于饥荒的一个规律，它表明政治自由与防止饥荒的关系。这个规律是：权威主义统治者，他们自己是绝对不会受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经济灾难)的影响的，通常缺少激励因素来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与此相对照，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从而有强烈的激励因素来采取措施、防止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灾难。
　　第二，经济条件。转型国家的经济市场化是部分释放对人与经济活动的束缚、限制、干预的发展过程。发展经济学从效率、财富增长出发，已有很多研究结果。但森特别强调自由是发展的核心。以人身束缚为例，森认为，发展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取消在很多传统社会中存在的对劳动者的束缚和强制。森强调，对劳动自由的理解，不能只着眼于市场效率，人的自由才是更重要的角度。自由有超越效率、经济利益的意义，人身自由、就业自由、工作自由比经济报酬更重要，发展就是自由的扩展。揭示市场与自由之间存在一种更基础的关系，拓宽了我们对市场机制的最优性的理解，从而纠正了“市场机制只追求效率”的偏颇论述。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损害经济运作的许多限制，广义地属于“前资本主义”类型的问题。实践中产生的问题通常是由于其他原因导致，而并不是因为市场的存在本身，这些问题包括：对运用市场交易准备不足，毫无约束的信息藏匿和缺乏法规管制，使得强势者能够利用非对称的优势来牟利。森揭示了在发展中国家反对市场的势力常常是在非市场体制下享受特殊利益的人民，而他们常常以“激进”的面目出现来反对市场。森强调市场的整体成就深深地依赖于政治和社会安排。
　　第三，社会机会。主要指的是在教育、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安排，它们影响个人享受更好生活的实质自由。森特别指出，中国在改革以后教育反而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农村教育、医疗卫生保健等供给不足，将不利于长期发展。
　　第四，透明性担保。这是指人民在社会交往中需要的信用，它取决于交往过程的公开性、对信息发布及信息准确性的保证。没有这种信用，社会难以维持正常秩序。透明性担保与健全的市场机制紧密相连，这涉及到市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行为规范的确立。森指出，金融危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某些国家的形成，与商业运作缺少透明性，特别是在核查金融和商业的安排上缺乏公众的参与紧密相关。显示了体制的不健全可能对经济的毁灭性打击。森指出，自由市场机制经常被理解为一种建立在纯粹个人私利之上的安排，事实上，自由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取决于一个强有力的价值规范体系，要有坚实的法治基础来支持交易涉及的各种权利，要有普遍遵守的行为准则来保证协议的履行。这恰恰是转型国家最为混乱的方面。透明性担保也与政治民主紧密相连。森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前导性因素是缺少一个有效的民主论坛。不受挑战的治理权力，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对无责任核实、无透明性状况的不加质询的认可，而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经常进一步强化这种局面。政府的非民主性质对经济危机的产生起了重大作用。
　　第五，防护性保障。这是为那些遭受天灾人祸或其他突发性困难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以及年老、残疾的人，提供扶持的社会安全网。在发达国家，这种防护性保障在社会福利的名义下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仍是一项基本建设。对于弱势群体，防护性保障或为其提供生活必需品或改善其生活条件，都构成其实质自由的一部分。防护性保障不仅是所谓“福利国家”的问题，同时也是民主制度的问题。重要的是，要有制度性渠道把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痛苦反映出来，要有政治性激励机制促使政府去关怀、解决民众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