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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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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反省大事件,复活小细节
栏目品书录
作者王丽丽
期数2004年06期
  尽管“我与胡风”这一总题基本限定了一个切己的回忆角度,但书中的不少文章却超出了人们对一般回忆的预想和期待,很多文章似乎有意淡化展示伤口和苦难的痕迹,而尽可能对事件展开冷静理性的反思。由于这样的反思立足于作者本人数十年身历其境的切身经验,其达到的深刻和犀利的程度,就远不是一般的泛泛研究所能够轻易企及。
  这样的文章以绿原先生的长篇力作《我与胡风》为代表。对于胡风研究而言,这篇文章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提供重要启示:提议学术界研究与胡风事件密切相关的两大问题,即“胡风集团”集结和被剿灭的过程,以及舒芜现象对中国文化界和知识分子所产生的教训;澄清了人们对胡风“高傲,强项,不肯低头认输”的普遍误解,向人们详细展示了胡风在建国初期想真诚负责地检讨,而又始终对批判者的逻辑不得要领,因此无从措手足的尴尬处境;绿原先生的一些直觉感受和判断也屡屡被后来的研究证明。
  此外,作为直接参与“三十万言”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草拟的重要当事人,绿原先生还提供了许多外人无从知道的历史细节,如胡风在写作“三十万言”期间,为了确保自己在理论方面的万无一失,曾经多次与朋友们在太平街寓所的客厅里,就林默涵、何其芳两篇批判文章所涉及的所有理论要点展开过模拟答辩,他是以必胜的理论确信,而迎来上书事实上的惨败。对于研究者而言,仔细体会这些意味深长的细节,一定能够得到深刻感悟。
  提供历史证言、保存历史细节,也可以说是《我与胡风》一书最重要的价值之所在。在耿庸先生的回忆中,作者完整地记录下了一段当年胡风先生亲口对他所说的区分宗派和正常的文学流派的一段话,胡风在这段话中还特意对宗派主义所包含的封建性做了鞭辟入里的批判,这对澄清人们普遍存在的对胡风集团宗派主义的误解是一段关键的证词。与耿庸先生的证词相呼应,罗洛先生回忆记录的胡风“希望朋友们每一个人献一集颂诗给这个时代”,以便大家集合成“大诗人”的思想,又在另一个方面加深了人们对胡风坚持创建文学流派、经营文化生态良苦用心的理解。对于胡风研究的其他重要方面,《我与胡风》一书所提供的细节也同样具有纠正偏见、深化认识的作用。
  相对于初版本而言,在尽可能填补历史空白、弥补历史缝隙方面,增补本《我与胡风》达到了更深、更细的程度。新增的大部分文章似乎都有意在以前人们所忽略的方面着笔,尤其注重彰显小事物和小角色。欧阳庄的文章首次详细地披露了有关《蚂蚁小集》的许多饶有趣味且让研究者不得不重视的细节。作为一九四○年代末创办的众多带有“七月派”标志的进步文艺小刊之一,至今仍然保留下来的刊物本来就已非常罕见,即便有研究者费尽周折读到这一旧刊,又可能受到许多细节的误导,对之心生疑惑。如果不是当事人自己娓娓道出,其中的任何一个疑惑,都不知要耗费研究者多少爬梳剔抉的功夫才能够厘清。
  增补本还新增收录了一组文学地位不那么重要的人物甚至是“小人物”的回忆钩沉文章,包括自从一九三九年在“七月诗丛”中出版过第一本诗集《突围令》以后就基本上与“七月派”断绝了文学往来的诗人庄涌,几无文学作品行世的原中国作协创联部的普通工作人员严望,以及仅仅因为“三批材料”中提及的一句“苏州一同志”就从此“沦落坎坷”大半生的原苏州地下党员许君鲸。或许,对他们不幸遭遇的发掘不会对文学史或思想史的撰写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但编撰者因此显现出来的关注孤弱的人文情怀,却可以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变得温润,让历史叙述不再显得那么枯干、势利和冰冷。
  “增补本”还有一个编辑特点也颇可值得称道。书中有多组文章明显可以彼此照应,以便读者对照阅读。书中涉及胡风和刘雪苇关系的一组文章便是例证。刘雪苇与胡风的关系在一九五五年曾被认为“类似饶漱石和高岗的关系”,为此刘雪苇自然“付出过高昂的代价”。《我与胡风关系的始末》是刘雪苇在胡风作古两周年之际写作的试图澄清两人关系真相的文章。很显然,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已经教会了作者“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所以在文章中,刘雪苇着意对“雪胡关系”进行了一番“纯化”。为此,刘雪苇还无保留地表达了他对胡风在为人处世方面的一些看法。从为文的坦率程度来看,刘雪苇所言自然没有虚诳,但既然是“澄清”和“纯化”,文章当然也就可能忽略了两人关系中原本属于正常的“友谊”方面,过滤掉确实存在过的美好情感。对于刘文中的这一“矫枉过正”,梅志先生在《追忆往事——悼念雪苇同志》一文中委婉地做了补正,并对其中明显的误会做了解释。
  通过多篇文章彼此对照来彰显相对可靠的历史真实,这一编辑特点不止是在展示“雪胡关系”这一个问题上有所体现,而是贯穿全书。从终极意义上说,这也是胡风先生编辑遗风的体现。因为胡风先生的一个重要编辑思想就是:编辑者需要营造的是一个公共交流的自由空间,对于这一空间中存在的各方的分歧和对立,编者不必强行干涉或整合,而应该直接诉之读者的理性判断,给读者和批评家留下选择和判断的余地。
  (《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增补本),张晓风编,宁夏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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