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学史的难题

　　近几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与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问世，则被看作是这一学科成熟的标志。但在另一方面，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一直都存在的问题却因此而突出，在洪子诚最近主编的与其《中国当代文学史》配套的《作品选》和《史料选》中，这些问题以更加具体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
　　作为主编者，洪子诚特别将自己的这套书定名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选》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显然是想与其他无“史”的同类选本有所区别。事实上，单看《作品选》，这套书从总体框架到具体篇目，都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例如，在大的体裁方面，报告文学一篇都没选，八九十年代的杂文也没有；但诗歌的篇幅有较大的增加。而最出人意料的，要算“八个样板戏”中《红灯记》和《沙家浜》的入选，这是前所未有的。它马上带出的问题就是：面对当代文学大量的作品、材料和现象，究竟如何确认、取舍和处理？这自然涉及到编选者自己的文学史观和有关“文学性”的认知标准，以及如何处理文学价值(“文学性”)与文学史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
　　通观现有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本，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作品取舍应该依据怎样的标准。显而易见，为数不少的编选者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或者含混的态度，选本中看不出一种比较统一的、明确的尺度；而在一些明确坚持以“文学性”为取舍标准的选本中，编选者对于“文学性”的理解又各不相同，甚至在同一个选本中，所谓“文学性”的标准实际上也是不统一的。即以“八个样板戏”为例，如果将“文学性”定义在艺术形式的独立品格与价值、新的艺术经验的积累与贡献上，“八个样板戏”，特别是其中的《红灯记》和《沙家浜》，在对民族传统的“折子戏”等艺术形式的继承与革新上，在探索传统形式怎么适应现代生活方面，显然积累、贡献了新的艺术经验，在保持传统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里头，加入了很多新的东西，而又没有使它支离破碎。包括钢琴伴唱《红灯记》、《沙家浜》的交响乐，都做了很多尝试。所以它们能够脍炙人口，流传至今。而以往的选本不选它们，所依据的恰恰是一种“政治性”标准，一种对“文革”的政治判断。实际上，在剥离了具体的政治语境之后，它们是否仍然具有艺术价值和魅力，这才是判断其艺术性或“文学性”的关键。像曹操的诗、《三国演义》、法国的《双城记》等，也是很政治化的。所以，仅着眼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层面，对“文学性”的理解并不全面、准确。并不是说跟政治联系紧密的或者说政治性强的，就没有艺术性或“文学性”。“文学性”的实现要靠具体的文本来说话，其中需要太多文学与非文学因素的“合力”。强调文学超功利、反功利的本质、反对文学工具论是一回事，而能否实现较高的“文学性”是另一回事。
　　其实在一些编选者那里，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对“文学性”的误解或不求甚解上。你甚至可以怀疑：他们的有关“文学性”的知识到底有多少？他们在当代艺术形式本身问题上的专门研究与思考到底有多少？否则，便很难理解在艺术探索方面“领跑”整个当代文学实践的先锋诗歌，在文学界和诸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本中所受到的冷遇。“这是不公平的”(洪子诚语)。这实际上又带出了一个题外话：衡量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标准与要求问题。成熟的当代文学史家，应该有内(内部研究)外(外部研究)兼修、打通历史的硬功夫。
　　毋庸置疑，选编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有关“文学性”标准的困惑，有时反映出的实质上是在文学价值(“文学性”)与文学史价值这两种标准之间的摇摆。文学史研究及其标准，如果独尊文学性，会有局限，也是不太可能的。而要依据文学史的标准，实际上要考虑的因素就很多，包括作品之于某种文学思潮的代表性及其位置，它对当时整个文学产生的影响与效果，涉及很复杂的方面。如果文学史还承担着对文化的变迁，甚至包括艺术形式、体裁的转换流变的考虑的话，那么作品、包括史料的选择就会出现多样化的局面。但是如果单从文学史的标准出发，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些在文学史上轰动一时、影响很大的作品，文学性却不一定很高；有些代表或开启了一定时期文学思潮的作品，在更长远的历史脉络中，在更开阔的人文视野里，却显示出不可救药的局限性和单一性。像包括“八个样板戏”在内的“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时期的作品，致命的问题就在这里。因此可以理解陈思和提出的“潜在写作”的良苦用心，他试图通过突显另一种非主流的、与当时政治相对疏离的写作现象，通过挖掘另一类具有审美现代性、文学价值较高(艺术经验含量较高、艺术视野较为开阔)并体现出文学内在发展规律与独立性的作品序列，来解决当代文学研究中两种标准之间的矛盾。
　　然而陈思和的这种意图要实现起来却是有困难的。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确认、对待这些作品的写作时间的真实性。这一点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它们的文学史意义和地位的判断。因为这些作品虽然据知情者(作者)交代是写于“十七年”或“文革”时期，但发表却是在“文革”之后。这当然会产生学术上的争议。其实这个问题在洪子诚的这套选本中同样存在，对这些作品的年代的处理，基本上也是按照作者标明的写作年代在作品选中作注。如此看来，这是当代文学史研究者所遇到的共同的难题。
　　不过，对此难题，洪子诚曾透露过一种谨慎、折衷的处理方式，即在修订《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时候，除了交代、提到一些作家在“文革”期间还进行写作活动之外，在八十年代特别地突出过去作品的挖掘问题，对包括《傅雷家书》在内的那些写作在特殊时代而当时没有发表、却又在八十年代产生文学影响的私人性的东西，专辟“过去文学化石的挖掘”一节，以此呈现当代文学的复杂性、真实性，阐发其文学性的价值。
　　考证、处理作品写作年代上的困难，实际上反映出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所存在的史料挖掘上的问题与困难。相对而言，当代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它有很多运动，政治和文学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当代文学史料的问题还带有一种时期的特点，什么种类的材料在什么时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迄今为止，国内当代文学方面的史料编纂、整理和出版几乎还是半空白的状态。现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开始普遍意识到了改变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地位，加强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但大家谈论最多的却是方法与视野的更新和扩展问题，而作为学科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却被有意无意的忽视着。正是缺乏史料意识，使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与真相多年来在很多人那里是大同小异，当代文学内部与外部的很多问题都并未得到清晰的呈现和解释。而洪子诚与陈思和等人的突破正是建立在对史料问题的充分重视与有眼光的取舍上。但是他们的工作仅仅是一个良好开端与启示，当代文学研究在重要概念的清理上、在学科知识的建构上、在史料的挖掘工作上，都有大量紧迫的工作要做。
　　(《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选》，《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上下]，洪子诚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二○○二年七月版，111.00元。洪子诚著：《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二○○二年八月版，29.00元。《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八月版，20.00元；《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版，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