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三只眼睛看英语

　　众所周知，英国的殖民扩张从十六世纪开始，英语也随之附丽而出。前三百年，其影响所及主要限于殖民地，欧洲大陆不在意，亚非拉文明社会也不恐慌。第一次大战助英语成虎，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虎添翼，致使其近几十年有横扫六合，净吞天下语言之势，于是有人凯歌高奏，有人警钟长鸣，有人目瞪口呆。五个主要的母语国面向海外的语言政策措施和相关组织构成了凯旋曲中的一个个音符。喜在天下毕竟有仗义者，从英国杀出来的菲利普森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义士。积数十年奔走各国教学和研究之经验，他禁不住不断地惊呼：“谨防上当！”其《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真佩服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在这种暧昧时代居然敢于把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放出来；也佩服何南林先生，在人家迫不及待地向英语示爱时，敢于站出来说：“她不是处女！”最后还佩服《读书》杂志，当英语的光辉使别人晕眩，甚至聋哑时，敢于当众指出：“它背面是黑的！”
　　不过客观地说，英语之有今天并不全靠英美政客的阴谋策划，而是得力于三种力量：母语使用者、第二语言使用者和外语使用者。侠义如菲利普森，也不过忠实地、坦诚地把第一组人的眼睛看到的外部英语世界剖析给我们看。另外两只眼睛在哪里？它们从英语看到了什么？
　　第一只眼睛来自英语国家，尤其是英国从前的殖民地。在讲英语的白人到达之前，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有文明，有语言。由于受到自然、宗教和民族条件的限制，它们多多少少处于事实上的分裂状态，既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也没有统一的语言。西方征服靠的是软硬两手，硬的是坚船利炮，软的是分化怀柔。两手能够奏效是因为当地先天不足，分裂得太厉害，比如印度的语言和方言竟然多达一千六百五十二种，因而不能避免衰弱和陷落。这种解释至少对整个印度次大陆和非洲来说都是正确的。印度拥有人口和山河之利，自己不乱，英国绝对不能以人数少得可怜的远征军使其臣服。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势力以我为敌，使我们不得不处于紧张的备战状态，研究为政治宣传服务，只采信其殖民统治血腥的一面，不提纵横捭阖与怀柔，难免使读者有偏信之嫌。英国入主以后，是否对原住民采取过英语化政策？几乎从来没有。相反，鉴于殖民地的广大和推行英语的困难，英国人不得不从一开始就尝试以印度人治印度人，与此相应的政策是出资帮助当地人建更多的梵语学校。此议一开，殖民政府内部人士的臧否姑且不表，立即引起印度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印度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罗伊愤怒地说，这是使这个国家保持愚昧的最好政策。他接着说，为了改进本地人的知识水平，政府应该创立一种比梵语更加益智的教育体系，延请在欧洲受过教育的博学之士，传授有用的科学知识。不言自明的是，这种体系只能使用英语。事隔十余年，时任英印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的英国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麦考利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这场争论：“与梵语或者阿拉伯语相比，英语更值得印度人去学；原住民也渴望接受英语，而不是接受梵语或者阿拉伯语教育……现在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去培养一个新的阶级，它可以在我们和被我们统治的千百万人之间充当翻译。它是这样一个阶级，血液和皮肤是印度的，而情趣、观念、道德、心智是英国的。我们交给这个阶级的任务是：净化这个国家的方言土语，用从西方借来的术语改造它们，使之成为向大众传播知识的工具。”登载这些言论的《麦考利备忘录》后来成为对印度次大陆影响最深远的语言政策文件。作为旁观者，我最感兴趣的是来自不同世界的两只眼睛看同一个事物时折射出来的影像：罗伊看到的是脱贫和重新站立起来的希望，麦考利看到的是驯服和控制的工具，真是各人打各人的算盘。给我们提供这个画面的是南亚籍美国英语教授卡奇鲁。
　　南亚的分裂和英国君临造成的一个结果是，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政党是用英语组织的，它们的领袖驱逐英国人的号召是用英语发出的，甚至连圣雄甘地和尼赫鲁结束使用英语的呼吁也不得不靠英语来发起。在独立即将实现时，尼赫鲁断言英语将于二十年内从印度消失。五十多年过去，今天英语在他的国家与印地语分庭抗礼。讨厌的英国人走了，美国人没来，谁在那里卖力地推广英语？是印度人自己。原因很简单，赶走异族统治者后，国家内部的民族和部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谁也不想看到另一个民族的语言压在自己的语言头上，成为国家的官方语言，从而使自己屈居下位，结果是由政府承认的地方语言交替上升，竞相与印地语争雄。其次是技术原因。印度近现代教育的框架是用英语构建的，覆盖初中高三个阶段，当地语言无法匹敌。要舍弃英语重来，社会没有这种承受能力，更不用说大学——通天塔的顶端——几乎只对英语使用者开放，少小不学，老大连往那儿挤的分都没有。因此各种地区语言和印地语学校都不如英语学校好招生，质量也不能与其匹敌。从印度土壤中没有产生相当于我们普通话的语言，但是政治统一和现代化建设又需要它，正好英国人走了，原先的民族仇恨淡化，英语变得在感情上比当地的强势语言较能令人接受。现在，作为跨地区、跨宗教、跨文化的内部交流工具，它与印地语共享普通话的地位。最后，不容忽略的是，教育政策是政府中那些受过最好的英语教育、现在有子女在接受最好的英语教育、将来要把子女送进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接受教育的人定的，他们当然要想方设法加强英语教育。难怪卡奇鲁挖苦他们：“对待英语，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有两副嘴脸：公开地反对英语的嘴脸和暗地里亲英语的嘴脸。”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印度现在有三千多万人熟练使用英语，多少会一点的人则不计其数；英文出版物种类和数量紧随美国和英国，超过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另一只眼睛来自没有被英语国家殖民征服过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咱们中国。英语在这个类型区传播的主要动力是各国经济的国际化——国际化的经济需要国际化的语言。受其驱动，不但曾几何时自给自足的人们回过头来，就连一贯傲视英国的法国人都赶着要靠英语挤进地球村的晒场上去分公粮。令人辛酸的是，村里的分配采取的并不是平均原则，而是附带若干的要求和规定。国际化的技术条件是工业化和信息化，这些都要花钱，对那些农业人口超过一半、甚至高达百分之八九十的国家来说，福泽仍然十分遥远。再说，外语型英语圈也有中心与边缘，位置不是由学费，甚至也不是由学习年限来决定，而更多地取决于地理位置、幅员以及就业和居住地的类型。日本既是经济最发达，又是在英语上投入资金和人力最大的国家，教员有十万之众，再加一万老外，国民几乎百分之百受过六年以上英语教育，结果会说的人远远未达到百分之五，与我们差不多。为什么费力不讨好？第一怪单一民族，没有内部交流的需要；第二怪大洋环绕，油门踩烂到不了外国；第三怪身处人口爆炸中心，自己与邻国都不愿意向对方彻底开放就业与居住空间。人家荷兰没费这么大劲，说英语的达到百分之四十；丹麦和挪威嫌双语麻烦，竟然有人倡议大学里面只用英语算了；在法国，因为受了英语的滋润，保护法语协会如雨后春笋。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欧洲大陆疯狂地推广英语吗？非也，是欧洲联盟要求各成员国彼此开放就业和居住地的措施把人们逼到了创造通用语的路上。在所谓的大欧罗巴流动最方便的语言就是英语。正因为如此，连一贯对大英帝国的扩张怀着醋意的大陆人也不得不承认：“英语可能是大不列颠对欧洲的惟一贡献。”
　　我国的英语问题的症结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千万人过独木桥，上不去和挤下河的不在少数。当事者迷，已经受了痛苦和损失，就不责备他们了。可恨的是有些清醒的旁观者，明明知道人多了过不去，偏偏要起劲地宣传、组织和鼓动过河。对外汉语办一九九○年出版的一本汇编就说，当时我国大约有五六千万人在学英语。张中载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估计，现在向英语投资的人数可能又翻了一翻，从业人员自不待言。结果怎么样，没有人调查过，恐怕不会比日本好。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人都想把投资和时间变成利润，梦想没有实现，自然要骂吸收资金者，所以一九九○年代以来英语教学界逐渐成为众矢之的，赢得了“费时低效”的美誉。都是活天冤枉，其实我们教书的又没有叫人盲目投资，更没有能耐胁迫买股。据我观察和研究，英语教育在我国有实热与虚热两面。经济发展，对外交流增加，对英语的需求有所增长，培养出来的使用者也增长了。同时虚热也很严重。本来，财富照耀穷人就像月亮和星星照耀夜空，求才之路光辉灿烂，谁也不需要指点。英语有用没有用，有大用还是小用，学过几年的知道，人民知道。国家关心和干预的应该是中学教育，大学生和就业人员学不学，学多少应该走放开搞活的道路，让市场和职业决定：好大学多教，中等大学少教，劣等大学不教。专业技术人员按门类和等级区别对待：从西方传入的学科宜考，中国土生土长的学科不必考；要考的学科，以及高级的、研究性的职称要认真考，把那些真正懂，而且会用的人选拔出来。为了避免腐败和劳民伤财——这两者常常珠联璧合，必须把发文件通知考试的政府部门同组织印书和收费的部门严格分开，建立独立的、向政府纳税的考试机构。既然社会对英语技能的需要是通过具体工作表现出来的，那么，要不要合格证书，要什么等级的合格证就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事，学校管不着，政府也不要无事忙。
　　目前，全球学过英语的人四分之三生活在二语区和外语区，所以他们才是推进英语世界化的根本动力。各国自己的需要是内因，美英再妖媚，援助再诱人，也不过是外因。有了英语，通天塔是否可以建成暂且不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不能使世界各国的各阶层立即实现共同富裕。因此眼下应该关心的是：就中国的客观条件而论，大规模英语教育的结果是像日本还是像欧盟大陆？现代化是不是等于英语化？推行英语教育是否应该以牺牲汉语和其他学科为代价？以我之见，这种问题对我国人民和我国文化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工业化是否应该以牺牲农民为代价？”一类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