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理想的位置

　　文学批评家首先要拥有一双属于自己的眼睛，即便是以一种“悠闲而美好的心情”撰写随笔小品。《杂览主义》是年轻学者李书磊一九九四——一九九五年部分随笔的结集，而这两年，正是文坛论争最为热闹的时段，从“杂览”书中篇什，我们一方面会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在阐述问题时强烈的个人色彩，感知作者在这喧嚣与噪动的文坛上为自己的心灵选择的与众不同的座标点，另一方面又不难体味到“一个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在这纷繁复杂的现代世界那种百感交集、一言难尽的心绪。”
　　李书磊显然不是“投降派”，他终究是一介学人，修齐治平的热望在他的血管里躁动着，同时他又与“抵抗投降”的张承志、张炜们保持距离。在“重振人文精神”的思想论争中，他提出了“精神归位”的口号。在《理想的限度》一文中，李书磊指出：“知识分子由于长期的书斋生涯和精神生活，往往会对社会的纯粹性有一种苛求……他们常常会否认现实的客观性，看不到历史的展开是一个不受人控制的过程。’他要求“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应从理想的专制下解放出来，站在现实的水平上与现实对话”。读罢这段话，我感到精神沦落，物欲横流固然不好，但为理想而理想，对于理想过度的偏执和不加分析的盲目崇拜时常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人们引入狂热和非理性的迷途，经历了纳粹浩劫和“文革”灾难的二十世纪人在这方面尤其应当保持应有的警惕。然而，李书磊的观点又难免矫枉过正，如他所说，“对历史不可避免的必然过程”(他主要是指经济时代带来的道德萎缩、人文精神失落等诸多病症)“报以会心和宽容”是可以的，“怀着坦然的心态应对这堪称异己的早期商业化时代，做自己力所能及的改善工作”，讲求理想的可操作性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寻找人类共同出路的追求完美的事业毕竟是知识分子的终极使命，对理想家园的执著和对社会现实的矫正与批判也正是知识分子的价值所在。我承认对理想的忠实(李书磊提到叶赛宁和梭波里因现实中的革命同期待中的革命相去甚远而自杀的旧事)注定了他们命运的悲凉意味，但是撇开理想的知识分子同放下武器的士兵恐怕没有什么区别。果真如此，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将重新划定，其涵义将由“社会的良心”下降为掌握一定知识和技术的智能工作者。谢冕教授曾说：“人们，你们可以嘲笑一切，但是，切不可嘲笑这一点点可怜巴巴的乌托邦的抚慰。”以“会心与宽容”消解现实与理想的错位必然会导致知识分子精神堤坝的全面崩溃。
　　李书磊在这本随笔集中还多次提到知识分子在市场化过程中地位沦落的问题。他意识到了这次文化论争与十年前不同之处在于论争背景“已从上次的政治化时代变化到了这次的商业化时代，其主旨也从‘民主/专制’变换成了‘市场/道德’。”(《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分析》)他看到了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反映了这位年轻的思想家敏锐的洞察力。于是，他以鲁迅关于妇女解放的见解为借鉴，好心地为困境中的知识分子开了这样一味药方：“先要解决经济”。在这里，李的想法再度与我出现分岔。社会学家曼罕在评论近代自由知识分子时说，他们“不属于任何固定的经济阶级，知识和思想则成为他们的唯一凭藉，因此他们才能坚持自己的‘思想’上的信念。”这与孟夫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的见解相互应合。只有“冷眼向洋看世界”，才能保持他们的特立独行与心灵自由，充分实现其存在价值。
　　(《杂览主义》，李书磊著，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三月版，10.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