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可能写于前几年，那时不少旅游胜地都争先扩建鬼神雕塑，乃至以各种惨酷的传说故事和游戏招徕游客。我想，某女士之所以将展示酆都城的《阴曹地府画廊》请教徐先生，是因为她知道先生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宗教研究者，早年还曾去德国学习哲学，选修的是艺术史专业，其间为鲁迅选购了不少世界著名的文学、美术，特别是版画作品；然而她不知道正因为先生对人生和艺术有真切的认识和体会，才从根蒂上否定了这部《阴曹地府画廊》。 梵澄先生的艺术观并不狭隘。他并不否定那些“奇异怪诞”的艺术创作，因为有价值的真艺术都是以艺术家的灵感和人格打动人们心灵的。他所否定的是那些粗俗的乃至奉旨“劝惩”之类的匠人之作。他把制造《阴曹地府画廊》之类作品的症结归于国人冥顽不灵的知觉性，即“木然于同类的痛苦或甚至欣味其痛苦”。在此我几乎看到了徐老和他的恩师鲁迅先生思想的共同点，对明清以来麻木的国民性及其危害——尤其是对孩子潜意识的影响——有高度的警觉。我仿佛又一次听到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中国自古以来推崇朱子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治人之道，以暴除暴的方法更是被广泛使用，一切似乎合情合理，不仅在现实中普遍存在着，还经艺术加工，热播于各种传媒中。然而，梵澄先生说：“那道理是说不过去的。”他对我们的除暴安良的思维、手段、法律条文乃至文化教育、艺术创作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与“非报复”的文明通则接轨。 这种“非报复”的思想，是否出于他所好的佛学呢？我也曾和不少人一样误以为他是释家。直到有一次我与他同餐时，发现他大口吃肉，不禁惊讶地看着他问：“您不是……”他一下子明白了我的意思，有点生气地说：“我是搞研究的，主要是研究精神哲学。”此后，徐老常跟我说：“佛学中有很好很深的人生哲理，但也有不合情理之处，有的戒律森严，就很不好。”他对马一浮鼓动李叔同专研修炼戒律，尤为耿耿于怀，认为李叔同本来就身患结核病，亟须营养，本不应该再鼓励他自加“苦行”，加速了死亡。诚如他在本信中所说：“任何高明一点的修为，是不主张自加‘苦行’的，何况他人强加肉体上的痛苦。”这大约也是他与结婚数月的妻子终于分离的原因。他俩原本都钟情于美术和佛学，然而妻子执著地皈依了佛门，修炼成台湾一方颇有名望的佛学家；而梵澄先生却未忘鲁迅先生劝青年“稍自足于春华”的教诲，决意选择一条艰辛的学术研究道路，深入人类精神的源头，探寻疗救生民的良方。他在决绝的痛苦中坚持在佛学发源地印度坚持研究精神哲学三十三年，最终在一九七八年携带他译得的二十余种典籍回归祖国。 他最早对精神哲学的研究，可以说起始于三十年代在鲁迅鼓励下翻译尼采的《苏鲁支语录》诸书，直至晚年，他还不断地为被人误解成“反动派”的尼采辩护，说：“‘上帝死掉了！’这是尼采的呼声。”再三说：“尼采反对若干以救世主自命的人物。有人说他有一副救世主的面貌，是不确的。”他还强调：“原始佛教，是道地的无神论。”读他译著的古印度吠檀多精神哲学典籍《五十奥义书》，能生出众多人生的感悟，而不是拘于某一思想中，诚如先生在《译者序》中说的，“简约一书，而宇宙人生之精义全备，未谓盈天地间皆一知觉，而此即大梵”。他崇敬曾为革命家后专研瑜伽的印度现代圣哲室利·阿罗频多，并尊称那倾其家产建设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的法国院母密阿氏为“神圣母亲”，他翻译的室利·阿罗频多《神圣人生论》、《周天集》诸书和《母亲的话》，其中毫无蛊惑人心的言词和愚昧的事例，多为对宇宙、生命、知觉性、精神、知识、体育、教育的探求。他也从未自称“精神大师”，阿罗频多倒是在介绍以他命名的修道院的文字中说：“这里没有什么教条或一套武断的信理，没有一管理着的教会。”而那些自吹自擂充斥于印度、东南亚等地的“瑜伽大师”、“精神大师”，则是梵澄先生所鄙视的骗子。即以练气功而言，他反对盲目的修炼，常以他所见到的种种练坏了精神和身体的例子来告诫人们。他本人也仅止于研究瑜伽学说，而不练功。然而，他重视锻炼身体，每日五点半起身后，即做一套根据古老的“八段锦”自编的拳操。 正是出于对艺术、人生、宗教的洞澈认识，所以当他细细看了这部名为《阴曹地府画廊》的手稿和照片后，才会喟然叹息。可惜这封信残缺不全，中间和末后都有残缺，幸而未损书信的主旨。今发表此信的目的之一，也在于希冀求其全。我看过梵澄先生遗留的某些书信底稿；也有不少学人给他的信，有问学的，也有求教后的感悟，这些来往书信都闪现着先生的精神成果。所以有不少朋友建议在编先生全集或纪念集时收入，甚至可以专出先生的书信集，而这需要收信人的无私贡献和大力支持。我期待能早日看到这本充满智慧和德行的书信集。 二○○○年十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