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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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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还是要把顾准还给顾准
栏目
短长书
作者
旷新年
期数
2004年08期
《把顾准还给顾准》在《读书》杂志发表以后,不仅没有把住关的《读书》编辑引来了靳树鹏先生的讥讽:“以《读书》编者的眼光,不会看不出该文中这么多问题”;而且尽管靳先生说“没大看懂他们这篇文章主要想说什么”,但是由于令人自豪的抱负和使命,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在字数上就能够压倒原文的消毒文章。靳先生如此自负不已,我们是不是应该都对靳先生保持统一的、虔诚的致敬姿态呢?如果不是,那么我们还是应该“把顾准还给顾准”。
首先,靳先生认为,顾准把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领导的“斯巴达克同盟”误以为“斯巴达团”,“仅仅是顾准偶然的误记和笔误”,“如果碰到一位有学识又经心的编辑一笔删掉这两句话,也就避免了这个错误”。然而,笔者却并不这样认为,其他人也并不这样认为。李寒秋先生就认为,顾准的“笔误”是一个“精彩的错误”,“从一条走错了的道路”“攀上了真理的顶峰”,“触及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同时,我们且看顾准自己到底是怎么说的:“如果说雅典民主引起了世世代代民主主义者的仰慕,那么,必须承认,斯巴达精神也是后代人仰慕的对象。它的尚武精神,它的平等人公社,它的看来是‘共产主义’的平等主义的生活方式,……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尽的试验与反复中逐步接受的理想。马克思的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于是,一九一八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建立的坚决的共产主义团体称为‘斯巴达团’。我对这位崇高的人是尊敬的,可惜他不理解马克思。列宁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则干脆把《法兰西内战》中所设计描绘的一套政制称之为中央集中的政制,于是,我们从往昔的雅典的灵光中,掉到沙俄的现实世界上来了……”顾准明显的是将“斯巴达同盟”作为思想史展开中的一环。顾准把包括斯巴达克同盟、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中国革命在内的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都归入到斯巴达体系。事实上,在顾准的思维中有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坐标,这就是雅典和斯巴达体系的对立,他并且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归结为斯巴达体系。笔者认为,这是顾准思想的一个根本的陷阱,一个粗暴、草率、错误的断言。而顾准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误解也并不奇怪,这正是当代一种流行的俗见,其极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等于“极权主义”。
马克思的学生对于民主的看法并不像顾准所说的那样简单,民主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及其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命运是与具体历史实践密切相关的。讨论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的关系并不是本文的任务,所以只能简单地提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对于民主的看法就是极为不同的,第三国际集中主义的倾向恰恰是作为第二国际溃败的后果而出现的。第二国际以及马克思的第一代学生伯恩斯坦、考茨基都是极端狂热的民主崇拜者。
其次,靳先生宏文题为《顾准与卢森堡》,心中牢不可破的是顾准和卢森堡谁比谁更伟大的念头。然而,笔者完全无意于比较顾准与卢森堡的大小高下,不过要恢复“斯巴达克同盟”以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本来面目。靳先生说:“为了推进戏剧冲突有时需要在无缝处下蚱。”在靳先生看来,《把顾准还给顾准》一文引述卢森堡的思想是在“无缝处下蚱”。可是,卢森堡难道不应该用自己的思想来辨正同志的误解和洗刷敌人的侮蔑吗?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是斯巴达克同盟的两位领袖,同时被德国资产阶级政权暗害。卢森堡不仅在《把顾准还给顾准》一文所引述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等文中赞扬民主制和批评列宁的集中制,而且还写了《斯巴达克同盟想要什么?》等直接化身为斯巴达克同盟代言人的文章。卢森堡的文章直接地、针锋相对地、有力地否定了顾准对斯巴达克同盟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误解。这难道不是对那些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污蔑为“极权主义”的偏见和误解的解放吗?
第三,当有人将资产阶级政治无限地美化的时候,我们听听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是怎样揭露这种虚伪的传教的:“每当资产阶级制度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凶残面目。……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多管炮来整批整批地击毙俘虏,他们没有‘手持法律’没有口喊‘文明’罢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不用说,靳先生所举的光州事件难道不是同样发生在某些人顶礼膜拜的“铁幕”那边的“自由世界”吗?
第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批“知识精英”鼓吹“现代化就是美国化”,将民主诋毁为“多数人的暴政”,把这样一些“思想”贴上顾准的标签兜售,不管他们把顾准的牌子多么高高地举起,难道不恰好是对顾准的侮辱吗?“食尸兽”这个词借自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原来用的是“食尸鬼”一词。不论是“食尸兽”也好,“食尸鬼”也好,难道不正是它们招摇撞骗而使顾准的思想从当代思想中消失了吗?
其实,最早“发现”顾准的并不是那些以顾准的牺牲来荣耀自己的意识形态的人。据我所知,最早研究顾准的是崔之元和何新等学者。崔之元一九八四年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文章就附录在“文革”后出版的顾准的第一本著作《希腊城邦制度》里面。“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顾准的思考有他的针对性,也有他用力过猛的地方。不论怎样,对顾准的迷信既不是知识,也不是思想。
还是要把顾准还给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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